过五关斩六将还是走麦城

2006年8月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应该是“记录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文献。谁也不能否认,建设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执政期间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江泽民本人也把三峡工程称为千秋伟业,把三峡工程与李冰的都江堰、隋炀帝的大运河相提并论,希望能名垂青史。但是在最近出版的“江泽民选集”中,却没有收入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几次最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3月18日在“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的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这个讲话曾对1992年4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的议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都喜欢提“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意“走麦城”,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的“千秋伟业”还是“走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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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局常委会担心全国人大会将拒绝三峡工程的议案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15号文件,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对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做出具体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做出最终决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最好实例之一,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由宪法所规定的,而不是由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府以一个文件可以随意布置的。

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讨论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此时,长江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尚未未审查,也未获得批准。国家环境部在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才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会,国家环境部于1992年2月17日才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国务院在没有合格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情况下,批准长江三峡工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讨论三峡工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水利部部长、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杨振怀、原三峡筹备办主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顾问李伯宁、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和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在会议上作了汇报。其中钱正英论述了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替代的道理。

笔者在“福兮祸兮——三峡工程的再评价”一书中,对钱正英的用三峡水库来替代洞庭湖的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这个工程措施的不合理性。其实,洞庭湖蓄水能力的减小,主要原因在于对洞庭湖围垦等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以钱正英为负责人的水利部一直是积极支持对洞庭湖围垦的,对洞庭湖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三峡水库来替代洞庭湖的防洪作用,只能是错上加错。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讨论三峡工程,当年毛泽东邀请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和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让他们到会阐述各自的意见。可是时隔34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只邀请了四位积极支持三峡工程的人到会,而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一个也没有邀请。黄万里先生就曾给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给他30分钟,讲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可是,江泽民没有给黄万里先生这样的机会,就连一封回信也没有。可见在三峡工程决策上,决策民主化是今不如昔。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但是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常务们表示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表决时,多数人民代表会举手反对。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

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一文中写道∶“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内、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介在统一指挥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地过半数。如果通不过,那将是何种局面呢?”正是描写了中央决策层对此事的担忧。

二、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1992年3月16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报告。三峡工程决策的任务摆到了对三峡工程了解并不多的两千多名人民代表面前。

正如2月份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所设计的那样,全国人大党组和全国政协党组在3月18日上午召开“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讨论三峡工程决策。会议由李鹏主持会议,先做简短发言。然后由江泽民主讲,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为一个具体工程的投票决策,亲自到“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去作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也可以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两个小时内,江泽民对“两会”党员负责干部讲了些什么?人们至今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次讲话,对十多天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的投票表决,有重要影响。当时投票的结果是∶

赞成票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表决器的25票。

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2633人的67%,反对、弃权和退出投票的866人,占33%。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估计,全国人大可能会拒绝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可是通过江泽民对“两会”党员负责干部两个小时的讲话,全国人大的投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见,江泽民的这次讲话对三峡工程的投票表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这三分之二的比例,正好和全国人民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的比例一致。

问题是,这么重要的一次讲话,为什么“江泽民选集”没有收入?长江三峡工程在江泽民本人的心中,是“世界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千秋伟业”,可以和李冰的都江堰、隋炀帝的大运河相提并论。长江三峡工程应该算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过五关斩六将”,但是“江泽民选集”中为什么不收集有关的应该名垂青史的文章?

三、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湖北省三峡地区

其实,江泽民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就表现出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特殊的关心。

1989年六四事件前,江泽民被八位老人选定为总书记,从上海赶到北京。位置还未坐热,便于7月21日匆匆赶往湖北省,视察了荆江大堤、葛洲坝工程,还专程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任何国家元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都有特别意义。毛泽东入主北京后的第一次出访是视察黄河。邓小平重新掌握大权后的第一次出访是回四川省亲,然后从重庆乘船至武汉,视察长江三峡。江泽民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是湖北省的三峡地区,了解和三峡工程有关的情况。7月22日晚江泽民到了宜昌,便给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李鹏打了电话。7月25日江泽民视察回来,又马上去医院看望李鹏,并对李鹏说,他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并大力赞扬陪同视察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这些使李鹏非常感动,不久便“病愈”出院,重新主持国务院工作。

江泽民上任后对三峡地区的出访和对三峡工程的表态,是对于三峡工程独有钟情的李鹏的政治支持,作为政治回报,李鹏和江泽民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

四、江泽民接见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

1991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体成员出席会议,由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作汇报。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的专家一共412名,其中9名专家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那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科学技术水平到底如何?黄万里先生曾给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做过如下的评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重新审查。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14个专业组报告之间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移民组说,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坝址处的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库尾的水位也是海拔175米。这就是人们后来在三峡水库两岸到处可见的位于海拔175米的水库移民淹没红线。但是泥沙组的专家说,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是自然状态下水力坡度的三分之一,为万分之零点七。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就是在100公里距离间有7米的高程差,水库长600公里,水位差就是42米。如果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大坝处蓄水至海拔175米,重庆的洪水位就是海拔217米。

一些读者以为是笔者提出了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其实不然,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的结论。笔者只是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放在一起,予以分析、对比。如果移民组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的结论是对的,那么,进入三峡水库的每一粒泥沙都会沉在三峡水库中,泥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如果泥沙组三峡水库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结论是对的,那么重庆部分城区被淹将是早晚的事。无论移民组对还是泥沙组对,三峡工程论证都是错。潘家铮一直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更不敢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因为任何一个科学技术人员都知道,一个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绝对不可以存在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所以黄万里先生说∶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

为了表示党中央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重视和对论证报告的肯定,并对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专家的感谢,江泽民、李鹏等于7月13日接见了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接见时,中央领导盛赞“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不辞辛苦,勤奋工作”。接见留影后,江泽民宴请参加论证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在饭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再次提出三峡工程的人防等问题,但是未引起江泽民、李鹏等的重视。江泽民再次表态支持三峡工程,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于子孙后代。

紧接下去的就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提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其实许多参加审查工作的专家,就是参加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杨振怀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因为这是一个自编自审的闹剧,所以参加审查的专家们根本不可能发现可行性论证报告中这些自相矛盾的错误。如果国务院有胆量来邀请象黄万里这样的专家去审查这个报告,那么是可以避免一场灾难的。

1991年8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但是8月30日,却以长江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大纲没有经过审查批准这样一个程序错误,否定了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专业报告基础上编制而成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决定重新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一文中如实记录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弊有利,但弊远大于利。”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汇报会上根本没有不提及这个结论,从他的报告中,只能得相反的结论。由于生态环境组这个结论不符合中国领导人的要求,因此,这个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重新写。这样就由方子云担任生态环境组的负责人,提交了一个新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由于时间关系,国家环境部在国务院批准
三峡工程后才批准了这个改写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江泽民亲自批示和组织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宣传工作

江泽民在原三峡筹备办主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顾问李伯宁要求建设三峡工程的一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负责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宣传工作通气会,并对“毛毛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解释:

“三峡工程的提出和论证时间已经很长了,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国家还没有作最后决策。过去新闻界有个习惯,工程没有决策的,不进行宣传。另外,对工程也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内部进行了讨论;也有的不讲纪律、出书,发表文章。前几年就是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搞三峡是错误的,不科学的。现在我们说三峡工程要宣传,首先要使大家了解……三峡工程要建设18年,20年,是跨世纪的工程,必须进行宣传……宣传不能下大雨,在决策之前,宣传不能是公告式、文件式的,也不能没有根据。毛毛雨就是要慢慢渗透,一点一滴。象杜甫讲过的那样,‘润物细无声’。”

实际上,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宣传工作不是什么毛毛雨,而是铺天盖地的、只强调三峡工程效益的片面宣传。首都新闻界组织了阵容庞大的三峡考察团,分两批开赴长江三峡及中游防洪重点地区,进行采访报导。赞成建设三峡工程的张光斗、潘家铮、李伯宁等经常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文章和接受记者采访。而反对派的声音被全部扼杀,李锐、黄万里、陆钦侃等人的文章不让发表,更没有电视台邀请他们去做采访。黄万里在给江泽民的信中提出应该对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但是没有被采纳。当时的情景,不是什么毛毛雨,用中国新闻界的话说∶是东风压倒西风。

六、江泽民于三峡工程开工前视察三峡坝址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在开工之前,江泽民于10月14日至19日乘巴山轮由重庆,经涪陵、万县、秭归到宜昌,先后察看了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开发点和大坝施工现场三斗坪;听取了工程准备情况的汇报。江泽民指出∶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和航运等巨大效益,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特大工程,是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伟大事业。要周密细致、积极稳妥地做好移民安置、资金筹措、工程设计等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为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创造条件。

江泽民从三峡水库上游乘船到坝址,沿途看到了水库两岸到处标出的海拔175米的三峡水库移民淹没红线。当时称这条175米红线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象征,是规划信息的公众化,因为老百姓可以从这条红线得知,自己的房屋、土地是否会被三峡水库淹没。

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水库库尾水位海拔175米,坝址水位海拔175米,这水怎么会流?没有水,三峡工程如何发电?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的主要技术原因是水库泥沙淤积。许多人事后说,在黄河上建水库,怎么能不考虑泥沙淤积的问题?怎么会犯这么简单的技术错误?同样,在长600多公里的河槽型三峡水库,怎么能不考虑水力坡度问题?怎么会犯这么常识性的错误?原因很简单,因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都是政治决策。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科学家都是满怀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结参与的,而不是抱着科学的态度参与的。政治家更是Black out.

七、江泽民亲自出现长江截流工程并发表讲话

三峡工程建设的最巅峰是1997年11月8日大江截流,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整整10个小时的现场转播。李鹏、丁关根、罗干等到坛子岭迎驾江泽民的到来,接着一起观看了三峡大坝的全景和长江截流的景象,并听取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汇报。随后又接见了参加三峡大坝建设的武警水电部队的代表,合影留念。下午3时半,李鹏宣布截流成功,3颗信号弹升空,顿时,气球升天,鞭炮齐鸣,车船鸣号,参加庆典的近5万人齐声欢呼。

在欢呼声中,江泽民发表讲话。江泽民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进行了征服、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壮阔历史活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故事,表达了远古时代中国人民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顽强奋斗的精神。两千多年前建成的都江堰和隋代开凿的大运河等水利工程,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长江三峡兴建的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它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开革开放中改天换地、创造未来的宏伟气魄。”江泽民还强调指出,三峡工程的建设,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八、结束语

既然三峡工程是这么伟大的工程,决策和领导建设这一工程的政治家,自然也和这一工程一起,流芳千古了。那么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的所有讲话也应该作为重要文献,供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了,供子孙后代学习,特别是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态度的讲话,更应该是政治决策学中的经典著作了。为什么“江泽民选集”却没有把这些文献收录在内?

如果三峡工程是黄万里先生所指出那样,是永不可建的工程,无论使用什么不民主、不科学的手段,使得决策得以通过,工程建成之后,这些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水轮发电机开始发电,船闸开始运行,三峡工程的问题渐渐地露出水面。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移民113万。至2006年9月,三峡水库准备蓄水至海拔156米,离正常蓄水位还有整整19米,被迫迁移的居民已经超过113万,达到123万。按照三峡移民组框算的方法,至海拔175米的水平淹没红线,还有搬迁20万人。至于忽略水力坡度少计算的移民,起码在60万人以上,其中,用新建江堤保护海拔175米以下的涪陵、开县、兴山老城中的居民必须搬走,这部分有20万人。至于其他移民应该怎么办,则取决于重庆市和三峡总公司的政治角力。三峡总公司建议用跑洪的办法,即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淹没重庆部分市区和新建移民城镇,让受淹的居民跑到更高的地段躲避一段时间,洪水退后再回来。重庆市则希望三峡工程在到达蓄水位156米后,不要再提高蓄水位(也就是放弃防洪效益和部分发电效益)。至于大多数三峡移民的生活状态,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总结了“三无”∶“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

人们都喜欢提“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意“走麦城”,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的“千秋伟业”还是“走麦城”?《江泽民文选》已经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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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五关斩六将还是走麦城

2006年8月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应该是“记录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文献。谁也不能否认,建设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执政期间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江泽民本人也把三峡工程称为千秋伟业,把三峡工程与李冰的都江堰、隋炀帝的大运河相提并论,希望能名垂青史。但是在最近出版的“江泽民选集”中,却没有收入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几次最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3月18日在“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的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这个讲话曾对1992年4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的议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都喜欢提“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意“走麦城”,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的“千秋伟业”还是“走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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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局常委会担心全国人大会将拒绝三峡工程的议案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15号文件,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对三峡工程的决策程序做出具体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做出最终决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最好实例之一,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由宪法所规定的,而不是由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府以一个文件可以随意布置的。

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讨论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此时,长江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尚未未审查,也未获得批准。国家环境部在1992年1月21日至24日才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会,国家环境部于1992年2月17日才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国务院在没有合格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情况下,批准长江三峡工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讨论三峡工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水利部部长、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杨振怀、原三峡筹备办主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顾问李伯宁、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和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在会议上作了汇报。其中钱正英论述了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替代的道理。

笔者在“福兮祸兮——三峡工程的再评价”一书中,对钱正英的用三峡水库来替代洞庭湖的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这个工程措施的不合理性。其实,洞庭湖蓄水能力的减小,主要原因在于对洞庭湖围垦等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以钱正英为负责人的水利部一直是积极支持对洞庭湖围垦的,对洞庭湖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三峡水库来替代洞庭湖的防洪作用,只能是错上加错。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讨论三峡工程,当年毛泽东邀请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和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让他们到会阐述各自的意见。可是时隔34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只邀请了四位积极支持三峡工程的人到会,而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一个也没有邀请。黄万里先生就曾给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给他30分钟,讲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可是,江泽民没有给黄万里先生这样的机会,就连一封回信也没有。可见在三峡工程决策上,决策民主化是今不如昔。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但是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常务们表示担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进行投票表决时,多数人民代表会举手反对。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

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一文中写道∶“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内、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介在统一指挥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地过半数。如果通不过,那将是何种局面呢?”正是描写了中央决策层对此事的担忧。

二、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1992年3月16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报告。三峡工程决策的任务摆到了对三峡工程了解并不多的两千多名人民代表面前。

正如2月份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所设计的那样,全国人大党组和全国政协党组在3月18日上午召开“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讨论三峡工程决策。会议由李鹏主持会议,先做简短发言。然后由江泽民主讲,讲了整整两个小时。

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为一个具体工程的投票决策,亲自到“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去作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也可以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两个小时内,江泽民对“两会”党员负责干部讲了些什么?人们至今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次讲话,对十多天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三峡工程的投票表决,有重要影响。当时投票的结果是∶

赞成票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表决器的25票。

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2633人的67%,反对、弃权和退出投票的866人,占33%。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估计,全国人大可能会拒绝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可是通过江泽民对“两会”党员负责干部两个小时的讲话,全国人大的投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见,江泽民的这次讲话对三峡工程的投票表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这三分之二的比例,正好和全国人民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的比例一致。

问题是,这么重要的一次讲话,为什么“江泽民选集”没有收入?长江三峡工程在江泽民本人的心中,是“世界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千秋伟业”,可以和李冰的都江堰、隋炀帝的大运河相提并论。长江三峡工程应该算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过五关斩六将”,但是“江泽民选集”中为什么不收集有关的应该名垂青史的文章?

三、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湖北省三峡地区

其实,江泽民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就表现出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特殊的关心。

1989年六四事件前,江泽民被八位老人选定为总书记,从上海赶到北京。位置还未坐热,便于7月21日匆匆赶往湖北省,视察了荆江大堤、葛洲坝工程,还专程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任何国家元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都有特别意义。毛泽东入主北京后的第一次出访是视察黄河。邓小平重新掌握大权后的第一次出访是回四川省亲,然后从重庆乘船至武汉,视察长江三峡。江泽民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是湖北省的三峡地区,了解和三峡工程有关的情况。7月22日晚江泽民到了宜昌,便给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李鹏打了电话。7月25日江泽民视察回来,又马上去医院看望李鹏,并对李鹏说,他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并大力赞扬陪同视察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这些使李鹏非常感动,不久便“病愈”出院,重新主持国务院工作。

江泽民上任后对三峡地区的出访和对三峡工程的表态,是对于三峡工程独有钟情的李鹏的政治支持,作为政治回报,李鹏和江泽民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

四、江泽民接见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

1991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体成员出席会议,由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作汇报。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的专家一共412名,其中9名专家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那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科学技术水平到底如何?黄万里先生曾给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做过如下的评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重新审查。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14个专业组报告之间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移民组说,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坝址处的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库尾的水位也是海拔175米。这就是人们后来在三峡水库两岸到处可见的位于海拔175米的水库移民淹没红线。但是泥沙组的专家说,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是自然状态下水力坡度的三分之一,为万分之零点七。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就是在100公里距离间有7米的高程差,水库长600公里,水位差就是42米。如果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大坝处蓄水至海拔175米,重庆的洪水位就是海拔217米。

一些读者以为是笔者提出了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其实不然,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的结论。笔者只是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放在一起,予以分析、对比。如果移民组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的结论是对的,那么,进入三峡水库的每一粒泥沙都会沉在三峡水库中,泥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如果泥沙组三峡水库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结论是对的,那么重庆部分城区被淹将是早晚的事。无论移民组对还是泥沙组对,三峡工程论证都是错。潘家铮一直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更不敢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因为任何一个科学技术人员都知道,一个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绝对不可以存在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所以黄万里先生说∶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

为了表示党中央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重视和对论证报告的肯定,并对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专家的感谢,江泽民、李鹏等于7月13日接见了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接见时,中央领导盛赞“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不辞辛苦,勤奋工作”。接见留影后,江泽民宴请参加论证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在饭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再次提出三峡工程的人防等问题,但是未引起江泽民、李鹏等的重视。江泽民再次表态支持三峡工程,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于子孙后代。

紧接下去的就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提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其实许多参加审查工作的专家,就是参加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杨振怀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因为这是一个自编自审的闹剧,所以参加审查的专家们根本不可能发现可行性论证报告中这些自相矛盾的错误。如果国务院有胆量来邀请象黄万里这样的专家去审查这个报告,那么是可以避免一场灾难的。

1991年8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但是8月30日,却以长江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大纲没有经过审查批准这样一个程序错误,否定了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专业报告基础上编制而成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决定重新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一文中如实记录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弊有利,但弊远大于利。”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在汇报会上根本没有不提及这个结论,从他的报告中,只能得相反的结论。由于生态环境组这个结论不符合中国领导人的要求,因此,这个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重新写。这样就由方子云担任生态环境组的负责人,提交了一个新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由于时间关系,国家环境部在国务院批准
三峡工程后才批准了这个改写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江泽民亲自批示和组织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宣传工作

江泽民在原三峡筹备办主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顾问李伯宁要求建设三峡工程的一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负责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宣传工作通气会,并对“毛毛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解释:

“三峡工程的提出和论证时间已经很长了,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国家还没有作最后决策。过去新闻界有个习惯,工程没有决策的,不进行宣传。另外,对工程也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内部进行了讨论;也有的不讲纪律、出书,发表文章。前几年就是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搞三峡是错误的,不科学的。现在我们说三峡工程要宣传,首先要使大家了解……三峡工程要建设18年,20年,是跨世纪的工程,必须进行宣传……宣传不能下大雨,在决策之前,宣传不能是公告式、文件式的,也不能没有根据。毛毛雨就是要慢慢渗透,一点一滴。象杜甫讲过的那样,‘润物细无声’。”

实际上,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宣传工作不是什么毛毛雨,而是铺天盖地的、只强调三峡工程效益的片面宣传。首都新闻界组织了阵容庞大的三峡考察团,分两批开赴长江三峡及中游防洪重点地区,进行采访报导。赞成建设三峡工程的张光斗、潘家铮、李伯宁等经常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文章和接受记者采访。而反对派的声音被全部扼杀,李锐、黄万里、陆钦侃等人的文章不让发表,更没有电视台邀请他们去做采访。黄万里在给江泽民的信中提出应该对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但是没有被采纳。当时的情景,不是什么毛毛雨,用中国新闻界的话说∶是东风压倒西风。

六、江泽民于三峡工程开工前视察三峡坝址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在开工之前,江泽民于10月14日至19日乘巴山轮由重庆,经涪陵、万县、秭归到宜昌,先后察看了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开发点和大坝施工现场三斗坪;听取了工程准备情况的汇报。江泽民指出∶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和航运等巨大效益,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特大工程,是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伟大事业。要周密细致、积极稳妥地做好移民安置、资金筹措、工程设计等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为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创造条件。

江泽民从三峡水库上游乘船到坝址,沿途看到了水库两岸到处标出的海拔175米的三峡水库移民淹没红线。当时称这条175米红线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象征,是规划信息的公众化,因为老百姓可以从这条红线得知,自己的房屋、土地是否会被三峡水库淹没。

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水库库尾水位海拔175米,坝址水位海拔175米,这水怎么会流?没有水,三峡工程如何发电?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的主要技术原因是水库泥沙淤积。许多人事后说,在黄河上建水库,怎么能不考虑泥沙淤积的问题?怎么会犯这么简单的技术错误?同样,在长600多公里的河槽型三峡水库,怎么能不考虑水力坡度问题?怎么会犯这么常识性的错误?原因很简单,因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都是政治决策。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科学家都是满怀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结参与的,而不是抱着科学的态度参与的。政治家更是Black out.

七、江泽民亲自出现长江截流工程并发表讲话

三峡工程建设的最巅峰是1997年11月8日大江截流,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整整10个小时的现场转播。李鹏、丁关根、罗干等到坛子岭迎驾江泽民的到来,接着一起观看了三峡大坝的全景和长江截流的景象,并听取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的汇报。随后又接见了参加三峡大坝建设的武警水电部队的代表,合影留念。下午3时半,李鹏宣布截流成功,3颗信号弹升空,顿时,气球升天,鞭炮齐鸣,车船鸣号,参加庆典的近5万人齐声欢呼。

在欢呼声中,江泽民发表讲话。江泽民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进行了征服、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壮阔历史活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故事,表达了远古时代中国人民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顽强奋斗的精神。两千多年前建成的都江堰和隋代开凿的大运河等水利工程,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在长江三峡兴建的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利水电工程,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它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开革开放中改天换地、创造未来的宏伟气魄。”江泽民还强调指出,三峡工程的建设,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八、结束语

既然三峡工程是这么伟大的工程,决策和领导建设这一工程的政治家,自然也和这一工程一起,流芳千古了。那么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的所有讲话也应该作为重要文献,供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了,供子孙后代学习,特别是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态度的讲话,更应该是政治决策学中的经典著作了。为什么“江泽民选集”却没有把这些文献收录在内?

如果三峡工程是黄万里先生所指出那样,是永不可建的工程,无论使用什么不民主、不科学的手段,使得决策得以通过,工程建成之后,这些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水轮发电机开始发电,船闸开始运行,三峡工程的问题渐渐地露出水面。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移民113万。至2006年9月,三峡水库准备蓄水至海拔156米,离正常蓄水位还有整整19米,被迫迁移的居民已经超过113万,达到123万。按照三峡移民组框算的方法,至海拔175米的水平淹没红线,还有搬迁20万人。至于忽略水力坡度少计算的移民,起码在60万人以上,其中,用新建江堤保护海拔175米以下的涪陵、开县、兴山老城中的居民必须搬走,这部分有20万人。至于其他移民应该怎么办,则取决于重庆市和三峡总公司的政治角力。三峡总公司建议用跑洪的办法,即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淹没重庆部分市区和新建移民城镇,让受淹的居民跑到更高的地段躲避一段时间,洪水退后再回来。重庆市则希望三峡工程在到达蓄水位156米后,不要再提高蓄水位(也就是放弃防洪效益和部分发电效益)。至于大多数三峡移民的生活状态,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总结了“三无”∶“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

人们都喜欢提“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意“走麦城”,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的“千秋伟业”还是“走麦城”?《江泽民文选》已经做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