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泽（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开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从此中国人，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凭“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文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鸡子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是门庭若市还是可以称得上的。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回过头来指点我们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