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我想重提一下做民国的反对党。以我们大陆人的声音，向民国议会与政府发言，能影响他们的。针对大陆政府说话，那是大象屁股推不动。目前我们的力量只有话语，我觉得应该用在刃口上。大陆这边只能等他瓦解死掉。做的事情影响不了专制，只是为将来预备。传统大陆民间想的转型路径，都是虚空。
说到民主党人，它是八九天安门广场后基于组织不力而失败的补救尝试，因此开出一个中国的反对党促成路径。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断寻求突破。我惊喜得看到民主党的民国当归突破，寻求一个在大陆的民国反对党路径。如徐文利的民主党海外总部，阮杰的澳洲民主党等等。八九能过渡到民国，四五是不行的，因为后者完全是党内性。 海外民运如果持民国立场，是不是有助于他们收复八九之后失去的海外华人社会基础吗？
八九之后海外民运不久就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根基，不仅仅是因为内讧不团结内部争夺老大，更是因为八九民运提供的民主自由是亮出舌头空荡荡，随着八九后目标和成功一步步远去，又加上中共的利益统战，谁能守着那虚无缥缈的爱情？我觉得海外民运应该打民国牌，这样就成为比中共更高的国家和历史可能性的化身，也让海外华人有地盘站台，有参与投资投机的赌盘。
看民国问题，请勿坐井观天。如果你在49之内，还被共党洗脑狼奶没吐尽，你就一定觉得民国就是传统，或者历史资产，或者觉得是遥远的异邦。我用过古龙小说《萧十一郎》中玩偶山庄的比喻，如果你这么想，你就是被洗脑的玩偶。民国于大陆还是国体，统而不治，当你在井内，没到海外，你就觉得民国不在你世界里。国际法上的中华民国合法地位与民国国体是重合的。民国问题上，请吐尽你的狼奶。
共党是利益诱惑的黑洞，民国是精神高地。微信网友“从善如流的战士”说：恶党不惜用谎言来试图掩盖民主自由给社会带来的累累硕果，以扑灭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拙劣的伎俩只能使抱有温和改良愿望的人群彻底绝望，故有“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呼声。中国的出路在宪政，中华民国1946年的宪法就是目前最好的蓝本，故曰“民国当归”。
二十世纪以来民国宪政的危险与实验失败之处，可以化约说成反对党建设的失败，如宋教仁建反对党反对监督袁世凯未遂，如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未遂搞北伐，如共党反对国民党，成了独裁国家党。反对党没有让自己成为宪政化的反对党，反而成为专政的革命党，要么就是革命党的花瓶。所以如何走一条好的反对党之路，很重要。
台湾民进党算是目前最为宪政化的反对党，通过党内民主机制迎纳多元冲突，形成决议执行后用党纪保障统一性。这就像政党轮替选举一方胜利，另外一方必须放下一样。
行宪扩大到全中国：罗马元老院治理整个罗马，英国议会治理日不落帝国。议会本身有着统合无限的能力。我建议海外民主党派注册为民国政党，在议会中推动解决大陆为自由行宪区，也就高度的小世界统驭没高度的大世界。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议题，需有利于台湾，在行宪区的不断扩大中，才能2016取胜。
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是十三亿人被迫养活着党，那么你就不会认贼作父，相信党养活了十三亿人。十三亿加三千万人民就是中华民国你亲生父母，一直养育着你，但你就隔着一层纸，轻轻的就能捅破，但你就不捅破不认亲生父母。民国当归就是认亲生父母，滴血认亲。
我把它定性为敌基督政体，敌基督总是为基督做工，练的是嫁衣神功，例如它使劲通过台海交流想统一台湾，最后发现仅仅为民国做嫁衣，自己反而被台湾统一了。真是一饮一啄，吊诡如斯。只晓菜花成酿蜜，不知辛苦为谁甜。
陷在沦陷区的民主化转型是一条绝路。在中共瓦解之前，是不可能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上等人骂国民党骂蒋马，下等人骂共产党骂毛习。你如果是民国人，你应该成为民国的反对党，而不是成为共党的反对派。不仅仅是直接守护宪政目的在场的渴望，而且可能蕴含着在罗马那样敌基督之中，类似基督教战胜罗马的唯一出路，长时间从内在战胜它。
几乎无法提供路线图，谁都无法担保自己提供的路是会成功的，我强调的是在路线的无数，党派与思潮的多元，然而必须在其上有一个拱顶石或者压仓石，那就是民国宪法。必须行动以及在行动中遵守宪法，至于策略与路径，不同的党派可以认为自己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宪政底线。
我们争论哪一些在将来在广场上是有用的，起引导旗帜作用，为此我们下赌注，49年之内的当下性和已有的格局，会虚化成阴沟水。一定是参加赌注，当下性所决定的的策略，是暧昧的，看不住的，随时有相反的，或者相左的取而代之，也就是反对派或者反对党。因此就广场革命而言，民国政府与民进党也是靠不住的，但是民国的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是必须依靠的，这就是宪法之下的保守革命。国家与政府分离，我们的抗争是复国的革命，并且是更新民国政府的革命。我们的抗争是帮助民国进一步宪政化，如国民党化，抗争意识一定要宪政化，要告别百年来的革命性病毒。
无边无尽的群众运动带动民主化转型。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有所回归正义真相，它超越了政党政治，超越政党政治对政治的垄断。二战之后，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地位被群众运动所取代，群众运动成为政治的中心，发源地。所以果粉与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转型反对党路径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组织化路径的人该醒了。二战之后政党已经无能于政治，反对党不能动员民众，阿伦特等人早就指出了。
我在《苏东的后改革转型》与《维权运动的国内外氛围》等多文指出，团结工会与民进党俱是专制瓦解之后，非之前组建的。转型由社会运动完成。没有反对党带动转型一说，反对党在转型接近成功之后，才能形成。过去知识分子身份渗透污染的转型认知范式，看起来就是笑柄和画饼充饥。我过去五六年强烈抨击反对党主导转型之说，东欧与台湾都是先社会运动瓦解，胜利后组成反对党接盘或参与竞争，埃及革命中，转型没有主导者，只有花落谁家的受益者。民主社会反对党即使掌权，也不是主导者，而是可以轮替的社会力量。民主转型主导者想象，还是一种基于道德权威的，大多数人暴政，很容易变为垄断代表专制的病毒，民主转型并不是主导者人格的秩序拓展，而是宪政均衡，以及生根在公民社会而不是在精神领导权或主导权上的。
精神领导权转移到民主社会参与者中间，并且要清除，或者转嫁移到宪法上去。这就是代表性的退出。民主转型不能格式化删减为寻找主导者的弥赛亚神秘主义，或者简化为自我认命和争夺主导权的内战。从现在的维权运动，到将来广场革命，成为主导者的是宪法，而不是汲汲于组织来主导控制的精英，这是一个去主导者去组织化去领袖的革命运动。
停止骂共党
话语的批判，对极权主义只有帮助，没有破坏的剩余价值，为其柔韧性做拓展工作，他们借助于话语批判完成转型，巩固专制，如总统制都快有了。武器的批判，如果你对专制射出一个上面有青天白日的子弹，我这时候才说你忠诚于民国。别骂共党了，骂共党只能说明你不忠诚于民国。
体制内包括对在大陆对体制的抵抗，至少在底层革命之前都不是路。我一直强调的是底层的抵抗，由于中共的封锁，一定在之前的我们抵抗之外发生，不构成联动关系。一定在我们之外的偶然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民国当归，封闭体系之外的能量。以及维权运动我们突破封锁，帮一点民众的忙，弱联动。
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这里不需要与中共战斗，而需要与共党病毒渗透的你自己战斗，显示你生命中有民国没共党。民国派尽可能在处境中没有共党。我们宁可在此痛骂民国，也别在此痛骂共党。那就从言行开始，把自己当作民国人。
民国当归要求民国要素直接出场显现，如南街运动很多人是民国派，却把这要素藏了起来，其诉求公知化了。王炳章是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仅仅当作良心犯。赵枫生、刘沙沙夫妇、张文和、西单上街举牌的袁冬、南方街头运动中的很多人以及泛蓝联盟的各位同仁，都是民国派，但是被抓时，都没让民国在场，或者如被当局避开民国元素，如何打破这种困境，在民国在民间政治中在场呢。
主张民主的大陆民间政党应该到民国去寻求合法性。《圣经》说上帝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同样民国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 这国旗衫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就是未来，意味着国家保护每一个人，与每一个国民都不疏远隔离。从来没见过五星红旗也能这样的。新浪微博“rifle76”说，国旗在身上，自由在心中。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做为一个族群，能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证明和保障。每一个向往自由的中国人，最终都会归化中华民国，或早或晚。那些早归化的，有责任启发更多人归化，这是全民族的出埃及之旅，亦将是一场永垂青史的民族圣战。
民国于当下回归。我非常在意民国在当下，而不是在过去的历史遗产中。李伟东兄特意从台湾跑了很多地方买了大小蒋头像金丝衫送我，我还是选了国旗衫，把大小蒋送给朋友。我在微博里也转发当下的纪念双十国庆，有一些避开国民党及其党史的。
从介入石榴庄李焕君的反拆迁开始，我尝试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民国要素带入反拆迁领域。陈晨带来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望云和尚，我，陈晨和辛巴四个民国派，将国旗与维权抗暴锦旗连在一起，使底层抗争有着民国立场。表明革命与民国是当前的路。要行动的话，基于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希望的，不基于祖国的都是没希望。行动在大陆没出路与希望，在民国有。腾讯微博“茫芒”说， 在大陆公开树立民国旗帜，那是不是意味着从地下到台面，从无声到高调，成为容纳反抗者的基地，也就是实质上与土狗对立的反对派。
新浪微博“高氏在纽约”说，今日强拆与往日土改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强盗性质一样，都是强权以制度形式对国民实施的专政暴行，同属一场由统治集团对被统治者发起的旷日持久的内部殖民战争。处于弱势的一方援引民国宪政法统以言或将民国符号资源引入维权现场，意味着民间意识的真正觉醒。
我对新浪微博“陈晨czy”说，我想我们以后都得故意违反中华民国国旗法，故意倒拿中华民国国旗，以抗议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大陆人民的庇护义务。愿意受到民国法律责任的追究，希望在台湾的检察院或者相关团体起诉我们。
在今天没法有更高的突破，都被中共网格化控制而有的抵抗缝隙，都是暧昧的。更高的突破，是行动，维权或者民国。尽管还是有一定暧昧，因为在中共引力场，但有能力突破。我们必须逆水行舟，纠正民主运动中的精英贵族化。从启蒙与维权之争，我就要逆转精英小小代价，就收获好多，而民众付出无限，就像泰山投进湖里，没了波澜。无限头颅无限血，可惜只做血馒头。维权运动的背书就是我用来扭转的一步，提高民主运动中民众的地位。
去过不少地方城市同城活动，每次都觉得他们比北京依附启蒙公知圈的更接地气，对民主运动的主体性有着更深体认。如郑州的抛弃左右之争给我印象很深。这次来南昌，某朋友提到民间政治高度的自我消解，我曾在刘晓波零八被捕后辩解为言论自由，写文章指出这是自我贬低与消解，认为民运面对独裁，一直自我消解。如最近的与“王炳章同囚”。消解主体性，就不足以成为可供人民选择的可选项。这种没有旗帜鲜明的暧昧和自我消解，需要民国在场，只要民国在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民国，而我们被迫的妥协与行动的有限困境，都被融化，民国赋予我们主体性，此时主体性不会被客观和主观问题所消解。这时候主体的素质和时代有限性，以及行动的各种困境，都被缩水了。
我们要说话和行动，就需要给我们当前的说话和行动，找到历史意义感，也就是在特定的坐标系中定位。目前浩瀚星空中有两种坐标系，一个是49内的包括改革与革命，改良与政治反对，另外就是与49截然对立的民国。改革已死后，只有两种历史选项已经明朗：民国当归或革命当立。当下是49王朝的崩溃终末。既然是终末时期，为什么不站在终末时期的两端上，一端是革命，另外一端是民国。
晚清就改革派与革命派争论，决定历史的没清庭什么事。现在应该把改良派扔出去，不要老是改良与革命之争，要争就是民国与革命之争。其他的扔在外面虚无里面。老与共党和改良派说话，是脑袋有问题。把上街与各种行动放在改良与革命范式内，则依赖于打击程度来鉴定自己的意义，也会对言论和行动产生偶像崇拜，往往与更黑暗面对比，然后沾沾自喜，而不是考量与胜利目标的距离反过来评价自己，总是比上远远不足很遥远，比下有余，把把土粒比下去，小山包就把自己当作巍峨天柱。
他们的行动总是去主动寻找打压，在打压中，由独裁反向赋予意义封神，打压越重，自己越“民主化”。离不开强大敌人给的毒奶和地沟油。我因此寻找一个超越49的民国，放弃到独裁那里索取意义，而是自我赋予，自己设置议题，自我生长。
民国在场，就不需要通过鼓吹放大偶像崇拜路径和方法来赋予意义，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往民运中各大流派内斗的局面被缓解，而且内部争论只会造成民国更大程度的在场。我们在从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难免有各种道德亏欠，投降妥协或者私人生活不检点，民国在场让民主宪政目标与从事者的个人品行分开来，个人被绊倒，不影响目标的声誉。个人做好事，越发荣耀目标。
腾讯微博“东南”说，民国是土狗玩不起或不敢玩的，因为一入宪政民国架构，土狗便被打回黄俄买办与山贼本色，白俄已亡，黄俄成丧家之犬，满地球不待见，唯有到处收买，即便无名小国，都可以对土狗踢一脚敲诈一番。一句话就是不和土狗玩，让底层在主流世界浮现，借民国的架构在场，增加集聚性粘合度，形成飓风。
别把重担压在台湾人肩上
国内民国派网民众星捧月，烘托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的“宪政共识”，我认为就是一条宪政统一之路，继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攫取和平统一的和平性。三民主义还是学说教义性的，宪政共识是学说教义的制度化，这已经是更进一步。在大陆沦陷区革命之同时，应该是民国宪法在大陆行宪的恢复，革命与秩序恢复同在，这是保守主义革命。沦陷区革命也是宪政共识的在大陆的延伸，恢复本来就保留在沦陷区上空的民国国体的统治。
新浪微博“林子二世”说：非常同意把大陆维权掺和进去，把民进党拉到大陆来，那样台湾建国已不可能，民进党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党，非常支持民进党西进！那样民进党会成为世界级大党。
新浪微博“MZ王定邦二世”说：中华民国与国民党已事实分开了。而且以目前国民党的表现，将来其在大陆的票源不容乐观。相反，随着民进党高举宪政、民主、人权旗帜回应大陆民众，其前景预期将比国民党好，弱势是上年纪的普通大陆民众对其不熟悉。此外，大陆本土非登记党派和维权先锋也有一定空间。问题在于，中华民国对于台湾却是异质的他者。台湾没有义务承载大陆的“民国想象”。
固然从宪法和民国的历史传承中，可以要求民国政府，政治力量担负起复国和直接促成大陆行宪的义务责任，但是这会间接转嫁到台湾人民头上，成为不可承受的重负，而且国内的民间政治力量被看起来，像带路党和乞兵之人，丧失主体性。我觉得这种复国历史真理感的政党政治，是不可行的。我更倾向于能给台湾人带来利益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从可以增加利益出发的，把大陆的民间力量当做参与民国在台湾政治事务的反对党或者社会运动力量，把大陆独裁抛弃出话语，预设其不在场的方案设计。只要它在场，一切皆无可能。
我们得重视民国政府与台湾人民之间的重大鸿沟，而且得重视民主政治的地方本土性，老蒋小蒋的复国使命对于台湾人民是独裁专制的，并不是民主的，我们必须使我们大陆沦陷区对民国的政治诉求是宪政的，不损害而增加台湾的公共利益的，如民国护照申请，这是宪法下的权利运动。我们不能一味得索求台湾人，要求他们承担起不能承担的重负。也就是我认为，民国当归必须从老蒋小蒋的光复旧路脱离出来，走适合当下的恢复行宪之路。同时让自己成为给台湾人带来影响政党轮替的公共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扩张好处的民国反对党，通过台湾民主的扩张，压缩消灭大陆独裁的和平宪政统一之路。
做民国政党为民众提供站队的地盘
微信网友“摇滚吧小熊”说，民主化很大可能需要底层流血。上层精英大多贪婪堕落，我身边这些城市里的民众满足现状，衹要厄运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对暴政宽容程度远超我们想象，甚至很大部份人对于他人遭受的暴政侵犯视而不见，唯有最底层大量的农村人口，也是受暴政迫害最深的一个阶层才有可能在忍无可忍之下反抗。
有个小伙子说，民意已够，只是人们没有地方可以站队。所以人们只能当带路党。没有地方那个站队，开拓不出地盘来，却只能威逼民众怎么不站出来，愚民，被压迫活该。但是实际上是是有地盘的，是民众在后极权缝隙里自己抵抗创造出来的敌后根据地，精英有不削一顾，觉得没法夺权不下沉。在今天没法有更高的突破，都被中共网格化控制而有的抵抗缝隙，都是暧昧的。更高的突破，是行动，维权或者民国。尽管还是有一定暧昧，因为在中共引力场，但有能力突破。不断开拓话语之外战场。这样启蒙被边缘了。屠夫们的出现，造成摄像头方向扭转。维权用来压倒启蒙，把有限的话语资源放在创造根据地上。不仅要有反启蒙的鞭子，更要有梯子和楼上楼。
大部分普通人其实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法有场地让他们站队。维权运动算给被迫站出来的人，加上网络，算找到了一块不那么安全的场地。现在至少要有个站立的地方，立锥之地。
启蒙是有了讲台这块场地，但是是贵族的，少数人的，门槛很高的，而且成本很大的。维权提出来，一个很大原因是为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提供一个社会运动的场地，他们已经没有可能成为启蒙精英了。 不给他们场地，他们就极端了，而且没政治训练或者社会运动的经验，起来了革命就胡来乱搞。
都在革命性也就是打倒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的目标渴望支配下，八十年代启蒙也没破了共党什么，只是沉淀下文人精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只是获得一定物质独立，沉淀下实务民主人才，二十一世纪维权只是为挣回一些利益，沉淀下法政维权律师。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有沉淀。
我2006年论述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不是去摧毁过去的建设性沉淀，而是继承的前提下往前走，八十年代的以来民主启蒙运动，有着对人民舆论主权的信心，也就是美国那样人民通过舆论掌握主权，不需要通过暴力，类似于希腊通过说服而统治，这种信心需要帮助维持下来，民主化后有用。所以我想把改良的努力，推向民国，在民国之内改良，来继承这种信心。
民国是可以改良的，而采取了革命，共国是不可以改良，偏偏要求告别革命。知识分子对民国还是提出革命要求，如国军光复，不肯在民国法权内，向民国政府要求改良，逐渐的制度变更光复大陆。而偏偏要求中共改革制度变更。我的立场是在民国要改良，在共国要革命。
就是立足大陆，因为民国国体还在大陆，大陆人民为主体，向民国政府要权利，这是一种宪政化的革命。如果抛弃党国思维，依赖宪政思维，找民国政府要权利，正是立足大陆。以大陆沦陷区人民为主体的反对党。你不找你国家要权利，难道你还找你的敌人要权利？何谓一个民国的反对党，是说我们自己的。
这三十年的抵抗，具有暧昧性。我一直在反思，这三十年的抵抗，丧失了政治主体性，没有成为人民的独立选项。如果不反思超越，将来三十年还如此。民国当归对于将来革命而言，有着一个避免无政府混乱恐惧的作用，另外一个避免对陷入革命带来专制循环，新中共的恐惧。
在中国既使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反对，如广场革命，也没法转型，倒逼只会造成移民，而不是转型。 大规模的政治反对，也不是一个一个政治反对派汇集而成的，而是民生，民权，民权等三民理由和旗帜下汇集而成的。转型预设，尤其和平转型，即使以广场革命为工具，是不可能的。这是在中国的特例，民主化的例外情形。广场革命，只会是移民与大规模奔溃的后果。如果就立即确立宪政制度，也是一个更混乱的更糟的魏玛，然后立即奔向法西斯。
要么移民与一系列大规模崩溃，要么宪政后成魏玛后纳粹，这是中华大地在专制瓦解后为专制长期毒害的买单，这是49内的必然结果和历史必然性的延伸。在49之内的最极端抗争政治反对与革命，还是内在于49秩序，很容易革命者继承被革命者的遗志。所以需要外在于49内的超越性力量打断这种必然性延伸。《耶稣在北京》的作者阿克曼说：中国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基督教共和国。大陆需要民国作为基督教共和国来打断49内奔溃与法西斯化的历史必然性命运，民国未灭台湾尚在就是民国复归命运之伏笔，也就是世俗救赎之希望所在。
在这个独裁的终末时期，应该49体系的最后一线，藕断丝连之处，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虽然没有革命权就没有宪政是不争的事实。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今天革命派立场不应该不断邀请独裁与改革派上台来，占一席之地，这是拖历史进程的后退。只有与前头的精神竞争，革命立场才有历史地位。别讨论改革与革命范式了。讨论一下在没法革命之下怎么革命问题。
华岗岩说避不开改革派。我相信在专制瓦解之前，改革派与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站整体冒着巨大风险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么对于新秩序的道义资源的生产，这一些人没有一席之地，有一些冒出来站出来，也是个体的特例的，也是很容易自我摧毁的，如王功权。清末的立宪派对清朝彻底绝望时，出路才显现。我今天说，只有像喻可平这样略有光的灰色改革派人物，成为黑色的臭的时候，出路才有。把改革派赶出新秩序的圆桌，断他们后路，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就不分配他们道义资源，迫使他们带着金钱和军队来做投名状。这样才有三国鼎立，“三权制衡”的局面。在话语生产上，没他们什么事。
我一直设想在大陆成立的民国在野党或者政治沙龙的可能，杜绝批评中共只批评民国政治，以体现最忠诚的民国认同，和最彻底的放弃中共立场。以申请民国护照为主体，上街举牌或者微博等群众运动，以成为竞选议题，进入民国立法院立法修订或者到大法官会议释法。群众运动进入反对党议会司法，是宪政化革命。
福建登云庄主评价游明磊诉福州公安，大陆民国宪法第一案说，这是大陆沦陷区国民自己恢复行宪的努力，不依赖于民国政府自己推进，有着主体性。在大陆法庭上显出民国宪法，这是民国法权在恢复与扩张。这是在民国台湾政党政治之外，沦陷区人民的民国参与。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在《民主的自然与价值》中说，所有民主都应当将人民吸纳入政党的方向发展。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民就不再作为政治力量存在。与吸纳入政体以及政党以及社团的方向相反的，还有一种更加原始的批判和瓦解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或者革命性，以大多数人的道德原教旨运动或者暴力的方式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离心力并需保障，体现为少数派的宪法保障，反对党的承认，言论与结社的政治权利，或者其他宪政化革命的制度，他们都是革命权的替代品。将暴力对秩序的冲突隔离转化为宪政体制的反对性有益补充。
我们作为沦陷区的民国子民，需要避免很多台湾人那样，被吸纳入政党政治当中，而不能以沦陷区子民的身份和主体性在场。蓝绿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不需要通过成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在大陆精神党员，我们需要成为民国第三方政治力量，我们只认同国家和宪法，以彰显民国和我们的关系，从而利用台湾政党轮替为我们沦陷区子民的民国宪法权利服务，给我们扩张宪法权利的，我们支持他们，并影响台湾选民支持他们。进一步剥夺我们宪法权利，我们反对他们，并影响台湾选民抛弃他们。我们把我们的沦陷区人民权利主张，打包进入台湾舆论，议会，成为影响政党轮替或者选情的选举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着民国沦陷区子民的主体性，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
举个例子，我们沦陷区像个屌丝，在台湾富二代的蓝绿二党一起竞争一个民国宪政美女，我们虽然很穷，很没有实力，甚至不成为气候，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对民国宪政美女说，我们爱你，你给我做老婆，不能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站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后面躲藏着。只有勇敢的示爱和热烈的追求，才能成为备胎，才有机会成为民国宪政美女的老公。
纳粹德国内部的抵抗运动，使一些德国人不再被希特来代表，成为战争共犯，在公民社会的建构，显示自己，才能免于被代表。不代表别人，同时不抵抗，就会陷入被人代表陷阱。那么需要在政治或者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划开个群己分界。代表别人与被别人代表，都是憾不动社会根基，任凭风月飘摇，根基深厚的大树抓根土地长存。
台湾政党只能合作，不能依靠，而且我们要成为主体，成为一方力量，这样才能被利用，也能利用别人。不要依赖于民进党打开口子，这是不可能的，现实之中只会去政治化运作，不会碰政治的。阿伦特把人类世界未来所依赖的那一些人叫做新来者，并且把《责任与判断》一书献给他们。我依葫芦画瓢，把民国当下和未来所依赖的，在政党政治之外，能不被政党所吸纳的，对民国国家和宪法认同的大陆沦陷区子民，当作新来者，我渴望新来者走入民国宪政的秩序世界里面。
不要降低民国高度
王炳章等中国政治犯人权问题这次成功地嵌入民国反对党与议会政治。这要感谢杨宪宏的台湾关注大陆人权同盟。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次民国美国欧盟对中国政治犯的同步听证，让民国挑头先干，是一种“中国问题中国人自己为主解决”，后二者在后面支撑的新格局。
民国当归，是两岸政治的共同向前迈步。不仅仅是大陆民众举着民国旗帜的维权抗争恢复民国，而且是民国台湾部分的进一步宪政起来，进一步去国民党化。还是二者链接，把沦陷区民主化光复议题，纳入反对党和议会解决，伴随着大陆民众革命，有“生成”秩序立法，这个最好纳入已有民国反对党和议会体系提供。
就在我致王炳章公开信当时，我在推特上建议王炳章家属，联系杨宪宏的台湾关注大陆人权同盟到民国议会推动。以王炳章与民国的渊源，就能较深推动大陆人权问题的民国反对党国会框架解决。我挺高兴看到已经上路。以后如六四问题，也能嵌入民国选举议题。
所以民国在台政府不具备民国法权代表性，而国会与司法可以为大陆维权提供合法性，提供民国法统支持。司法立法行政三权，从来没有听说行政权是代表人民的，按辉格党人传给美国衣钵，行政权及其最高代表国王是人民的敌人，还有政教分离，行政权是中立的世俗化的。这就是我将大陆维权与民国法权勾连原因。
民国在台实行人妖混入的五权宪法，且国民党党国要素残余不少，民进党的地域性力量，如果没有大陆维权参合进去，更进一步激活民国宪政的核心，司法审查和国会制衡政府，只有撕裂民国的怀抱，蹒跚走向台湾建国。通过社会运动，不断支持弱势的司法与国会，从而达到三权分立，这也是美国几百年宪政的经验。
王炳章是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仅仅当做良心犯。良心犯有多高的高度，高不过共党的原教旨弹性，诉诸于内心移民者的良知，要来自西方文明世界良知外的政治压力来支持，也就是只有嵌入中美关系中成为棋子才有用。也就是说良心犯的外在高度是由中共决定和赋予的，内在高度只有私人宗教的意义。我建议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王炳章案，开始抛弃良心犯的叙事。
要说抵抗暴政的良心高度，乌坎村薛锦波生命牺牲的高度，难道比不上牺牲自由丢了体制内工作的？射出来的子弹捅出的刀，良心高度就没拿笔的高？良心犯就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美国人权谈判的棋子。王炳章因为扛起枪就没法获诺贝尔炸药奖，记得和平奖是炸药变来的。
良心的高度，取决于体制内身份的高低而已，高身份的说一句好话，做出一点牺牲，就被赞誉为政治良心，问题是他们的牺牲能实现民主化吗，屁用都没有，最后还不是要流民众的血才有用。自由王炳章运动的意义塑造问题，我们民国派将之塑造为民国沦陷区复国的谱系中，让王炳章身上的功勋与受难，用来荣耀民国。如果仅仅以沦陷区的民主抗争历史，那么一个使民主宪政成为依附于先锋人物人身的模糊乌托邦，不是历史实存，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另外一个，沦陷区的先锋自我为义，格局太小。
纽约时代广场自由王炳章运动现场，竖起一个青天白日旗，我相信是王炳章博士所喜悦的。我想讨论的是自由王炳章运动如何发酵更大，如何产生更大影响的问题。人只会敬畏崇拜更高者，不会崇拜靠近平等的事物和人，如果自由王炳章仅仅是让王炳章，重新进入聚焦点，那么是弱势和没有主体性的体现，还需要在中共和体制内主流面前，论证和辩护王炳章的价值。要让王炳章成为高高在其上的民国图腾。自由王炳章运动若仅仅把王炳章当作“殉道者”，是对王炳章的矮化，矮化入1949猪圈。王炳章的抗争和牺牲，不再清洗地指向“重建中华民国”，而是导向1949猪圈的改造美化装修为“宪政”。抗争者被敌人捕获，下降到公车上书者，抹杀王炳章武装斗争内含的打破1949猪圈的高度。只有王炳章凸显了这层高度。
由“同囚行动”，想到七八前任畹町先生在“白宫排郭门”之后，对维权运动地位批评的长文，以及我和他的争论，他认为铁窗民运才是主导者和力量所在。一种通过牺牲与受难而塑造起来的道义资源，到底方向感还是暧昧不明的，不确定的，到底是是“死谏”，还是另起炉灶，只有指明了，才是千年暗室一灯则明。
海外政论家潘晴说：海外王炳章多年前提出“重建中华民国”的口号，但没有深度的理论支持。陈永苗的确在理论上有了全新的解释，提法上也更简练。更适合中文语境，朗朗上口，民众易于接受。新意之处，在于“归”字，统揽了革命和改良的路径。更重要的在于明确了民运或维权及人权运动的方向。于宪政框架下明确了国体概念。潘晴还说：另一突破，是民生革命的提法，切中中国民情，我已将此提到“新三民主义”的层面。新的排序是：民生、民权，最后的民主宪政只是临门一脚。如果能将民族区域的问题考虑进去，将对中国现实变革发生作用。
海外的民国参与
我们也需要海外民运的想法，尤其是我们只能想一想，做不了，海外民运就能做，如激活外国守护台湾的力量。维权运动让国内有了一点优于海外的地方，估计民国当归又会让海外民运重新成为先导。还是如孙文那时候，由海外影响国内。海外可以利用外国民主政治，进入现实运作。 能卷入台湾现实政治的，只有海外力量结合外国政要。国内的只能卷入媒体舆论，被挡在外层。我们国内把民国的势头造起来，但也只能长久的持续不断的造势，因为任何组织化和介入台湾与大陆关系上的动作，就会灭。而海外有便利，有组织有政要关系，可以介入台湾现实政治。 海内外革命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经没法搞，没法搞就兴望不起来，所以到台湾去运作民国，算一个方便法门。
王力雄近日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谈新疆问题，最后他说，新疆问题在现有格局中无解，就看能不能超越现有的格局。我想用民国联邦制来回应他。新疆地方势力与台湾关系不错。达赖喇嘛很赞同民国。香港也只有回归民国的退路。荷兰的汤志敏访问几个大的少数民族的，都觉得民国好，自由亚洲电台有报道。我看杨建利领导的公民力量组织的国际族群青年领䄂研习营活动，这几年放在台湾搞，就有这层含义，我以为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我想重提一下做民国的反对党。以我们大陆人的声音，向民国议会与政府发言，能影响他们的。针对大陆政府说话，那是大象屁股推不动。目前我们的力量只有话语，我觉得应该用在刃口上。大陆这边只能等他瓦解死掉。做的事情影响不了专制，只是为将来预备。传统大陆民间想的转型路径，都是虚空。
说到民主党人，它是八九天安门广场后基于组织不力而失败的补救尝试，因此开出一个中国的反对党促成路径。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断寻求突破。我惊喜得看到民主党的民国当归突破，寻求一个在大陆的民国反对党路径。如徐文利的民主党海外总部，阮杰的澳洲民主党等等。八九能过渡到民国，四五是不行的，因为后者完全是党内性。 海外民运如果持民国立场，是不是有助于他们收复八九之后失去的海外华人社会基础吗？
八九之后海外民运不久就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根基，不仅仅是因为内讧不团结内部争夺老大，更是因为八九民运提供的民主自由是亮出舌头空荡荡，随着八九后目标和成功一步步远去，又加上中共的利益统战，谁能守着那虚无缥缈的爱情？我觉得海外民运应该打民国牌，这样就成为比中共更高的国家和历史可能性的化身，也让海外华人有地盘站台，有参与投资投机的赌盘。
看民国问题，请勿坐井观天。如果你在49之内，还被共党洗脑狼奶没吐尽，你就一定觉得民国就是传统，或者历史资产，或者觉得是遥远的异邦。我用过古龙小说《萧十一郎》中玩偶山庄的比喻，如果你这么想，你就是被洗脑的玩偶。民国于大陆还是国体，统而不治，当你在井内，没到海外，你就觉得民国不在你世界里。国际法上的中华民国合法地位与民国国体是重合的。民国问题上，请吐尽你的狼奶。
共党是利益诱惑的黑洞，民国是精神高地。微信网友“从善如流的战士”说：恶党不惜用谎言来试图掩盖民主自由给社会带来的累累硕果，以扑灭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拙劣的伎俩只能使抱有温和改良愿望的人群彻底绝望，故有“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呼声。中国的出路在宪政，中华民国1946年的宪法就是目前最好的蓝本，故曰“民国当归”。
二十世纪以来民国宪政的危险与实验失败之处，可以化约说成反对党建设的失败，如宋教仁建反对党反对监督袁世凯未遂，如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未遂搞北伐，如共党反对国民党，成了独裁国家党。反对党没有让自己成为宪政化的反对党，反而成为专政的革命党，要么就是革命党的花瓶。所以如何走一条好的反对党之路，很重要。
台湾民进党算是目前最为宪政化的反对党，通过党内民主机制迎纳多元冲突，形成决议执行后用党纪保障统一性。这就像政党轮替选举一方胜利，另外一方必须放下一样。
行宪扩大到全中国：罗马元老院治理整个罗马，英国议会治理日不落帝国。议会本身有着统合无限的能力。我建议海外民主党派注册为民国政党，在议会中推动解决大陆为自由行宪区，也就高度的小世界统驭没高度的大世界。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议题，需有利于台湾，在行宪区的不断扩大中，才能2016取胜。
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是十三亿人被迫养活着党，那么你就不会认贼作父，相信党养活了十三亿人。十三亿加三千万人民就是中华民国你亲生父母，一直养育着你，但你就隔着一层纸，轻轻的就能捅破，但你就不捅破不认亲生父母。民国当归就是认亲生父母，滴血认亲。
我把它定性为敌基督政体，敌基督总是为基督做工，练的是嫁衣神功，例如它使劲通过台海交流想统一台湾，最后发现仅仅为民国做嫁衣，自己反而被台湾统一了。真是一饮一啄，吊诡如斯。只晓菜花成酿蜜，不知辛苦为谁甜。
陷在沦陷区的民主化转型是一条绝路。在中共瓦解之前，是不可能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上等人骂国民党骂蒋马，下等人骂共产党骂毛习。你如果是民国人，你应该成为民国的反对党，而不是成为共党的反对派。不仅仅是直接守护宪政目的在场的渴望，而且可能蕴含着在罗马那样敌基督之中，类似基督教战胜罗马的唯一出路，长时间从内在战胜它。
几乎无法提供路线图，谁都无法担保自己提供的路是会成功的，我强调的是在路线的无数，党派与思潮的多元，然而必须在其上有一个拱顶石或者压仓石，那就是民国宪法。必须行动以及在行动中遵守宪法，至于策略与路径，不同的党派可以认为自己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宪政底线。
我们争论哪一些在将来在广场上是有用的，起引导旗帜作用，为此我们下赌注，49年之内的当下性和已有的格局，会虚化成阴沟水。一定是参加赌注，当下性所决定的的策略，是暧昧的，看不住的，随时有相反的，或者相左的取而代之，也就是反对派或者反对党。因此就广场革命而言，民国政府与民进党也是靠不住的，但是民国的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是必须依靠的，这就是宪法之下的保守革命。国家与政府分离，我们的抗争是复国的革命，并且是更新民国政府的革命。我们的抗争是帮助民国进一步宪政化，如国民党化，抗争意识一定要宪政化，要告别百年来的革命性病毒。
无边无尽的群众运动带动民主化转型。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有所回归正义真相，它超越了政党政治，超越政党政治对政治的垄断。二战之后，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地位被群众运动所取代，群众运动成为政治的中心，发源地。所以果粉与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转型反对党路径的支持者该醒一醒了，组织化路径的人该醒了。二战之后政党已经无能于政治，反对党不能动员民众，阿伦特等人早就指出了。
我在《苏东的后改革转型》与《维权运动的国内外氛围》等多文指出，团结工会与民进党俱是专制瓦解之后，非之前组建的。转型由社会运动完成。没有反对党带动转型一说，反对党在转型接近成功之后，才能形成。过去知识分子身份渗透污染的转型认知范式，看起来就是笑柄和画饼充饥。我过去五六年强烈抨击反对党主导转型之说，东欧与台湾都是先社会运动瓦解，胜利后组成反对党接盘或参与竞争，埃及革命中，转型没有主导者，只有花落谁家的受益者。民主社会反对党即使掌权，也不是主导者，而是可以轮替的社会力量。民主转型主导者想象，还是一种基于道德权威的，大多数人暴政，很容易变为垄断代表专制的病毒，民主转型并不是主导者人格的秩序拓展，而是宪政均衡，以及生根在公民社会而不是在精神领导权或主导权上的。
精神领导权转移到民主社会参与者中间，并且要清除，或者转嫁移到宪法上去。这就是代表性的退出。民主转型不能格式化删减为寻找主导者的弥赛亚神秘主义，或者简化为自我认命和争夺主导权的内战。从现在的维权运动，到将来广场革命，成为主导者的是宪法，而不是汲汲于组织来主导控制的精英，这是一个去主导者去组织化去领袖的革命运动。
停止骂共党
话语的批判，对极权主义只有帮助，没有破坏的剩余价值，为其柔韧性做拓展工作，他们借助于话语批判完成转型，巩固专制，如总统制都快有了。武器的批判，如果你对专制射出一个上面有青天白日的子弹，我这时候才说你忠诚于民国。别骂共党了，骂共党只能说明你不忠诚于民国。
体制内包括对在大陆对体制的抵抗，至少在底层革命之前都不是路。我一直强调的是底层的抵抗，由于中共的封锁，一定在之前的我们抵抗之外发生，不构成联动关系。一定在我们之外的偶然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民国当归，封闭体系之外的能量。以及维权运动我们突破封锁，帮一点民众的忙，弱联动。
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这里不需要与中共战斗，而需要与共党病毒渗透的你自己战斗，显示你生命中有民国没共党。民国派尽可能在处境中没有共党。我们宁可在此痛骂民国，也别在此痛骂共党。那就从言行开始，把自己当作民国人。
民国当归要求民国要素直接出场显现，如南街运动很多人是民国派，却把这要素藏了起来，其诉求公知化了。王炳章是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仅仅当作良心犯。赵枫生、刘沙沙夫妇、张文和、西单上街举牌的袁冬、南方街头运动中的很多人以及泛蓝联盟的各位同仁，都是民国派，但是被抓时，都没让民国在场，或者如被当局避开民国元素，如何打破这种困境，在民国在民间政治中在场呢。
主张民主的大陆民间政党应该到民国去寻求合法性。《圣经》说上帝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同样民国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 这国旗衫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就是未来，意味着国家保护每一个人，与每一个国民都不疏远隔离。从来没见过五星红旗也能这样的。新浪微博“rifle76”说，国旗在身上，自由在心中。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做为一个族群，能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证明和保障。每一个向往自由的中国人，最终都会归化中华民国，或早或晚。那些早归化的，有责任启发更多人归化，这是全民族的出埃及之旅，亦将是一场永垂青史的民族圣战。
民国于当下回归。我非常在意民国在当下，而不是在过去的历史遗产中。李伟东兄特意从台湾跑了很多地方买了大小蒋头像金丝衫送我，我还是选了国旗衫，把大小蒋送给朋友。我在微博里也转发当下的纪念双十国庆，有一些避开国民党及其党史的。
从介入石榴庄李焕君的反拆迁开始，我尝试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民国要素带入反拆迁领域。陈晨带来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望云和尚，我，陈晨和辛巴四个民国派，将国旗与维权抗暴锦旗连在一起，使底层抗争有着民国立场。表明革命与民国是当前的路。要行动的话，基于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希望的，不基于祖国的都是没希望。行动在大陆没出路与希望，在民国有。腾讯微博“茫芒”说， 在大陆公开树立民国旗帜，那是不是意味着从地下到台面，从无声到高调，成为容纳反抗者的基地，也就是实质上与土狗对立的反对派。
新浪微博“高氏在纽约”说，今日强拆与往日土改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强盗性质一样，都是强权以制度形式对国民实施的专政暴行，同属一场由统治集团对被统治者发起的旷日持久的内部殖民战争。处于弱势的一方援引民国宪政法统以言或将民国符号资源引入维权现场，意味着民间意识的真正觉醒。
我对新浪微博“陈晨czy”说，我想我们以后都得故意违反中华民国国旗法，故意倒拿中华民国国旗，以抗议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大陆人民的庇护义务。愿意受到民国法律责任的追究，希望在台湾的检察院或者相关团体起诉我们。
在今天没法有更高的突破，都被中共网格化控制而有的抵抗缝隙，都是暧昧的。更高的突破，是行动，维权或者民国。尽管还是有一定暧昧，因为在中共引力场，但有能力突破。我们必须逆水行舟，纠正民主运动中的精英贵族化。从启蒙与维权之争，我就要逆转精英小小代价，就收获好多，而民众付出无限，就像泰山投进湖里，没了波澜。无限头颅无限血，可惜只做血馒头。维权运动的背书就是我用来扭转的一步，提高民主运动中民众的地位。
去过不少地方城市同城活动，每次都觉得他们比北京依附启蒙公知圈的更接地气，对民主运动的主体性有着更深体认。如郑州的抛弃左右之争给我印象很深。这次来南昌，某朋友提到民间政治高度的自我消解，我曾在刘晓波零八被捕后辩解为言论自由，写文章指出这是自我贬低与消解，认为民运面对独裁，一直自我消解。如最近的与“王炳章同囚”。消解主体性，就不足以成为可供人民选择的可选项。这种没有旗帜鲜明的暧昧和自我消解，需要民国在场，只要民国在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民国，而我们被迫的妥协与行动的有限困境，都被融化，民国赋予我们主体性，此时主体性不会被客观和主观问题所消解。这时候主体的素质和时代有限性，以及行动的各种困境，都被缩水了。
我们要说话和行动，就需要给我们当前的说话和行动，找到历史意义感，也就是在特定的坐标系中定位。目前浩瀚星空中有两种坐标系，一个是49内的包括改革与革命，改良与政治反对，另外就是与49截然对立的民国。改革已死后，只有两种历史选项已经明朗：民国当归或革命当立。当下是49王朝的崩溃终末。既然是终末时期，为什么不站在终末时期的两端上，一端是革命，另外一端是民国。
晚清就改革派与革命派争论，决定历史的没清庭什么事。现在应该把改良派扔出去，不要老是改良与革命之争，要争就是民国与革命之争。其他的扔在外面虚无里面。老与共党和改良派说话，是脑袋有问题。把上街与各种行动放在改良与革命范式内，则依赖于打击程度来鉴定自己的意义，也会对言论和行动产生偶像崇拜，往往与更黑暗面对比，然后沾沾自喜，而不是考量与胜利目标的距离反过来评价自己，总是比上远远不足很遥远，比下有余，把把土粒比下去，小山包就把自己当作巍峨天柱。
他们的行动总是去主动寻找打压，在打压中，由独裁反向赋予意义封神，打压越重，自己越“民主化”。离不开强大敌人给的毒奶和地沟油。我因此寻找一个超越49的民国，放弃到独裁那里索取意义，而是自我赋予，自己设置议题，自我生长。
民国在场，就不需要通过鼓吹放大偶像崇拜路径和方法来赋予意义，获得更多的支持，以往民运中各大流派内斗的局面被缓解，而且内部争论只会造成民国更大程度的在场。我们在从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难免有各种道德亏欠，投降妥协或者私人生活不检点，民国在场让民主宪政目标与从事者的个人品行分开来，个人被绊倒，不影响目标的声誉。个人做好事，越发荣耀目标。
腾讯微博“东南”说，民国是土狗玩不起或不敢玩的，因为一入宪政民国架构，土狗便被打回黄俄买办与山贼本色，白俄已亡，黄俄成丧家之犬，满地球不待见，唯有到处收买，即便无名小国，都可以对土狗踢一脚敲诈一番。一句话就是不和土狗玩，让底层在主流世界浮现，借民国的架构在场，增加集聚性粘合度，形成飓风。
别把重担压在台湾人肩上
国内民国派网民众星捧月，烘托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的“宪政共识”，我认为就是一条宪政统一之路，继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攫取和平统一的和平性。三民主义还是学说教义性的，宪政共识是学说教义的制度化，这已经是更进一步。在大陆沦陷区革命之同时，应该是民国宪法在大陆行宪的恢复，革命与秩序恢复同在，这是保守主义革命。沦陷区革命也是宪政共识的在大陆的延伸，恢复本来就保留在沦陷区上空的民国国体的统治。
新浪微博“林子二世”说：非常同意把大陆维权掺和进去，把民进党拉到大陆来，那样台湾建国已不可能，民进党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党，非常支持民进党西进！那样民进党会成为世界级大党。
新浪微博“MZ王定邦二世”说：中华民国与国民党已事实分开了。而且以目前国民党的表现，将来其在大陆的票源不容乐观。相反，随着民进党高举宪政、民主、人权旗帜回应大陆民众，其前景预期将比国民党好，弱势是上年纪的普通大陆民众对其不熟悉。此外，大陆本土非登记党派和维权先锋也有一定空间。问题在于，中华民国对于台湾却是异质的他者。台湾没有义务承载大陆的“民国想象”。
固然从宪法和民国的历史传承中，可以要求民国政府，政治力量担负起复国和直接促成大陆行宪的义务责任，但是这会间接转嫁到台湾人民头上，成为不可承受的重负，而且国内的民间政治力量被看起来，像带路党和乞兵之人，丧失主体性。我觉得这种复国历史真理感的政党政治，是不可行的。我更倾向于能给台湾人带来利益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从可以增加利益出发的，把大陆的民间力量当做参与民国在台湾政治事务的反对党或者社会运动力量，把大陆独裁抛弃出话语，预设其不在场的方案设计。只要它在场，一切皆无可能。
我们得重视民国政府与台湾人民之间的重大鸿沟，而且得重视民主政治的地方本土性，老蒋小蒋的复国使命对于台湾人民是独裁专制的，并不是民主的，我们必须使我们大陆沦陷区对民国的政治诉求是宪政的，不损害而增加台湾的公共利益的，如民国护照申请，这是宪法下的权利运动。我们不能一味得索求台湾人，要求他们承担起不能承担的重负。也就是我认为，民国当归必须从老蒋小蒋的光复旧路脱离出来，走适合当下的恢复行宪之路。同时让自己成为给台湾人带来影响政党轮替的公共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扩张好处的民国反对党，通过台湾民主的扩张，压缩消灭大陆独裁的和平宪政统一之路。
做民国政党为民众提供站队的地盘
微信网友“摇滚吧小熊”说，民主化很大可能需要底层流血。上层精英大多贪婪堕落，我身边这些城市里的民众满足现状，衹要厄运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对暴政宽容程度远超我们想象，甚至很大部份人对于他人遭受的暴政侵犯视而不见，唯有最底层大量的农村人口，也是受暴政迫害最深的一个阶层才有可能在忍无可忍之下反抗。
有个小伙子说，民意已够，只是人们没有地方可以站队。所以人们只能当带路党。没有地方那个站队，开拓不出地盘来，却只能威逼民众怎么不站出来，愚民，被压迫活该。但是实际上是是有地盘的，是民众在后极权缝隙里自己抵抗创造出来的敌后根据地，精英有不削一顾，觉得没法夺权不下沉。在今天没法有更高的突破，都被中共网格化控制而有的抵抗缝隙，都是暧昧的。更高的突破，是行动，维权或者民国。尽管还是有一定暧昧，因为在中共引力场，但有能力突破。不断开拓话语之外战场。这样启蒙被边缘了。屠夫们的出现，造成摄像头方向扭转。维权用来压倒启蒙，把有限的话语资源放在创造根据地上。不仅要有反启蒙的鞭子，更要有梯子和楼上楼。
大部分普通人其实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法有场地让他们站队。维权运动算给被迫站出来的人，加上网络，算找到了一块不那么安全的场地。现在至少要有个站立的地方，立锥之地。
启蒙是有了讲台这块场地，但是是贵族的，少数人的，门槛很高的，而且成本很大的。维权提出来，一个很大原因是为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提供一个社会运动的场地，他们已经没有可能成为启蒙精英了。 不给他们场地，他们就极端了，而且没政治训练或者社会运动的经验，起来了革命就胡来乱搞。
都在革命性也就是打倒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的目标渴望支配下，八十年代启蒙也没破了共党什么，只是沉淀下文人精英，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只是获得一定物质独立，沉淀下实务民主人才，二十一世纪维权只是为挣回一些利益，沉淀下法政维权律师。也就是破的目标白搭，反而为专制延续开拓条件，而建设有沉淀。
我2006年论述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不是去摧毁过去的建设性沉淀，而是继承的前提下往前走，八十年代的以来民主启蒙运动，有着对人民舆论主权的信心，也就是美国那样人民通过舆论掌握主权，不需要通过暴力，类似于希腊通过说服而统治，这种信心需要帮助维持下来，民主化后有用。所以我想把改良的努力，推向民国，在民国之内改良，来继承这种信心。
民国是可以改良的，而采取了革命，共国是不可以改良，偏偏要求告别革命。知识分子对民国还是提出革命要求，如国军光复，不肯在民国法权内，向民国政府要求改良，逐渐的制度变更光复大陆。而偏偏要求中共改革制度变更。我的立场是在民国要改良，在共国要革命。
就是立足大陆，因为民国国体还在大陆，大陆人民为主体，向民国政府要权利，这是一种宪政化的革命。如果抛弃党国思维，依赖宪政思维，找民国政府要权利，正是立足大陆。以大陆沦陷区人民为主体的反对党。你不找你国家要权利，难道你还找你的敌人要权利？何谓一个民国的反对党，是说我们自己的。
这三十年的抵抗，具有暧昧性。我一直在反思，这三十年的抵抗，丧失了政治主体性，没有成为人民的独立选项。如果不反思超越，将来三十年还如此。民国当归对于将来革命而言，有着一个避免无政府混乱恐惧的作用，另外一个避免对陷入革命带来专制循环，新中共的恐惧。
在中国既使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反对，如广场革命，也没法转型，倒逼只会造成移民，而不是转型。 大规模的政治反对，也不是一个一个政治反对派汇集而成的，而是民生，民权，民权等三民理由和旗帜下汇集而成的。转型预设，尤其和平转型，即使以广场革命为工具，是不可能的。这是在中国的特例，民主化的例外情形。广场革命，只会是移民与大规模奔溃的后果。如果就立即确立宪政制度，也是一个更混乱的更糟的魏玛，然后立即奔向法西斯。
要么移民与一系列大规模崩溃，要么宪政后成魏玛后纳粹，这是中华大地在专制瓦解后为专制长期毒害的买单，这是49内的必然结果和历史必然性的延伸。在49之内的最极端抗争政治反对与革命，还是内在于49秩序，很容易革命者继承被革命者的遗志。所以需要外在于49内的超越性力量打断这种必然性延伸。《耶稣在北京》的作者阿克曼说：中国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基督教共和国。大陆需要民国作为基督教共和国来打断49内奔溃与法西斯化的历史必然性命运，民国未灭台湾尚在就是民国复归命运之伏笔，也就是世俗救赎之希望所在。
在这个独裁的终末时期，应该49体系的最后一线，藕断丝连之处，也就是对49不满怨恨而滋生的革命，与自有自在的民国立场的竞争。革命也可能走向宪政，也可能不走向宪政，虽然没有革命权就没有宪政是不争的事实。民国立场就是在审视和保证革命走向宪政。晚清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把实际统治者最大资源的占有者清廷排除在未来秩序的圆桌议席之外，赶到历史放逐虚无处。今天革命派立场不应该不断邀请独裁与改革派上台来，占一席之地，这是拖历史进程的后退。只有与前头的精神竞争，革命立场才有历史地位。别讨论改革与革命范式了。讨论一下在没法革命之下怎么革命问题。
华岗岩说避不开改革派。我相信在专制瓦解之前，改革派与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站整体冒着巨大风险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么对于新秩序的道义资源的生产，这一些人没有一席之地，有一些冒出来站出来，也是个体的特例的，也是很容易自我摧毁的，如王功权。清末的立宪派对清朝彻底绝望时，出路才显现。我今天说，只有像喻可平这样略有光的灰色改革派人物，成为黑色的臭的时候，出路才有。把改革派赶出新秩序的圆桌，断他们后路，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就不分配他们道义资源，迫使他们带着金钱和军队来做投名状。这样才有三国鼎立，“三权制衡”的局面。在话语生产上，没他们什么事。
我一直设想在大陆成立的民国在野党或者政治沙龙的可能，杜绝批评中共只批评民国政治，以体现最忠诚的民国认同，和最彻底的放弃中共立场。以申请民国护照为主体，上街举牌或者微博等群众运动，以成为竞选议题，进入民国立法院立法修订或者到大法官会议释法。群众运动进入反对党议会司法，是宪政化革命。
福建登云庄主评价游明磊诉福州公安，大陆民国宪法第一案说，这是大陆沦陷区国民自己恢复行宪的努力，不依赖于民国政府自己推进，有着主体性。在大陆法庭上显出民国宪法，这是民国法权在恢复与扩张。这是在民国台湾政党政治之外，沦陷区人民的民国参与。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在《民主的自然与价值》中说，所有民主都应当将人民吸纳入政党的方向发展。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民就不再作为政治力量存在。与吸纳入政体以及政党以及社团的方向相反的，还有一种更加原始的批判和瓦解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或者革命性，以大多数人的道德原教旨运动或者暴力的方式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离心力并需保障，体现为少数派的宪法保障，反对党的承认，言论与结社的政治权利，或者其他宪政化革命的制度，他们都是革命权的替代品。将暴力对秩序的冲突隔离转化为宪政体制的反对性有益补充。
我们作为沦陷区的民国子民，需要避免很多台湾人那样，被吸纳入政党政治当中，而不能以沦陷区子民的身份和主体性在场。蓝绿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不需要通过成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在大陆精神党员，我们需要成为民国第三方政治力量，我们只认同国家和宪法，以彰显民国和我们的关系，从而利用台湾政党轮替为我们沦陷区子民的民国宪法权利服务，给我们扩张宪法权利的，我们支持他们，并影响台湾选民支持他们。进一步剥夺我们宪法权利，我们反对他们，并影响台湾选民抛弃他们。我们把我们的沦陷区人民权利主张，打包进入台湾舆论，议会，成为影响政党轮替或者选情的选举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着民国沦陷区子民的主体性，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
举个例子，我们沦陷区像个屌丝，在台湾富二代的蓝绿二党一起竞争一个民国宪政美女，我们虽然很穷，很没有实力，甚至不成为气候，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对民国宪政美女说，我们爱你，你给我做老婆，不能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站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后面躲藏着。只有勇敢的示爱和热烈的追求，才能成为备胎，才有机会成为民国宪政美女的老公。
纳粹德国内部的抵抗运动，使一些德国人不再被希特来代表，成为战争共犯，在公民社会的建构，显示自己，才能免于被代表。不代表别人，同时不抵抗，就会陷入被人代表陷阱。那么需要在政治或者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划开个群己分界。代表别人与被别人代表，都是憾不动社会根基，任凭风月飘摇，根基深厚的大树抓根土地长存。
台湾政党只能合作，不能依靠，而且我们要成为主体，成为一方力量，这样才能被利用，也能利用别人。不要依赖于民进党打开口子，这是不可能的，现实之中只会去政治化运作，不会碰政治的。阿伦特把人类世界未来所依赖的那一些人叫做新来者，并且把《责任与判断》一书献给他们。我依葫芦画瓢，把民国当下和未来所依赖的，在政党政治之外，能不被政党所吸纳的，对民国国家和宪法认同的大陆沦陷区子民，当作新来者，我渴望新来者走入民国宪政的秩序世界里面。
不要降低民国高度
王炳章等中国政治犯人权问题这次成功地嵌入民国反对党与议会政治。这要感谢杨宪宏的台湾关注大陆人权同盟。而且颇有意味的是，这次民国美国欧盟对中国政治犯的同步听证，让民国挑头先干，是一种“中国问题中国人自己为主解决”，后二者在后面支撑的新格局。
民国当归，是两岸政治的共同向前迈步。不仅仅是大陆民众举着民国旗帜的维权抗争恢复民国，而且是民国台湾部分的进一步宪政起来，进一步去国民党化。还是二者链接，把沦陷区民主化光复议题，纳入反对党和议会解决，伴随着大陆民众革命，有“生成”秩序立法，这个最好纳入已有民国反对党和议会体系提供。
就在我致王炳章公开信当时，我在推特上建议王炳章家属，联系杨宪宏的台湾关注大陆人权同盟到民国议会推动。以王炳章与民国的渊源，就能较深推动大陆人权问题的民国反对党国会框架解决。我挺高兴看到已经上路。以后如六四问题，也能嵌入民国选举议题。
所以民国在台政府不具备民国法权代表性，而国会与司法可以为大陆维权提供合法性，提供民国法统支持。司法立法行政三权，从来没有听说行政权是代表人民的，按辉格党人传给美国衣钵，行政权及其最高代表国王是人民的敌人，还有政教分离，行政权是中立的世俗化的。这就是我将大陆维权与民国法权勾连原因。
民国在台实行人妖混入的五权宪法，且国民党党国要素残余不少，民进党的地域性力量，如果没有大陆维权参合进去，更进一步激活民国宪政的核心，司法审查和国会制衡政府，只有撕裂民国的怀抱，蹒跚走向台湾建国。通过社会运动，不断支持弱势的司法与国会，从而达到三权分立，这也是美国几百年宪政的经验。
王炳章是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仅仅当做良心犯。良心犯有多高的高度，高不过共党的原教旨弹性，诉诸于内心移民者的良知，要来自西方文明世界良知外的政治压力来支持，也就是只有嵌入中美关系中成为棋子才有用。也就是说良心犯的外在高度是由中共决定和赋予的，内在高度只有私人宗教的意义。我建议民国在大陆最高身份王炳章案，开始抛弃良心犯的叙事。
要说抵抗暴政的良心高度，乌坎村薛锦波生命牺牲的高度，难道比不上牺牲自由丢了体制内工作的？射出来的子弹捅出的刀，良心高度就没拿笔的高？良心犯就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美国人权谈判的棋子。王炳章因为扛起枪就没法获诺贝尔炸药奖，记得和平奖是炸药变来的。
良心的高度，取决于体制内身份的高低而已，高身份的说一句好话，做出一点牺牲，就被赞誉为政治良心，问题是他们的牺牲能实现民主化吗，屁用都没有，最后还不是要流民众的血才有用。自由王炳章运动的意义塑造问题，我们民国派将之塑造为民国沦陷区复国的谱系中，让王炳章身上的功勋与受难，用来荣耀民国。如果仅仅以沦陷区的民主抗争历史，那么一个使民主宪政成为依附于先锋人物人身的模糊乌托邦，不是历史实存，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另外一个，沦陷区的先锋自我为义，格局太小。
纽约时代广场自由王炳章运动现场，竖起一个青天白日旗，我相信是王炳章博士所喜悦的。我想讨论的是自由王炳章运动如何发酵更大，如何产生更大影响的问题。人只会敬畏崇拜更高者，不会崇拜靠近平等的事物和人，如果自由王炳章仅仅是让王炳章，重新进入聚焦点，那么是弱势和没有主体性的体现，还需要在中共和体制内主流面前，论证和辩护王炳章的价值。要让王炳章成为高高在其上的民国图腾。自由王炳章运动若仅仅把王炳章当作“殉道者”，是对王炳章的矮化，矮化入1949猪圈。王炳章的抗争和牺牲，不再清洗地指向“重建中华民国”，而是导向1949猪圈的改造美化装修为“宪政”。抗争者被敌人捕获，下降到公车上书者，抹杀王炳章武装斗争内含的打破1949猪圈的高度。只有王炳章凸显了这层高度。
由“同囚行动”，想到七八前任畹町先生在“白宫排郭门”之后，对维权运动地位批评的长文，以及我和他的争论，他认为铁窗民运才是主导者和力量所在。一种通过牺牲与受难而塑造起来的道义资源，到底方向感还是暧昧不明的，不确定的，到底是是“死谏”，还是另起炉灶，只有指明了，才是千年暗室一灯则明。
海外政论家潘晴说：海外王炳章多年前提出“重建中华民国”的口号，但没有深度的理论支持。陈永苗的确在理论上有了全新的解释，提法上也更简练。更适合中文语境，朗朗上口，民众易于接受。新意之处，在于“归”字，统揽了革命和改良的路径。更重要的在于明确了民运或维权及人权运动的方向。于宪政框架下明确了国体概念。潘晴还说：另一突破，是民生革命的提法，切中中国民情，我已将此提到“新三民主义”的层面。新的排序是：民生、民权，最后的民主宪政只是临门一脚。如果能将民族区域的问题考虑进去，将对中国现实变革发生作用。
海外的民国参与
我们也需要海外民运的想法，尤其是我们只能想一想，做不了，海外民运就能做，如激活外国守护台湾的力量。维权运动让国内有了一点优于海外的地方，估计民国当归又会让海外民运重新成为先导。还是如孙文那时候，由海外影响国内。海外可以利用外国民主政治，进入现实运作。 能卷入台湾现实政治的，只有海外力量结合外国政要。国内的只能卷入媒体舆论，被挡在外层。我们国内把民国的势头造起来，但也只能长久的持续不断的造势，因为任何组织化和介入台湾与大陆关系上的动作，就会灭。而海外有便利，有组织有政要关系，可以介入台湾现实政治。 海内外革命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经没法搞，没法搞就兴望不起来，所以到台湾去运作民国，算一个方便法门。
王力雄近日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谈新疆问题，最后他说，新疆问题在现有格局中无解，就看能不能超越现有的格局。我想用民国联邦制来回应他。新疆地方势力与台湾关系不错。达赖喇嘛很赞同民国。香港也只有回归民国的退路。荷兰的汤志敏访问几个大的少数民族的，都觉得民国好，自由亚洲电台有报道。我看杨建利领导的公民力量组织的国际族群青年领䄂研习营活动，这几年放在台湾搞，就有这层含义，我以为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