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反右 策划“阳谋”
　
进行整风，结果走向反右。毛泽东说是“阳谋”。“阳谋”之说不可信，有人就说是“阴谋”。“阴谋”之说也是肤浅的，只是用个人动机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将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归结为毛泽东的意志起了决定作用。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罪责都加在他身上，结果反而变成对他个人作用的夸大。整风和反右具有内在的联系。但不是预先按照“阳谋”来设计整风和反右，而是在整风中见风转舵，转向反右，才策划“阳谋”。

毛泽东的本意不是以整风来“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以整风来证实他的创造性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具有震撼性的，不能不冲击毛泽东的头脑。毛泽东引以为戒，思考苏联错误的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就是思考和探索的最初成果。“十大关系”中缺少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党权和政权的关系，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警惕和防止斯大林式的专横。但会议在讨论的过程中，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升为党的方针。这是比《论十大关系》更为重要的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推动了中国的自由化。

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吹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九三六年，当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消失，而“外部矛盾”依然存在。由于不承认“内部矛盾”，在苏联和东欧凡是不满现实或群众闹事，总是用“外部矛盾”来解释，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隐藏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律进行镇压。压得住，就像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冤狱遍于国中；压不住，就像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全局动乱。毛泽东研究了这些教训，提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作了最初的表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22)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系统阐述。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整风就是以“鸣放”为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23)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事实上，“鸣放”先是“自由主义的开端”，后来又转为“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正反两用？本来一九五四年宪法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因为事实上宪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个党的方针。以党的方针代替宪法的规定，表明党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党的方针的执行，当然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毛泽东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既然有权让大家讲意见，也有权不让大家讲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像放风筝，看起来风筝可以在空中自由飘荡，它的牵线的另一端掌握在党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责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界的形势表示忧虑和反感。九家省级报纸纷纷转载，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印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省市委书记讨论。他批评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4)他还一再说，党的高级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少数，不赞成的是多数。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按兵不动；倒是《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刊热烈响应。毛泽东在外地说，回去要责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闻讯，赶紧在四月十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起草），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同意的。……‘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就是代表这种倾向。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大为赞赏。当天，他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等谈话，指名让王若水参加。毛在表扬王若水的同时，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在五十多天里没有发表反驳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并严厉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25)

毛泽东在大力反对教条主义，推动“鸣放”；“鸣放”的结果，却始料所不及。“鸣放”中触犯了他设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鸣放”中却追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矛头指向“党天下”。于是，“鸣放”从“自由主义的开端”变成“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从反对教条主义变成“引蛇出洞”。

根据李维汉、胡耀邦等人公开表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发生在五月中，标志是毛泽东写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明，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实际上经多次修改，直到 六月十二日才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起转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一方面表示对善意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同时又说整风中已经出现反共的苗头。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几个星期内）不予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26)

“阳谋”，是从这时开始的；不是按照“阳谋”将整风转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转向反右才产生“阳谋”。放手让反动言论发表以后怎么办？“阳谋”还是不具体的。如何反驳，过一个时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没有定型，只是泛称“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毛泽东起草），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驳而是反击，反击的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第一枪。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起草）。这些文件，虽然是毛泽东起草的，表明他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既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就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至少，胡耀邦说过：小平也主张反右。（27）近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志绥“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他说：“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小平）在推行反右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战心惊。”(28)

反右运动以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斗争的对象。毛泽东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9)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人民。即使资产阶级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个派别。以前毛泽东所持的是另一种说法。一九四九年，他提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说：“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30)可见人民中国的右派不是反动派。一九五七年却把右派当作反动派，把人民内部的一个派别当作敌我矛盾。本来左派和右派都是群体性的政治倾向。右派而落实为“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顶“帽子”、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旦戴了这顶“帽子”、贴上这个标签、具有这种身份，不但是敌我矛盾，而且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成为永世的罪人。

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右却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比起苏联和东欧来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提出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果走向了反面。为什么？因为他只注意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比认识更有力量，最后是制度扭曲了认识。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认识不清，而是滥用权力，又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抽象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实行起来，总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论“敌”、判“敌”、制“敌”。一党专权的体制不变，造成的结果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区别。斯大林也可以断然说：“我在肃反中消灭的都是敌人。”“正确处理”的主体是人，而且是有权处理矛盾的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人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贯彻。第一，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矛盾的性质不能由掌权的人说了算。否则，如果要打击一个人或一批人，只要首先宣布他或他们是敌人，然后加以“正确处理”。第二，判定敌我必须依据法律。毛泽东恰恰抛开法律，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以政治标准代替法律规定，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法律所判定的也不是抽象的矛盾的性质，而是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各种罪行。既然是法治社会，也就不需要这一理论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曾考虑在整风中建立某种制度。《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毛泽东自信地说：“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31)但从那时到现在，共产党非但没有“面目一新”，而且日益沉沦。因为“根本制度”搞错了。什么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当是宪政民主制度。整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是现代的政治文明。既然这一套都试过了，而且也破产了，应当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了。

整风转向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开始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继而转向“审干运动”，最后成了“抢救运动”（即肃反运动）。整风总是从整思想转到整人。这与共产党、毛泽东的民主观有关。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群众讲话”。既然是“让人讲话”，同样也可以不让人讲话。整风就是从让人讲话转向不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当然是让人讲愿意听的话，但讲话的人总是要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这就是“发扬民主”的内在矛盾。不让人讲话，积怨日久，难免爆发。一旦让人讲话，不可能都是愿意听的话，所以“让人讲话”之后势必不让人讲话。只有实行以宪法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改变从让人讲话到不让人讲话的转向。人人有权讲话，不需要当权者开恩；当权者无权不让人讲话，而是必须恭恭敬敬地听人讲话。

一九五七年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从此，口号不断地反右，脚步不断地向“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毛泽东一再在正当反“左”的时候强扭为反右。他本人就有“左”的偏爱。当他批评陈其通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还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旦反右，便是“你死我活”。

毛泽东是反左倾上台的。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几次左倾路线几乎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因反左倾得力，被誉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反左倾的代表人物，自己又成为左倾和极左的代表人物，值得深长思之。这说明，左倾是共产党的痼疾，只要气候适宜，立即旧病复发。同时也说明，共产党所立足的中国的这块黄土地，具有滋生左倾的社会历史根源。反“左”以及铲除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全民的长期的艰巨任务。

事与愿违 三种转向

看起来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实际上，许多时候，许多事情，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行为的动机和实践的结果常常是背反的。他也是“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成了历史的玩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生了三种转向。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上半月，毛泽东公开谈到整风的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自身，以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为借用力量，来解决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干部中的国民党作风。他也谈到蚂蚁出洞了，要防止匈牙利事件等等，但这不是在共产党的整风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提出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议论，讲什么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有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大民主，也有波匈事件式的大民主，“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甚至是小小民主。他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上半年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下半年正式开始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32)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是极其混乱的。民主分成两种：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又分成两种：资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小民主是否也可以分成两种？没有说。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也没有说。却说两种大民主是互相反对的。姑且按毛泽东的原意，大民主和小民主是两条平行线，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有一百六十多名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并第一次提出“党外人士可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主要还是针对党内：“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33)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下，风尘仆仆，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连日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整风的目的是：“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4)他仍专注于共产党自身的问题，通过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旧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各自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由于全国范围出现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共中央认为整风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出现，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的两次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一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一，欢迎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强调它的积极意义。“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二，对于不正确的批评，或批评中的有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应予反批评。但是，“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

三，与民主党派已达成协议，不要在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是要对共产党形成社会压力。“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四，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他还特别提醒各级领导：“此点也请你们注意。”(35)

在一个时期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千方百计动员党外人士投入“鸣放”。有人不愿参加座谈会，或参加了不发言，还打电话、登门拜访，好言相劝。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后，整风完全变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共产党“极为有益”，现在却说那是向党“猖狂进攻”。本来说要对共产党的整风形成“社会压力”，现在却说要“组织力量反击”。他还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36)本来说对付“匈牙利事件”是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现在大民主、小民主两条线并成一条线了。如果现在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以前的指示就有问题了。毛泽东说，没有问题，那是“阳谋”，为了“引蛇出洞”。这表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毛泽东有两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党外人士在“鸣放”中的批评如此尖锐；第二，没有料到党内干部对“鸣放”的抵触如此强烈。“阳谋”之说正是一箭双雕，在反击党外人士的同时安抚党内干部。目的是为了掩饰前后的自相矛盾，对急转弯作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一时颇为得计，但从此共产党失信于民，丧尽道义。某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们，以为事情都是按照“阳谋”（应读作阴谋）进行的，把他的事与愿违当作心想事成了，反而抬高了毛泽东。

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转向，又引发另外两种转向。

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心假意？仅仅从主观意图来说，他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的真心诚意是整下不整上，或借用储安平的语言来说，是只整“小和尚”不整“老和尚”。相反，通过整风正是为了加强自下而上的集权，“增加党的威信”（也就是“老和尚”的威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中，提出十多个问题，限在十五天内书面报告中央。其中列出：“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等等，都是矛头指向“你们”，丝毫没有涉及他自己所代表的共产党集权体制。他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是痛恨的，批评某些人的国民党作风时，简直咬牙切齿。什么是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37)毛泽东之所以痛恨官僚主义，因为它也会腐蚀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败坏威信。

“鸣放”中出现了矛头对着“老和尚”，质疑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他就要团结全党，一致对外，又从整“小和尚”转为保“小和尚”。本来，他对党外人士批评“小和尚”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说那都是“反党”。党外人士声辩，对党是拥护的，只不过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这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党”是一个集合概念。反右以后，本单位的负责人，甚至某些党员都成了“党”，反对（实际上或许是正当的批评）他就是“反党”。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人吸取了反右运动的教训，死保本单位的负责人，又成了“保皇派”。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的意图中还有隐秘的成分，也像后来的“炮打司令部”一样，他想利用整风来解决共产党上层的分歧。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正是要联合刘少奇来反对周恩来。他就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没有表示同意。(38)

毛泽东为什么以周恩来为目标？因为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写道：“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加快。”(39)毛泽东处于亢奋之中，只管抒发他的浪漫情怀。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人却陷入了财政透支、原材料紧缺的困境，不得不提出“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就是反对他。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准备发表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最后将社论送毛泽东审阅的时候，他写了四个字：“我不看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起这件往事，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他不看怎么知道是骂他的？他看了，才摆出愤懑的姿态。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指出：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要求计划“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看了大为震怒，在当天的报纸上批道：“尖锐地针对我”。

李志绥最先指出：“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40)他可能是在中南海里面听到的私下议论，没有什么论证。

毛泽东怎样煽动党外人士来攻周恩来？
　
王若水认为：“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41)

“皇帝”是指谁？王若水认为是指周恩来。这句话如果由别人讲出来，“皇帝”可能是指毛泽东；由毛泽东讲出来，决不会是指他自己。谁来“拉下马”？如果向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可能是针对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是寄希望于党外“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那就不是把共产党的“皇帝”拉下马了。毛泽东讲话一贯是皮里阳秋的。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本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事实上他是高贵者，但他决不会自认为最愚蠢。他又是以卑贱者的代言人的身分来反对别的高贵者。他指挥“炮打司令部”，在别人看来，司令部里的总司令就是他，他却站在司令部之外来炮打。“敢把皇帝拉下马”与“炮打司令部”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的前一天，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会议，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邀请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座谈整风。据会议的参加者周培源先生告诉我，毛泽东特别强调，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一连说三个“攻”字，可见心情之急切。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毛泽东却号召大家去“攻”政府部门，下一步火就会烧到国务院，烧到周恩来。

毛泽东的玄机，人们参不透。储安平批评“老和尚”的发言还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提。“鸣放”中没有人批评“反冒进”，反而附和、支持“反冒进”。五月十六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陈叔通的发言中说，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方面大？他的意思显然是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头两条偏差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马寅初在五月十一、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讨论经济建设。他的结论是：“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

毛泽东不得不作出妥协。整风转为反右以后，毛泽东的目标对准周恩来的意图，同时转为团结党内的异议者，枪口对外，一致反右。

注：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五一五页。
(23)转引自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三七一页。
(24)《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四九页。
(25)胡绩伟《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星岛日报》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二十一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三六页。又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一二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27)见阮铭《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第八页，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一年。
(28)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一九五—一九七页。
(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五六页。
(30)《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
(31)《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四页。
(3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页。
(3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〇页。
(34)《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八四--二八五页。
(35)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六---二九七页。题目改为《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36)《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三二页。
(37)《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二—二九三页。
(38)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
王若水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相信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有许多重要的消息在报刊和公开的出版物中是找不到的；而得到了重要的消息又不能公布来源。
(3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三页。
(40)同(28),第一九五页。
(41)同(38)。毛泽东的那段话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二页。

转向反右 策划“阳谋”
　
进行整风，结果走向反右。毛泽东说是“阳谋”。“阳谋”之说不可信，有人就说是“阴谋”。“阴谋”之说也是肤浅的，只是用个人动机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将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归结为毛泽东的意志起了决定作用。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罪责都加在他身上，结果反而变成对他个人作用的夸大。整风和反右具有内在的联系。但不是预先按照“阳谋”来设计整风和反右，而是在整风中见风转舵，转向反右，才策划“阳谋”。

毛泽东的本意不是以整风来“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以整风来证实他的创造性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具有震撼性的，不能不冲击毛泽东的头脑。毛泽东引以为戒，思考苏联错误的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就是思考和探索的最初成果。“十大关系”中缺少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党权和政权的关系，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警惕和防止斯大林式的专横。但会议在讨论的过程中，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升为党的方针。这是比《论十大关系》更为重要的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推动了中国的自由化。

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吹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九三六年，当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消失，而“外部矛盾”依然存在。由于不承认“内部矛盾”，在苏联和东欧凡是不满现实或群众闹事，总是用“外部矛盾”来解释，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隐藏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律进行镇压。压得住，就像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冤狱遍于国中；压不住，就像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全局动乱。毛泽东研究了这些教训，提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作了最初的表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22)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系统阐述。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整风就是以“鸣放”为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23)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事实上，“鸣放”先是“自由主义的开端”，后来又转为“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正反两用？本来一九五四年宪法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因为事实上宪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个党的方针。以党的方针代替宪法的规定，表明党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党的方针的执行，当然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毛泽东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既然有权让大家讲意见，也有权不让大家讲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像放风筝，看起来风筝可以在空中自由飘荡，它的牵线的另一端掌握在党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责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界的形势表示忧虑和反感。九家省级报纸纷纷转载，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印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省市委书记讨论。他批评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4)他还一再说，党的高级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少数，不赞成的是多数。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按兵不动；倒是《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刊热烈响应。毛泽东在外地说，回去要责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闻讯，赶紧在四月十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起草），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同意的。……‘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就是代表这种倾向。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大为赞赏。当天，他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等谈话，指名让王若水参加。毛在表扬王若水的同时，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在五十多天里没有发表反驳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并严厉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25)

毛泽东在大力反对教条主义，推动“鸣放”；“鸣放”的结果，却始料所不及。“鸣放”中触犯了他设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鸣放”中却追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矛头指向“党天下”。于是，“鸣放”从“自由主义的开端”变成“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从反对教条主义变成“引蛇出洞”。

根据李维汉、胡耀邦等人公开表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发生在五月中，标志是毛泽东写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明，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实际上经多次修改，直到 六月十二日才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起转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一方面表示对善意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同时又说整风中已经出现反共的苗头。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几个星期内）不予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26)

“阳谋”，是从这时开始的；不是按照“阳谋”将整风转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转向反右才产生“阳谋”。放手让反动言论发表以后怎么办？“阳谋”还是不具体的。如何反驳，过一个时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没有定型，只是泛称“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毛泽东起草），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驳而是反击，反击的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第一枪。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起草）。这些文件，虽然是毛泽东起草的，表明他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既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就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至少，胡耀邦说过：小平也主张反右。（27）近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志绥“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他说：“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小平）在推行反右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战心惊。”(28)

反右运动以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斗争的对象。毛泽东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9)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人民。即使资产阶级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个派别。以前毛泽东所持的是另一种说法。一九四九年，他提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说：“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30)可见人民中国的右派不是反动派。一九五七年却把右派当作反动派，把人民内部的一个派别当作敌我矛盾。本来左派和右派都是群体性的政治倾向。右派而落实为“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顶“帽子”、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旦戴了这顶“帽子”、贴上这个标签、具有这种身份，不但是敌我矛盾，而且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成为永世的罪人。

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右却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比起苏联和东欧来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提出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果走向了反面。为什么？因为他只注意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比认识更有力量，最后是制度扭曲了认识。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认识不清，而是滥用权力，又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抽象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实行起来，总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论“敌”、判“敌”、制“敌”。一党专权的体制不变，造成的结果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区别。斯大林也可以断然说：“我在肃反中消灭的都是敌人。”“正确处理”的主体是人，而且是有权处理矛盾的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人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贯彻。第一，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矛盾的性质不能由掌权的人说了算。否则，如果要打击一个人或一批人，只要首先宣布他或他们是敌人，然后加以“正确处理”。第二，判定敌我必须依据法律。毛泽东恰恰抛开法律，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以政治标准代替法律规定，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法律所判定的也不是抽象的矛盾的性质，而是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各种罪行。既然是法治社会，也就不需要这一理论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曾考虑在整风中建立某种制度。《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毛泽东自信地说：“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31)但从那时到现在，共产党非但没有“面目一新”，而且日益沉沦。因为“根本制度”搞错了。什么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当是宪政民主制度。整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是现代的政治文明。既然这一套都试过了，而且也破产了，应当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了。

整风转向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开始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继而转向“审干运动”，最后成了“抢救运动”（即肃反运动）。整风总是从整思想转到整人。这与共产党、毛泽东的民主观有关。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群众讲话”。既然是“让人讲话”，同样也可以不让人讲话。整风就是从让人讲话转向不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当然是让人讲愿意听的话，但讲话的人总是要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这就是“发扬民主”的内在矛盾。不让人讲话，积怨日久，难免爆发。一旦让人讲话，不可能都是愿意听的话，所以“让人讲话”之后势必不让人讲话。只有实行以宪法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改变从让人讲话到不让人讲话的转向。人人有权讲话，不需要当权者开恩；当权者无权不让人讲话，而是必须恭恭敬敬地听人讲话。

一九五七年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从此，口号不断地反右，脚步不断地向“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毛泽东一再在正当反“左”的时候强扭为反右。他本人就有“左”的偏爱。当他批评陈其通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还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旦反右，便是“你死我活”。

毛泽东是反左倾上台的。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几次左倾路线几乎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因反左倾得力，被誉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反左倾的代表人物，自己又成为左倾和极左的代表人物，值得深长思之。这说明，左倾是共产党的痼疾，只要气候适宜，立即旧病复发。同时也说明，共产党所立足的中国的这块黄土地，具有滋生左倾的社会历史根源。反“左”以及铲除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全民的长期的艰巨任务。

事与愿违 三种转向

看起来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实际上，许多时候，许多事情，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行为的动机和实践的结果常常是背反的。他也是“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成了历史的玩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生了三种转向。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上半月，毛泽东公开谈到整风的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自身，以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为借用力量，来解决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干部中的国民党作风。他也谈到蚂蚁出洞了，要防止匈牙利事件等等，但这不是在共产党的整风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提出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议论，讲什么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有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大民主，也有波匈事件式的大民主，“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甚至是小小民主。他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上半年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下半年正式开始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32)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是极其混乱的。民主分成两种：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又分成两种：资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小民主是否也可以分成两种？没有说。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也没有说。却说两种大民主是互相反对的。姑且按毛泽东的原意，大民主和小民主是两条平行线，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有一百六十多名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并第一次提出“党外人士可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主要还是针对党内：“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33)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下，风尘仆仆，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连日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整风的目的是：“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4)他仍专注于共产党自身的问题，通过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旧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各自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由于全国范围出现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共中央认为整风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出现，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的两次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一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一，欢迎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强调它的积极意义。“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二，对于不正确的批评，或批评中的有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应予反批评。但是，“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

三，与民主党派已达成协议，不要在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是要对共产党形成社会压力。“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四，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他还特别提醒各级领导：“此点也请你们注意。”(35)

在一个时期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千方百计动员党外人士投入“鸣放”。有人不愿参加座谈会，或参加了不发言，还打电话、登门拜访，好言相劝。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后，整风完全变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共产党“极为有益”，现在却说那是向党“猖狂进攻”。本来说要对共产党的整风形成“社会压力”，现在却说要“组织力量反击”。他还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36)本来说对付“匈牙利事件”是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现在大民主、小民主两条线并成一条线了。如果现在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以前的指示就有问题了。毛泽东说，没有问题，那是“阳谋”，为了“引蛇出洞”。这表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毛泽东有两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党外人士在“鸣放”中的批评如此尖锐；第二，没有料到党内干部对“鸣放”的抵触如此强烈。“阳谋”之说正是一箭双雕，在反击党外人士的同时安抚党内干部。目的是为了掩饰前后的自相矛盾，对急转弯作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一时颇为得计，但从此共产党失信于民，丧尽道义。某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们，以为事情都是按照“阳谋”（应读作阴谋）进行的，把他的事与愿违当作心想事成了，反而抬高了毛泽东。

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转向，又引发另外两种转向。

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心假意？仅仅从主观意图来说，他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的真心诚意是整下不整上，或借用储安平的语言来说，是只整“小和尚”不整“老和尚”。相反，通过整风正是为了加强自下而上的集权，“增加党的威信”（也就是“老和尚”的威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中，提出十多个问题，限在十五天内书面报告中央。其中列出：“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等等，都是矛头指向“你们”，丝毫没有涉及他自己所代表的共产党集权体制。他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是痛恨的，批评某些人的国民党作风时，简直咬牙切齿。什么是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37)毛泽东之所以痛恨官僚主义，因为它也会腐蚀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败坏威信。

“鸣放”中出现了矛头对着“老和尚”，质疑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他就要团结全党，一致对外，又从整“小和尚”转为保“小和尚”。本来，他对党外人士批评“小和尚”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说那都是“反党”。党外人士声辩，对党是拥护的，只不过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这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党”是一个集合概念。反右以后，本单位的负责人，甚至某些党员都成了“党”，反对（实际上或许是正当的批评）他就是“反党”。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人吸取了反右运动的教训，死保本单位的负责人，又成了“保皇派”。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的意图中还有隐秘的成分，也像后来的“炮打司令部”一样，他想利用整风来解决共产党上层的分歧。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正是要联合刘少奇来反对周恩来。他就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没有表示同意。(38)

毛泽东为什么以周恩来为目标？因为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写道：“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加快。”(39)毛泽东处于亢奋之中，只管抒发他的浪漫情怀。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人却陷入了财政透支、原材料紧缺的困境，不得不提出“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就是反对他。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准备发表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最后将社论送毛泽东审阅的时候，他写了四个字：“我不看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起这件往事，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他不看怎么知道是骂他的？他看了，才摆出愤懑的姿态。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指出：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要求计划“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看了大为震怒，在当天的报纸上批道：“尖锐地针对我”。

李志绥最先指出：“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40)他可能是在中南海里面听到的私下议论，没有什么论证。

毛泽东怎样煽动党外人士来攻周恩来？
　
王若水认为：“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41)

“皇帝”是指谁？王若水认为是指周恩来。这句话如果由别人讲出来，“皇帝”可能是指毛泽东；由毛泽东讲出来，决不会是指他自己。谁来“拉下马”？如果向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可能是针对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是寄希望于党外“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那就不是把共产党的“皇帝”拉下马了。毛泽东讲话一贯是皮里阳秋的。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本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事实上他是高贵者，但他决不会自认为最愚蠢。他又是以卑贱者的代言人的身分来反对别的高贵者。他指挥“炮打司令部”，在别人看来，司令部里的总司令就是他，他却站在司令部之外来炮打。“敢把皇帝拉下马”与“炮打司令部”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的前一天，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会议，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邀请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座谈整风。据会议的参加者周培源先生告诉我，毛泽东特别强调，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一连说三个“攻”字，可见心情之急切。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毛泽东却号召大家去“攻”政府部门，下一步火就会烧到国务院，烧到周恩来。

毛泽东的玄机，人们参不透。储安平批评“老和尚”的发言还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提。“鸣放”中没有人批评“反冒进”，反而附和、支持“反冒进”。五月十六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陈叔通的发言中说，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方面大？他的意思显然是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头两条偏差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马寅初在五月十一、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讨论经济建设。他的结论是：“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

毛泽东不得不作出妥协。整风转为反右以后，毛泽东的目标对准周恩来的意图，同时转为团结党内的异议者，枪口对外，一致反右。

注：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五一五页。
(23)转引自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三七一页。
(24)《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四九页。
(25)胡绩伟《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星岛日报》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二十一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三六页。又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一二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27)见阮铭《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第八页，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一年。
(28)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一九五—一九七页。
(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五六页。
(30)《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
(31)《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四页。
(3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页。
(3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〇页。
(34)《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八四--二八五页。
(35)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六---二九七页。题目改为《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36)《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三二页。
(37)《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二九二—二九三页。
(38)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
王若水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相信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有许多重要的消息在报刊和公开的出版物中是找不到的；而得到了重要的消息又不能公布来源。
(39)《<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三页。
(40)同(28),第一九五页。
(41)同(38)。毛泽东的那段话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