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剑虹女士已经有七年的友谊。七年对于人生来说也许不算长，但我和她相识的这七年，对我的人生确至关重要。无论换了是谁，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这七年里，他所接触的人和事物、思想，对他今后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和她相识的这七年里，我亲眼看着她一步步从一名普通民众成为一名公开持不同政见者。以上措辞也许稍有不妥，但我无法找到更加合适的表达方式。因为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普通民众。一个普通民众不会因为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而就改变他普通民众的身份。
一位农民把自己家地里出产的白菜拿到街边公开地卖，他不会因之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而成为资本家或是政客。一个人把自己与当局的不同政见公开，这种性质和一位农民公开贩卖自家地里出产白菜一样。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会遭到“政法干警”们的镇压，公开在街边出售白菜的农民则会遭到城管们的镇压。党认为：一个人要想公开发表社会见解，必须在党限定的框架之内；一个人要想公开地卖白菜，必须到那种需要缴纳各种管理费的市场里去。
我所认识的李剑虹女士，是位典型的北方女性，大胆、率直，若是对当局有什么不恭之辞，绝不会将它烂在肚子里。在刚刚与她结识的那些年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党的不恭，最终将遭到党的报复。
她衣着质朴，用物亦是如此，并不刻意打扮，或者追赶潮流，在上海这个浮华大都市里显得有些异类。再加上与人交谈时热烈的眼神，令人很难从现代白话文中找到一个形容词来描绘那种独特气质。我想，《红楼梦》中的“爽利”，大抵就是此意。如果和她走在一起，我喜欢替她拎包，因为她的包并不象很多上海女子一样，属于服饰的一部分，而是个用物。那里头有个通讯簿，上面记着刘晓波、江祺生这些大名鼎鼎反动分子们的电话，令人好生羡慕。在2003年前后，她的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那时她还有工作，“政法干警”们似乎仍在天边，压根也不会想到那些镇压机器会跑到自己生活中来。但是她的薪水并不高，至少在上海并不算高。是以我向她建议，不妨去考公务员，以她的水平，应付那种考试绰绰有余。但她斩钉截铁对我说：“89年，这个政权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决不给它当公务员，也决不入这个党。”当时我嘲笑她：“佩服佩服，宁啖生腥食，不食暴君禄。但你比我还是差点，我自打记事开始，就压根也没动过那种念头。”她大笑：“你小子是比我强得多。”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了，这都要拜“政法干警”们所赐。密探们隔断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以至于笑得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我们认识后没过几年，她丢掉了工作。丢掉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参加网友聚餐，这样的聚会以吃饭聊天为主，网友们试图把这种聚餐搞成某种氛围轻松的学术交流联谊会，讨论一些历史、文化、法律、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譬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如何避免；当下著名的法律案件；私有制、伊拉克战争、科学与民主等话题。密探们很快闻风而至，高举着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将聚餐冲散，同时还要带走几个聚餐中的活跃分子，到局子里去吃几顿盒饭。在聚餐中，每当李剑虹发表观点时，其他人都格外聚精会神。因为她言简意赅，往往一语中的，时而幽默诙谐，时而情真意切。所以局子里的盒饭她吃了不少，并且一边吃盒饭一边继续在里头对党的局子表示不恭。于是密探们决定端掉她的工作，一来向她展示“共和国卫士”们的威力，二来也好把她写成材料向上汇报，以示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希望得到嘉许以便升迁或是捞些国库经费，小头用来对付危险分子李剑虹，大头用来发奖金。虽然李剑虹连到居委会找主任吵架都不可能，毫无危险可言。但密探们认为，做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其难度和重要性都远胜于去对付一群持枪劫匪。这种观点也许和党中央是一致的，所以党中央才会给他们发经费，以便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手段，就是每当她找到一份工作，就跑去找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告诉资方：“李剑虹是危险分子，她的一举一动你们都要向我们汇报。”如此一来，哪家公司还敢收留李剑虹这位瘟神？
我曾经和这些来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的密探们打过交道。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坑害李剑虹，而是有恩于她。他们的逻辑依据就是：“换了文化大革命，早把她弄死了，还能让她有现在？”我只能感叹：“呜呼！密探果然不愧是密探，跟你们说什么良心、公正，还不如去找根电线杆一头撞上去。”
不过她好象并不怎么在意，有一天她刚从局子里回来，我打电话过去问候。她在电话那头对我嘲笑了一通“东厂太监”。我说：“这总不是办法，你总要活下去啊。”她说：“我也没办法，你姐姐我现在已经是南方头号女反革命啦！这可是他们封的。”我受其感染打趣问：“怎么不是中国头号呢？”她说：“北方还有一个，是不锈钢老鼠刘荻。”
于是我决定，为庆祝她荣升“南方头号女反革命”，请她搓一顿，并送她一束百合花给她压惊。她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似乎根本没进过那局子。吃完饭我们到上海科技馆附近散步，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从左拉到小说到周郎摇着鹅毛扇。街灯亮起来时，她忽然变得忧伤起来，说：“李海出来了。”我并不知道李海这个人，于是她开始讲李海的掌故。黄昏时分，路人和车辆渐渐稀疏，她说着李海的遭遇，声音越来越低，语速越来越慢，眼睛望着天边，不知心里在想什么？一炷香工夫过后，她似乎丧失了平日的严谨逻辑和流利表达，渐渐变得有些语无伦次。由李海又说到张林，说张林这家伙，明明已经到了美国，偏偏又自己跑回来坐大牢。张林和李海，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他们本该早已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学者，而如今却只能接受流离半生，受尽折磨之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疾病缠身的命运。
我黯然，美国有什么好的呢？在自己的国土上，哪怕是坐大牢呢，也许我也愿意。她反问，这个国家又有什么好的呢？我说，那你干嘛不离开？你英语比我好得多。她无言以对，半晌说，也许还是会有什么变化，就等在这里吧。
回住所地路上，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和张林、李海结交，否则虚度此生。
我们的国家浮华、空洞，笼罩在一片谎言之下。但这还不是她真正的可悲之处，真正可悲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谎言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四千年的专制历史，令我们已经习惯于生在专制之下。人们崇拜杀人如麻的暴君，却将那些追求精神独立的人视为傻子和疯子。
05年，她准备到深圳去，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没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我到浦东去请她吃顿践行的饭。她一如既往令人觉得她并不难过，穿着身白色长裙，见面哈哈笑着：“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暴雨，可我看怎么也不象。”那时大概午后两点，碧空万里，烈日高悬。“看来党的喉舌说出来的东西，连天气预报都不能信了。”我说：“我也觉得不会有雨，但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到浦东新开的一家图书城去，才刚进去，她便被一套十六开的英文原版著作迷住。我急忙对她表示敬佩，她说：“不过连蒙带猜而已。”那是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我看了她一眼，很自觉溜达去了别处。大概两个半钟头后，我回到原处找她，见她依旧保持刚捧起那大部头时的姿势，挺拔地站立着，眼神专注。我走到近前，她抬起头问我有没有看上什么书，我说看上一套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可惜太贵了，要五百多块钱，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几部史学名著，不过都太咬手。然后建议她买下手里的这本洋文书，她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并不多见，与一贯的爽朗大笑截然不同。然后一言不发，把那大部头塞回书架。我觉得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毛病，都是钱大爷在作怪。
我们从图书城里出来，果然暴雨如注。这时方才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切皆有可能。吃完饭买了一把伞，深一脚浅一脚向地铁站走去。天上狂风大作，街上的积水象小河一样奔流。虽然有一把伞，但两人仍旧落汤鸡一般。将近地铁站口，我问：“这一去深圳，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又问：“难道这一生就这样了吗？”她说：“坐它个三年五年的，我想我还可以。十年八年，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我急：“所以你一定不要进去，如果你认为只会判你三年五年，那往往都是十年八年。党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她长久不答，继续深一脚浅一脚送我去地铁站。
“除非从此销声匿迹了。”她说。
“你还是离开吧，美国、加国、澳洲，哪里不行？”我有些近乎哀求，但只见她仍旧低头沉思。
“再等等看……”
我把伞留给她，然后离开她走进地铁站，甚至没有祝她一路顺风。
如今她还在等，我不知道她究竟等到了什么，如果有人知道她等到了什么的话，请告诉我，我去祝贺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