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政举

前中共组织部干部阎淮先生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赞扬胡耀邦力主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的举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壮举。胡的主张让数以亿计的中国底层人民获得了解脱，从贱民变成了普通的公民，享受了了正常人的起码的权利。

胡耀邦的举措令人想起了中国人的古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说明某一主张随着提倡者的存在而执行。实际上正好说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人治的社会。给中国大陆的所谓阶级敌人摘帽的举措，一直没有人敢提出来，直到1979年左右，才由胡耀邦提出，姗姗来迟，贻误了多少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埋没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和才智。对此，今天要说的是：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不再是人治的社会，而是法治的社会。不要依靠个别高级领导官员的醒悟，而是严格地执行政策和法规！

有法不依的官定年限

实际上，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年限都是有规定的。只是长期因为强化阶级斗争的思想监控，没有人敢提出罢了。195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地主成分的改变。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富农则为连续三年以上者。这是中共中央自己作出的决定，白纸黑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却数十年不予实行，直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才基本兑现。

反革命分子，这里主要是指历史反革命，也就是国民党以及其它旧政权军政人员被羁押的政治犯。在解放军攻克南京之后，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俗称《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頁）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但是到了镇反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中，凡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追究，处以杀关管各种处分，文革时期公开发布的《公安六条》说明了背后实际的政策。不仅大批放下武器、毫无抵抗的军政人员，而且还有不少投诚和起义人员也都遭到逮捕关押，长期头戴反革命帽子，成为贱民。历史反革命犯，作为政治犯，也是获有刑期的，可是反革命帽子却是没有刑期的。他们虽然刑满释放，或继续留场劳动，仍然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中国法院的最高刑期是25年，（更重的刑期则是无期和死刑）。毛泽东时期关押的反革命犯，直到1975年，已经超过了25年（1949-1975）才释放县团级以上的反革命犯。他们的刑期远远超过了日本战犯的刑期，也超过了其他重罪刑事犯的刑期（依照中国《刑法》重罪犯多罪复合刑期超过35年以上者，得判刑25年）。全世界对政治犯的严刑峻法，莫此为甚。

所谓“坏分子”的定义，也是非法定罪的典型。坏分子没有确切的刑法定义，盗窃、性骚扰（婚外情）、斗殴、违纪、不服从领导……都可能被定为坏分子。劳教制度违宪实行多年，说是三年为期，却可以随意延长年限。（在2013年被废止。）

右派分子的罪名更是非法定罪的怪胎。仅仅是因言获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所指称的右派分子六条标准，全部都是政治言论的不同意见，完全是违背宪法的做法。右派分子被整肃共二十二年（1957-1979），所谓“被摘帽”，其实仍旧被视为另类即“摘帽右派”。有的被劳改，有的在本单位长期作为阶级敌人被监控和有限使用。

另外，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凡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达抗拒的都被逮捕判刑，成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交出资产，接受定息，却长期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有期限，也没有说法。甚至给地富反坏右摘帽，也没有郑重宣布资产阶级摘帽，人们当然理解，“地富反坏右”都摘了，资本家早就该摘了。毛泽东津津乐道的“阶级斗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类的说法，用法治的镜子一照，立刻就显出了原形。

德国的《无刑事前科证明书》

联邦德国对于公民的刑事犯罪前科问题，也是有法规的。公民在向公共服务机关求职或申请营业执照的时候，必须向相关司法部门Justizamt 申请一纸“无犯罪前科证明书”Fuehrungszeugnis. 如果司法部门证明犯有刑事前科，就不能入职或营业。《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五年无重犯可获无犯罪证明。监禁和一年以下缓刑者在三年后即可获得。性犯罪者则必须在十年后或更久。该项制度既能防止惯犯涉入重要机关单位，又给与曾经失足的人们重返社会的机会。这样的制度是比较人性化的。如果某项非重罪的言行，惩罚当事人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二三十年！

比人道主义呼吁更可靠的是完全的法治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以后，不再关心普通人民的生存权利，不断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更想不起来中央文件中自己答应过的种种许诺，各级干部被斗争哲学搞得七荤八素，也很难想到落实政策，实行法治。解救上亿贱民的事情只好轮到毛泽东死后由胡耀邦来提出。从依法治国的理念出发来观察这段历史，教训是深刻的：胡耀邦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能够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纪念；但是我们还要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最可靠的治理不是依靠个别优秀的领导人的言行，而是法治。不仅需要政治家关注社会上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权利，为他们的权益而奔走，还要有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司法干部和律师，以法律为依据，仗义执言。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包括被告人（乃至被告人家属），也享有申辩的权利，享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当前的中国大陆社会，表面上主张“依法治国”，却发生了709整肃律师的大搜捕。对照胡耀邦的言行，今天的中国大陆法治正在渐行渐远！

人存政举

前中共组织部干部阎淮先生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赞扬胡耀邦力主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的举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壮举。胡的主张让数以亿计的中国底层人民获得了解脱，从贱民变成了普通的公民，享受了了正常人的起码的权利。

胡耀邦的举措令人想起了中国人的古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说明某一主张随着提倡者的存在而执行。实际上正好说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人治的社会。给中国大陆的所谓阶级敌人摘帽的举措，一直没有人敢提出来，直到1979年左右，才由胡耀邦提出，姗姗来迟，贻误了多少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埋没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和才智。对此，今天要说的是：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不再是人治的社会，而是法治的社会。不要依靠个别高级领导官员的醒悟，而是严格地执行政策和法规！

有法不依的官定年限

实际上，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年限都是有规定的。只是长期因为强化阶级斗争的思想监控，没有人敢提出罢了。195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规定：“地主成分的改变。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富农则为连续三年以上者。这是中共中央自己作出的决定，白纸黑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却数十年不予实行，直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才基本兑现。

反革命分子，这里主要是指历史反革命，也就是国民党以及其它旧政权军政人员被羁押的政治犯。在解放军攻克南京之后，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俗称《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頁）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但是到了镇反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中，凡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追究，处以杀关管各种处分，文革时期公开发布的《公安六条》说明了背后实际的政策。不仅大批放下武器、毫无抵抗的军政人员，而且还有不少投诚和起义人员也都遭到逮捕关押，长期头戴反革命帽子，成为贱民。历史反革命犯，作为政治犯，也是获有刑期的，可是反革命帽子却是没有刑期的。他们虽然刑满释放，或继续留场劳动，仍然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中国法院的最高刑期是25年，（更重的刑期则是无期和死刑）。毛泽东时期关押的反革命犯，直到1975年，已经超过了25年（1949-1975）才释放县团级以上的反革命犯。他们的刑期远远超过了日本战犯的刑期，也超过了其他重罪刑事犯的刑期（依照中国《刑法》重罪犯多罪复合刑期超过35年以上者，得判刑25年）。全世界对政治犯的严刑峻法，莫此为甚。

所谓“坏分子”的定义，也是非法定罪的典型。坏分子没有确切的刑法定义，盗窃、性骚扰（婚外情）、斗殴、违纪、不服从领导……都可能被定为坏分子。劳教制度违宪实行多年，说是三年为期，却可以随意延长年限。（在2013年被废止。）

右派分子的罪名更是非法定罪的怪胎。仅仅是因言获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所指称的右派分子六条标准，全部都是政治言论的不同意见，完全是违背宪法的做法。右派分子被整肃共二十二年（1957-1979），所谓“被摘帽”，其实仍旧被视为另类即“摘帽右派”。有的被劳改，有的在本单位长期作为阶级敌人被监控和有限使用。

另外，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凡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达抗拒的都被逮捕判刑，成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交出资产，接受定息，却长期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有期限，也没有说法。甚至给地富反坏右摘帽，也没有郑重宣布资产阶级摘帽，人们当然理解，“地富反坏右”都摘了，资本家早就该摘了。毛泽东津津乐道的“阶级斗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类的说法，用法治的镜子一照，立刻就显出了原形。

德国的《无刑事前科证明书》

联邦德国对于公民的刑事犯罪前科问题，也是有法规的。公民在向公共服务机关求职或申请营业执照的时候，必须向相关司法部门Justizamt 申请一纸“无犯罪前科证明书”Fuehrungszeugnis. 如果司法部门证明犯有刑事前科，就不能入职或营业。《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五年无重犯可获无犯罪证明。监禁和一年以下缓刑者在三年后即可获得。性犯罪者则必须在十年后或更久。该项制度既能防止惯犯涉入重要机关单位，又给与曾经失足的人们重返社会的机会。这样的制度是比较人性化的。如果某项非重罪的言行，惩罚当事人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二三十年！

比人道主义呼吁更可靠的是完全的法治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以后，不再关心普通人民的生存权利，不断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更想不起来中央文件中自己答应过的种种许诺，各级干部被斗争哲学搞得七荤八素，也很难想到落实政策，实行法治。解救上亿贱民的事情只好轮到毛泽东死后由胡耀邦来提出。从依法治国的理念出发来观察这段历史，教训是深刻的：胡耀邦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能够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纪念；但是我们还要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最可靠的治理不是依靠个别优秀的领导人的言行，而是法治。不仅需要政治家关注社会上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权利，为他们的权益而奔走，还要有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司法干部和律师，以法律为依据，仗义执言。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包括被告人（乃至被告人家属），也享有申辩的权利，享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当前的中国大陆社会，表面上主张“依法治国”，却发生了709整肃律师的大搜捕。对照胡耀邦的言行，今天的中国大陆法治正在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