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ation Abstract & Authors Biography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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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5.19运动 (书面发言概要)
陈奉孝 Chen Fengxiao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大學爆發的5.19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因為從開始和全過程看，北大的學生提出的口號和主張都是要求實行民主和自由。例如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要求為胡風平反、反對個人迷信，要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吸取的教訓，高度的集權是危險的。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要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等等，這一切都說明5.19 運動是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這場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最後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全校有七百多師生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教和勞改，有的被殘酷殺害。運動雖然被鎮壓了下去，但運動卻播下了在集權統治下爭取民主自由的種子，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八九年的6.4 愛國民主運動正是五七年5.19 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中國的知識份子應義不容辭地肩負起為中國人民爭取這些權利的義務。
陈奉孝，山东潍坊市人，一九三六年四月生。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五七年鸣放期间，因组织“百花学社”被打成右派，进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二年刑满，但被强迫留劳改单位继续改造。在劳改期间，前后经历了北京监狱、兴凯湖劳改农场、长水河劳改农场、乌兰劳改农场、大兴安岭采伐大队等五六个单位。在劳改期间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各种酷刑折磨。一九七九年“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四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著有个人回忆录《梦断未名湖》一书。
从罗隆基命运看中国自由派在1957年的覆灭（概要）
陈奎德 Chen Kuide
一、羅隆基的典型象徵意義。羅隆基是1957年反右運動毛澤東欽定的大右派，同時也是20多年後，中共為55萬右派中絕大多數“改正”後，“碩果僅存”不予改正的六名右派的為首者（六人為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無論就政治理論 ，還是政治活動而言，羅隆基都是中國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作為人權理論家，政治活動家，民盟創始人之一，作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和行動的中堅，羅隆基在1957年的命運，在相當程度上象徵了中國自由主義在反右運動中的命運。欽定右派羅隆基的悲劇，就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悲劇。
二、羅隆基其人。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一身而兼有學者和政治活動家雙重身份的人很少，羅隆基是其佼佼者。他才華外露，個性鮮明，不拘小節，有棱有角、敢恨敢愛，毀譽交加。 1）羅隆基的教育背景，留英期間的政治活動，其師拉斯基的政治理念。回國後與在有政治有關的教學與編輯活動。羅與《新月》雜誌。羅與《新月》派；2）羅隆基的政治哲學：關於英國費邊社、拉斯基（Harold J. Laski）及弗布（Webb）夫婦的思想影響。屬於自由主義左翼的羅隆基，染有社會民主主義甚至部分社會主義的色彩；
3）作為第三條道路的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與民盟。在民盟創立與發展過程中羅的作用； 4）羅隆基的人權理念。中國自由派中系統人權理論的建立者；4）羅在反右中，關於“平反委員會”——人權理念走向實踐。
三、反右本質：剿滅自由主義。毛在進城後，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敵手。早在1949年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他就已經敏感地把他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從而已經把他們打入懷疑和整肅的範疇中。在毛的詞典中，“民主個人主義者”就是通常所說的“自由主義者”（至於毛在延安發表的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中的所謂“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完全無關的）。毛的這一戰略，一方面出於他的意識形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於毛本人反智主義的內在本性。
在政治上剷除自由主義者及其組織，消滅潛在的政治對手，是毛的政治直覺。而羅隆基，無論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政治實踐上，正是毛澤東的最典型的箭靶。因此，他早就在毛策劃打擊的名單中了。
四、“反右”：思想國有化的完成。合作化運動和1956年工商業改造，完成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反右運動，則完成了思想的國有化。
陈奎德，出生于江苏南京。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年6月5日，应邀访美，历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观察》网站主编等。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出版有哲学史、政治哲学、文化研究以及政论等多种著述。
从北大一个角落看反右 （概要）
陈斯骏駿Chen Sijun
簡短前言
一，序戰：從翦伯贊走馬上任北大歷史系講起。北京史學界隊伍大調整，鄭天挺、雷海宗教授調南開，意在為翦讓道。五五年粛反，王承炤之死，是北大歷史系十年災難之始；
二,“小陽春”：五六年的短暫平和使北大學子一時喪失方向。
三，“五一九運動”：略述北大鳴放之始；
四, 析案例若干：舉出有代表性而又鮮為人知的案例；
五, 災難的開始：從反右到文革，一場災難的兩個階段；
六，所知北大反右的血與淚：點出歷史系反右主將和他的打手、犧牲者的血；
七，翦伯贊和吳晗：兩位史學大師的忠誠及其結局；
八，算是題內話：我所知反右中的農工民主黨；
結語
陈斯骏，男，一九三零年十月出生于上海，三六年至四零年在九龙入学, 四一年至四三年在桂林求学。四三年至四八年在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受训。一九五零年参加革命工作,五四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五八年划右，五九年派往內蒙古師范学院任教。六四年被迫退休。其后十余年在广州担任代课教師和街道工人。文革期间走投无路三次偷渡香港，未遂。七九年右派改正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吳南生书记协助，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复职，九三年评为正教授。九五年退休并赴美定居至今。
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 （概要）
陈彦 Chen Yan
以極權主義概念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的歷史，可以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史看成是一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專政的歷史。從1949年建國 到1957年反右，是意識形態專政的確立階段；從1957年到1976年文革結束為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階段；1978年至1989年六四屠殺為意識形態的衰變階段；1989年之後中國則進入後意識形態階段。
意識形態專政的演變一方面決定於極權主義統治的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同意識形態專政內在的緊張密不可分。筆者曾經提出在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機制內部，存在著革命與建設雙重邏輯。而從意識形態專政切入，其內部也存在著意識形態認同與意識形態恐怖二者之間的緊張。無論是意識形態認同還是意識形態恐怖，知識份子階層都是首當其衝的社會階層。面對恐怖與認同的雙重夾擊，知識份子幾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臣服，要麼滅亡!
不過，正如極權主義並沒有終結歷史一樣，在意識形態專政控制中國的不同階段，知識份子的命運也不盡相同。實際上，在意識形態專政的每一個轉捩點上，知識份子都起到了關鍵作用。1957年反右時期悲壯的抗爭，1980年代轟轟烈烈的啟蒙均凸顯了知識份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獨立精神。縱觀整個意識形態專政的歷史，知識份子群體實際處於整個中華民族現代悲劇的中心。在意識形態專政的巔峰時期，面對空前絕後的極權主義恐怖，馴服甚至成為幫兇一度曾是生存的唯一可能。在後意識形態的今天，無孔不入的極權制度雖已失去了烏托邦的光環，但知識份子卻又必須面對政治高壓與物質誘惑的雙重困境。
如果將57年反右運動中知識份子對“党天下”的批判和1980年代以解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主旨的“新啟蒙”運動看作是中國現代史上知識份子奮起抗爭、呼喚自由的兩大高潮的話，兩次高潮的不同結局卻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課題。1957與1980年代的兩次抗爭是如何可能的？從意識形態認同與意識形態恐怖內在緊張的關係上，二者各自起到了何種歷史作用？反右通過鎮壓使知識份子全面馴服。然而，馴服之後，知識份子是否仍然存在？89以後，意識形態信仰系統解體。同樣，我們也可以提出：意識形態解體之後，知識份子群體是否仍然存在呢？
陈彦，1955年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1981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1982年任教武汉大学。1987年获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巴黎第七大学。现任职于法国国际电台，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法国L\'Aube出版社“同中国一起思考” 法文丛书、北京三联书店“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中欧论坛创始人。近著有《中国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进程”》，《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等，译著有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等。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书面发言概要）
程映虹 Cheng Yinghong
四十年前，1956 和1957年的非史達林化標誌著冷戰時期全球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次嚴重危機。赫魯雪夫在1956年二月蘇共二十大上關於史達林罪行的秘密報告震動了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並引發了這場政治地震，在很多國家最終導致了對共產黨體制本身的挑戰，特別表現於1956年底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在其他東歐國家，黨內辯論和異議知識份子的聲音非常普遍，同時還發生了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在亞洲，除中國知識份子的異議外。在北越，知識份子在1956年秋發起了“《人文》/《佳品》”(這是兩份當時有影響的異議刊物的名稱)運動，同時北越義安省農民發動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個農村政策的武裝暴動，在城市也有工人和學生的騷亂。
本文從中共與一些東歐黨和北越黨的關係 --“中國聯繫”--出發考察世界共產黨國家在五十年代中期由非史達林化引發的解凍，並強調中國模式或毛主義在這場政治巨變中的作用和受到的衝擊。“中國聯繫”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整風)、和對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的政策對北越產生的影響和在1956-1957年間受到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北越1956-1957年的解凍實際上並不是反史達林主義，而針對的是毛主義。“中國聯繫”的第二個方面是中共從1956年初開始提倡的“雙百方針”、從1956年初到反右前寬鬆的知識份子政策、以及承認社會主義社會記憶體在著人民內部矛盾等等。這些政策也是毛主義或中國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內的組成部分，客觀上是對此前的很多政策的修正，在實踐中不但鼓勵了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無疑鼓勵了東歐和北越黨內的改革派和異議知識份子。東歐把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個方面借用來作為對抗史達林主義和蘇共強權的意識形態武器，而在北越，異議知識份子則用毛主義和中共模式的這後一個方面來對抗它們的前一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在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後繼續在東歐和北越發揮影響，客觀上為政治異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直到中共發動反右運動為止。“中國聯繫”的第三個方面是毛主義和中共模式對自由化運動最終的鎮壓，在時機的選擇和方法的使用上都給了東歐和北越自由派知識份子和黨內改革派以最後和最致命的一擊，宣告史達林死後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運動的終結。
今天從“中國聯繫”的角度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既可以看到在蘇共20大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對共產黨陣營“解凍”的推動，更可以瞭解早在那個時候，毛主義就和史達林主義一樣成為亞洲共產黨國家中知識份子批判的對象。因此，對毛主義的否定，早在它發展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並導致文革的災難之前十年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歷史認識是對中共官方和形形色色的毛派和左派對毛主義所謂的“三七開”(其實質是為文革意識形態以外的毛主義辯護)的有力反駁。
程映虹，江苏苏州人，1959年生，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曾在《读书》、《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研究》等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有《卡斯特罗传》和《西窗东眺》出版，也在《中国季刊》、《冷战研究》、《现代亚洲研究》、《世界历史杂志》、《历史罗盘》和《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博士论文《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观念到社会主义现实》将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议政”与“干政”—— 张东荪和中共 （概要）
戴晴 Dai Qing
張東蓀在1957
與他來往的人：何克之、鄧之誠；
不再與他來往：
領袖：毛、周、北平地下黨、統戰部；
中央政府委：宋、黃、李；
前民盟領袖：章、羅、儲、葉；
學術界：哲學；傳媒；
遭遇——陸平：徹底清除出北大。
張東蓀與中共
1920年代：思想啟蒙——建黨、辨證唯物主義、社會變革的三大論爭；
1930年代：民族解放——歡迎中共抗日；
1940年代：抗日及反專制獨裁——協定、老政協、國民大會；
得到政權之後：退回學術、保持獨立而不可得；
剿滅：
知識份子與統制政權的關係（四不許）：
不許“分一杯羹”
不許“幹政”
不許“議政”
不許不稱頌
中國“現代化”百年（1915-2015）——
統治者——從皇上向公僕的轉變
被統治者——從順民向公民的轉變
戴晴：女，1941年出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6-1978 在航天部和公安部从事技术工作，1979开始写作，1982-1989光明日报记者、《学者答问录》专栏主持人。1989后居住北京，言论封杀、行动限制的所谓“自由职业”。著有《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 储安平 梁漱溟》《走出现代迷信》等多部作品。
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概要）
丁抒 Ding Shu
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連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如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時毛澤東認為是三十萬，一九五九年八月時，反右和反右「補課」都已結束，他仍認為是四十五萬。如今中共官方正式公佈的右派人數是「五十五萬多」。
但即使官方無意做假，此數字也要比實際右派人數為少。因為其中並不包括當作右派鬥爭、處理，但未列入右派名冊的人。除此之外，有些人有利用價值，不宜公開定為右派，而稱為「內控右派」。因此，全國右派總數應接近六十萬。
如今中共官方正式公佈的右派數目精確到了個位數。但是，它從未提過不在「五十五萬」名單內的「中右分子」。毛澤東屢次提到「中右」分子：「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堅決反共……包括一些現在劃為中間偏右還沒有觸動過的右派。」「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將「中右」當做一種正式的帽子派發，而且中右分子「實際上按敵我矛盾處理。」
全國各地「中右份子」的總數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即近四十萬。
此外，「右言分子」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也未計入「五十五萬」，其數量也很大。如江西武寧縣「右言分子」數目就比右派還多百分之四十。
還有「疑似右派」。在下達全國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中共提出「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的概念。於是各地將「疑似右派」另劃一類，也算作「分子」。如安徽泗縣有一百一十七名「疑似右派」。
還有一大批人因發表「右派言論」而被戴上其他非右派類帽子。譬如廣西上林縣，一九五七年七月至九月將一○七○名教師集中「參加運動」，除右派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
江蘇省江寧縣，「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遭受處分或被批判」的有二百四十四人，超過右派人數的一倍。由此推算，全國因「右派言論」而被戴上「其他帽子」的總數當不下五萬。全國「右言分子」、「疑似右派」，以及「其他帽子」的總數至少有二十萬。
中共中央規定，工人農民中不抓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卻不能放過。反社會主義分子實際也按敵人處理。反右中揪出的「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分子」，一般是合在一起統計的。如遼寧海城縣，除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有二百四十八名。四川省什邡縣右派僅一百二十一名，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九百七十八名「反社會主義份子」！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全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總數超過了右派的數目。所以也在六十萬上下。
所以，在「反右派鬥爭」中，一百八十萬人戴了「帽子」、有「分子」頭銜，有據可查。至於不屬任何「分子」的分子，那就無從統計了。
丁抒，祖籍江苏东台，1944年出生于四川小城合川东津沱。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迁居上海。1962年入清华大学。1968年赴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1970年赴辽宁葫芦岛，任职某研究所。1979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以授课为业，余暇研究中国当代史。著有《阳谋》、《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