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著名学者徐友渔不畏压力 发表有关文革演讲

 


2007年5月中旬,徐友渔接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邀请,于6月9日作一个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的讲演,听众是律师。


6月7日晚8点半左右,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给徐友渔电话,传达“有关方面”要求,取消这次讲演。徐友渔坚决拒绝,并声明徐友渔的讲演没有任何违反法律之处,讲演内容也没有问题,没有理由取消。当得知徐友渔的讲演是基于徐友渔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同名文章时,书记要求说。第二天到徐友渔家取文章去复印,要看一看。徐友渔担心拿走之后就不还,使得讲演无法进行,于是坚持自己花钱在街上复印社复印。


徐友渔当然明白,他的讲演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并不取决于讲演的内容,他们没有权利进行事先审查。一般地说,徐友渔要求自己坚持这个原则。这次是审时度势,出于策略考虑。“发表正确言论”决非“言论自由”的内涵,但连发表可以事先审查的正确言论都要禁止,其蛮横无理则更为显见。基于同样理由,徐友渔还说,徐友渔的讲演内容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否定文革的观点是一致的。


8日晨专门早起,上街复印了文章。上午11点,哲学所人事处长徐到家里来取走文章复印件。


下午2点,处长徐来电话,说书记吴3点半到徐友渔家,谈话。徐友渔说,不要急着来,请先打电话。


3点40分,书记吴来电话,说“有关方面”仍然要求取消讲演。谈了3点理由:1,中央有规定,不能公开谈论文化大革命;2,讲座主办方可能会在事后把举办讲座的消息和讲演内容放到网上,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反应,3,讲演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怕有太多学生参加,扩大事态。


徐友渔针对以上3点作了反驳。他说,第一,徐友渔知道中央曾经有一个文件,说公开出版有关文革题材的书籍,要从严掌握,根本没有说连谈论文革都不准。另外,徐友渔的发言稿你们已经看过,应该看得出来,徐友渔的观点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禁止发表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言论?第二,徐友渔的文章是10年前写的,这10年来,徐友渔的观点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因此不存在把徐友渔的讲演内容放到网上会引起炒作的问题。另外,一种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观点,放到网上,怎么会产生负面效果,“有关机关”的态度是很奇怪的、错误的。第三,徐友渔的听众是法律工作者,他们是最知法守法的人,最理性,最没有偏激情绪的人,说担心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局面,是没有根据的。徐友渔说,所谓“有关机关”的态度非常错误,他对之感到气愤。徐友渔可以预先表明态度,继续沟通是可以的,但要徐友渔改变原订计划不可能。


与书记通过电话,徐友渔立即与赵国君通话,告知情况。


5点20分,书记赵又来电话,说他已经把他和徐友渔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反馈,现在向徐友渔转达:公安机关决定,这次讲座仍然是必须取消的,而且要求社会科学院进行干预,要徐友渔不去作讲演,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徐友渔回答,书记你确实没有必要到徐友渔家里来细谈,因为事情非常简单、清楚,徐友渔肯定要去作讲演,至于后果,不论来自公安机关,还是来自社科院,徐友渔想得很透彻,不害怕并准备承担。书记说,他明白徐友渔的意思,不过他的意见,还是不去。徐友渔说,自己决不是爱惹事的人,但事情来了徐友渔也不怕,因为徐友渔丝毫没有作理亏心虚的事。徐友渔凭什么要向蛮横无理的命令让步?如果社科院要借这件事处罚徐友渔,徐友渔不怕,徐友渔们可以把事情捅到全世界,让大家来评评道理。如果公安机关要镇压,徐友渔也做好了准备,反正,目前正是奥运会前夕,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事。


徐友渔又与赵国君通了电话,徐友渔们当然不会改变计划,同时也估计,如果警察一定要禁止,那是挡不住的,但徐友渔们宁愿采取“开天窗”的做法,也不会自己主动退让。


9日下午,徐友渔带着随时遭遇警察干涉的心理准备,去万圣书园咖啡厅作讲演。听众反映热烈、秩序井然。


对于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涉和禁止,徐友渔和赵国君初时颇感奇怪,后来分析,书记吴传达的威胁、警告,是不是并非来自警方,而是来自左派大本营社科院?因为如果绝对不能讲的决定来自警方,这个讲座是一定举办不成的。(博讯记者:蒙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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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著名学者徐友渔不畏压力 发表有关文革演讲

 


2007年5月中旬,徐友渔接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邀请,于6月9日作一个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的讲演,听众是律师。


6月7日晚8点半左右,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给徐友渔电话,传达“有关方面”要求,取消这次讲演。徐友渔坚决拒绝,并声明徐友渔的讲演没有任何违反法律之处,讲演内容也没有问题,没有理由取消。当得知徐友渔的讲演是基于徐友渔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同名文章时,书记要求说。第二天到徐友渔家取文章去复印,要看一看。徐友渔担心拿走之后就不还,使得讲演无法进行,于是坚持自己花钱在街上复印社复印。


徐友渔当然明白,他的讲演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并不取决于讲演的内容,他们没有权利进行事先审查。一般地说,徐友渔要求自己坚持这个原则。这次是审时度势,出于策略考虑。“发表正确言论”决非“言论自由”的内涵,但连发表可以事先审查的正确言论都要禁止,其蛮横无理则更为显见。基于同样理由,徐友渔还说,徐友渔的讲演内容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否定文革的观点是一致的。


8日晨专门早起,上街复印了文章。上午11点,哲学所人事处长徐到家里来取走文章复印件。


下午2点,处长徐来电话,说书记吴3点半到徐友渔家,谈话。徐友渔说,不要急着来,请先打电话。


3点40分,书记吴来电话,说“有关方面”仍然要求取消讲演。谈了3点理由:1,中央有规定,不能公开谈论文化大革命;2,讲座主办方可能会在事后把举办讲座的消息和讲演内容放到网上,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反应,3,讲演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怕有太多学生参加,扩大事态。


徐友渔针对以上3点作了反驳。他说,第一,徐友渔知道中央曾经有一个文件,说公开出版有关文革题材的书籍,要从严掌握,根本没有说连谈论文革都不准。另外,徐友渔的发言稿你们已经看过,应该看得出来,徐友渔的观点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禁止发表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言论?第二,徐友渔的文章是10年前写的,这10年来,徐友渔的观点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因此不存在把徐友渔的讲演内容放到网上会引起炒作的问题。另外,一种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观点,放到网上,怎么会产生负面效果,“有关机关”的态度是很奇怪的、错误的。第三,徐友渔的听众是法律工作者,他们是最知法守法的人,最理性,最没有偏激情绪的人,说担心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局面,是没有根据的。徐友渔说,所谓“有关机关”的态度非常错误,他对之感到气愤。徐友渔可以预先表明态度,继续沟通是可以的,但要徐友渔改变原订计划不可能。


与书记通过电话,徐友渔立即与赵国君通话,告知情况。


5点20分,书记赵又来电话,说他已经把他和徐友渔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反馈,现在向徐友渔转达:公安机关决定,这次讲座仍然是必须取消的,而且要求社会科学院进行干预,要徐友渔不去作讲演,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徐友渔回答,书记你确实没有必要到徐友渔家里来细谈,因为事情非常简单、清楚,徐友渔肯定要去作讲演,至于后果,不论来自公安机关,还是来自社科院,徐友渔想得很透彻,不害怕并准备承担。书记说,他明白徐友渔的意思,不过他的意见,还是不去。徐友渔说,自己决不是爱惹事的人,但事情来了徐友渔也不怕,因为徐友渔丝毫没有作理亏心虚的事。徐友渔凭什么要向蛮横无理的命令让步?如果社科院要借这件事处罚徐友渔,徐友渔不怕,徐友渔们可以把事情捅到全世界,让大家来评评道理。如果公安机关要镇压,徐友渔也做好了准备,反正,目前正是奥运会前夕,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事。


徐友渔又与赵国君通了电话,徐友渔们当然不会改变计划,同时也估计,如果警察一定要禁止,那是挡不住的,但徐友渔们宁愿采取“开天窗”的做法,也不会自己主动退让。


9日下午,徐友渔带着随时遭遇警察干涉的心理准备,去万圣书园咖啡厅作讲演。听众反映热烈、秩序井然。


对于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涉和禁止,徐友渔和赵国君初时颇感奇怪,后来分析,书记吴传达的威胁、警告,是不是并非来自警方,而是来自左派大本营社科院?因为如果绝对不能讲的决定来自警方,这个讲座是一定举办不成的。(博讯记者:蒙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