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
辛亥革命为百年来的现代史开了个好头，它是商周以降三千年历史之大变局，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由于某种原因，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被贬低了，并且提出了贬低这次革命意义的种种说法。如“革命失败”说，“先行者”说，“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笔者认为，这些长期流行的说法，都可商榷，都应推陈出新。
关于“革命失败”说。
此说不仅为中共史家所秉持，连辛亥革命亲身参加者也持有此看法，似乎已成了无可争议的定论了。这里，评价的方法出了问题。评价一场革命，不像裁定一次战役、一场球赛那样简单，胜败结果一目了然。对于革命，成功还是失败，应多视角、多方位、长时段地去考察它。
首先，什么是“革命”呢？所谓“革命”（指政治革命），就是推翻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许多的所谓“革命”，其实只是政权从一个集团向另一个集团的转移，制度上并未创新。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的革命，都不能称为革命，因为都没有摆脱王朝轮回、专制再现的宿命。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指太平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老统治者们给予的惊慌还要厉害”（《中国记事》，1862年）。辛亥革命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且是一次成功了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国。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看法，是指所创立的共和，很快被袁氏称帝所断送，继之军阀割据，共和似乎灰飞烟灭了。但袁氏称帝仅83天就在举国讨伐中呜呼哀哉了。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也只颤颤巍巍地挺了16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扫平了军阀割据，中华民国屹立于中华大地。1925年孙中山过早去世，他没有看到这个结果。因此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革命过程中要承受一些挫折，这同革命失败不能等量而论。否则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两次被帝制所倾覆，我们不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可是各国史家均无此史论，相反，将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作为西方近代三个民主革命的代表反复被人们所提起。
第二，革命成功与否，还应考察其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革命的目标是要创立共和，就要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共和理论，否则是空喊革命。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中，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宪法精神与立国经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结合中国国情，从创立革命组织（同盟会）起就提出了“三民主义”，继之“五权宪法”和“临时约法”，这些思想与纲领，对于改造与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理论指南，直至今日，也都是十分宝贵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好不容易得到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怎能不当回事，随着一声失败了的叹息而将之弃之忘之！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中，后人曾以别的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造与建设中国的指导，但成效如何？台湾的成功经验，难道不正是证明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民族自强、繁荣的指针。大陆的改革开放难道也不是实践了三民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尽管大陆官方不肯这么说）而获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与进步。从这一眼光看问题，辛亥革命精神长存，怎能言败。
第三，辛亥革命之后，尽管袁氏称帝，军阀割据；但也同时表明，要再返回到帝王专制已不再可能了。共和精神如同阳光，普照大地，深入人心；而帝制，已在人们心中死去，为社会所不容。袁世凯把民意不当回事，以“筹安会”做挡箭牌，惶恐地爬上帝座，却换得了遗臭万年的骂名。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民主共和精神的威力。再说，袁氏称帝，军阀混战，这帐，只能记在袁氏、军阀的头上，怎能玷污辛亥革命呢？难道要孙中山和先贤们来承受这一历史污迹吗？
因此，结论是：辛亥革命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成功的革命。
关于“先行者”说。
此说出自毛泽东。毛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的短文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言下之意是，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中共）是革命的继承者；而先行者的革命尚未成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乃是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以革命的先、后列序，突出了革命的完成者。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误会，即毛泽东称不上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继承人，更不是完成者。在事实上，毛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背离者、颠覆者。虽然毛泽东长期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号，但坐了天下后所建立的是毫无民主共和气息的毛氏专制王朝。笔者还认为，“先行者”一说对孙中山的评价不到位，在历史的坐标上，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奠基人，而且，在“奠基人”之前，应加上“中国伟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置辞语。其完整的表述是：民主主义革孙中山是中国伟大命奠基人。这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
毛泽东的此说同样是为了贬低辛亥革命。毛根据马列的学谱，对什么事物总要作阶级区分。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有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自然也有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还有文艺啊，教育啊，道德啊等等。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应当否定、批判甚至打到的。辛亥革命一旦与资产阶级的属性挂上钩，那么，这个革命便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才能克服这个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夺取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至于将民主革命分为旧的和新的，其实同将民主革命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是一回事。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论说迷惑国人几十年，其实是一个伪说。民主没有“新”和“旧”，也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有“真”和“假”，或者还有“成熟”的民主和“不甚成熟”的民主。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实际上是强调民主只为一个阶级所独享，而掩盖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真谛。而阶级民主不过是专政的另一种言说，是取消民主，毁灭民主。凡是声称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都走向党专制和领袖专制。所以，毛泽东所提出和努力实践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果只能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性颠覆。
对辛亥革命与对孙中山的评价还有一些否定性意见，这是正常的。笔者认为，有的批评是中肯的，有的意见是需要澄清和纠正的。
1、李泽厚认为，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已实现宪政了。此说完全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且把历史的进步完全建立在主观的假设之中。革命权和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人的天赋之权。西方启蒙思想家都无不捍卫人民的革命权的正当性。如洛克就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残暴地压迫人民的全部或一大部分”，那么，人民“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政府论》下篇，第148、142页）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宣告：“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辛亥革命时期，在一部分人中间曾发生过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历史还是选择了革命，这不是哪些人主观安排的。武昌首义时，作为辛亥革命核心人物的孙中山还在国外呢。起义成功后得到各省支持。50天内就有14省宣布独立，90天内，有18省宣布独立。选举临时大总统时，17省代表有16省投了孙中山的票。支持革命的，不仅仅是革命派，还有立宪派和改良派。这是一场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革命。如果革命真的是那么糟糕，是那么阻碍宪政民主，那么，近代西方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岂非也都应当否定。再说，革命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人民倒不如说是取决于统治者，即“官逼民反”也。当然，“官逼民反”不一定是革命。革命（政治革命）是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为使命的，辛亥革命即是。
2、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是他的一个重要失策。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这个教训今天还有进一步消化吸取的必要。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两回事。所谓“三大政策”是中共在1926年提出，并称是孙中山提出的。这是对孙中山的强加。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也认为，“孙中山自己没有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话，但他晚年实行的正是这三大政策。”（227页）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将“三大政策”确立为“新三民主义”，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成为“旧三民主义”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这篇宣言，区别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毛泽东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笔者在“‘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一文中，从逻辑和事实上作了揭示（见《炎黄春秋》2011年12期）。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毛泽东将“三大政策”标榜为“新三民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
我们再来评述孙中山实行“以俄为师”以及“容共”这一政策的原因：第一，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因而提出“我们将联合俄国”，而列宁也称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第二，由于革命陷入困惑，对列宁领导“革命的成功”倍加羡慕，尤其俄党组织上的严格纪律以及以党治国，认为对于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与巩固革命，是有益的经验，因而提出“以俄为师”。第三，他看到西方国家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误认为俄国革命后，工农大众成为国家主人，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赞赏俄国革命。即使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1923年）向孙中山报告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蒋认为：“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的想象所能及的。”），孙中山亦不以为然，反视为“小题大做”。虽然，孙中山在此前曾发表宣言，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他并没有认清，苏俄扶植中共，是实施其“东方路线”的战略安排，也没有认清苏俄策划的“容共”政策，是唆使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挖心战术”。这一点，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不久就开始暴露，至于“东方路线”，其真相的完全识破，则有待很长时日。
此外，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与“北伐战争”，也有微词。宋教仁被暗杀后，当时大部分囯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 ，孙中山则主张“武力解决” ，匆忙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此次革命，不仅失败结局，反使宪政进程中断，还为軍阀割据提供了机遇。与陈炯明的冲突，认为陈氏联省自治的主张也不失为走向共和之路的选择，并非一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在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1914年 ），规定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此点就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在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此种言论，表明孙中山仍带有专制主义思想的残余。但观其一生，其言其行洋溢着民主主义的精神。孙中山在辛亥之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挽救共和，维护国家统一。他要确立个人权威，也是为了免于革命遭之挫折与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没有把革命成果视为己有。他只有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换来了清皇室逊位，南北媾和，避免了一场战乱，使辛亥革命这番结束皇权专制的深刻革命成为一次温和的革命。这场革命某些方面可以和维持王室、架空王权、结束帝制、完成民主转型的英国“光荣革命”相媲美。比之之前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死了多少人且不说），都离不了视国家权力为私有的结局，相差真是两重天！他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他说：“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他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他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他说，他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他言行一致，使国人思想面貌为之一新。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誓词告示天下：“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革命四十年，为民族独立，中国统一，中华振兴，鞠躬尽瘁，赤胆忠诚，死而后已。其人格，其思想，其胸怀，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谁人可以与之相比？！
（未完待续）
辛亥革命为百年来的现代史开了个好头，它是商周以降三千年历史之大变局，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由于某种原因，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被贬低了，并且提出了贬低这次革命意义的种种说法。如“革命失败”说，“先行者”说，“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笔者认为，这些长期流行的说法，都可商榷，都应推陈出新。
关于“革命失败”说。
此说不仅为中共史家所秉持，连辛亥革命亲身参加者也持有此看法，似乎已成了无可争议的定论了。这里，评价的方法出了问题。评价一场革命，不像裁定一次战役、一场球赛那样简单，胜败结果一目了然。对于革命，成功还是失败，应多视角、多方位、长时段地去考察它。
首先，什么是“革命”呢？所谓“革命”（指政治革命），就是推翻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许多的所谓“革命”，其实只是政权从一个集团向另一个集团的转移，制度上并未创新。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的革命，都不能称为革命，因为都没有摆脱王朝轮回、专制再现的宿命。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指太平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老统治者们给予的惊慌还要厉害”（《中国记事》，1862年）。辛亥革命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且是一次成功了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国。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看法，是指所创立的共和，很快被袁氏称帝所断送，继之军阀割据，共和似乎灰飞烟灭了。但袁氏称帝仅83天就在举国讨伐中呜呼哀哉了。而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也只颤颤巍巍地挺了16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扫平了军阀割据，中华民国屹立于中华大地。1925年孙中山过早去世，他没有看到这个结果。因此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革命过程中要承受一些挫折，这同革命失败不能等量而论。否则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两次被帝制所倾覆，我们不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可是各国史家均无此史论，相反，将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作为西方近代三个民主革命的代表反复被人们所提起。
第二，革命成功与否，还应考察其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革命的目标是要创立共和，就要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共和理论，否则是空喊革命。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中，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宪法精神与立国经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结合中国国情，从创立革命组织（同盟会）起就提出了“三民主义”，继之“五权宪法”和“临时约法”，这些思想与纲领，对于改造与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理论指南，直至今日，也都是十分宝贵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好不容易得到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怎能不当回事，随着一声失败了的叹息而将之弃之忘之！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中，后人曾以别的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造与建设中国的指导，但成效如何？台湾的成功经验，难道不正是证明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民族自强、繁荣的指针。大陆的改革开放难道也不是实践了三民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尽管大陆官方不肯这么说）而获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与进步。从这一眼光看问题，辛亥革命精神长存，怎能言败。
第三，辛亥革命之后，尽管袁氏称帝，军阀割据；但也同时表明，要再返回到帝王专制已不再可能了。共和精神如同阳光，普照大地，深入人心；而帝制，已在人们心中死去，为社会所不容。袁世凯把民意不当回事，以“筹安会”做挡箭牌，惶恐地爬上帝座，却换得了遗臭万年的骂名。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民主共和精神的威力。再说，袁氏称帝，军阀混战，这帐，只能记在袁氏、军阀的头上，怎能玷污辛亥革命呢？难道要孙中山和先贤们来承受这一历史污迹吗？
因此，结论是：辛亥革命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成功的革命。
关于“先行者”说。
此说出自毛泽东。毛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的短文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言下之意是，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中共）是革命的继承者；而先行者的革命尚未成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乃是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以革命的先、后列序，突出了革命的完成者。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误会，即毛泽东称不上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继承人，更不是完成者。在事实上，毛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背离者、颠覆者。虽然毛泽东长期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号，但坐了天下后所建立的是毫无民主共和气息的毛氏专制王朝。笔者还认为，“先行者”一说对孙中山的评价不到位，在历史的坐标上，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奠基人，而且，在“奠基人”之前，应加上“中国伟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置辞语。其完整的表述是：民主主义革孙中山是中国伟大命奠基人。这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
毛泽东的此说同样是为了贬低辛亥革命。毛根据马列的学谱，对什么事物总要作阶级区分。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有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自然也有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还有文艺啊，教育啊，道德啊等等。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应当否定、批判甚至打到的。辛亥革命一旦与资产阶级的属性挂上钩，那么，这个革命便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才能克服这个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夺取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至于将民主革命分为旧的和新的，其实同将民主革命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是一回事。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论说迷惑国人几十年，其实是一个伪说。民主没有“新”和“旧”，也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有“真”和“假”，或者还有“成熟”的民主和“不甚成熟”的民主。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实际上是强调民主只为一个阶级所独享，而掩盖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真谛。而阶级民主不过是专政的另一种言说，是取消民主，毁灭民主。凡是声称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都走向党专制和领袖专制。所以，毛泽东所提出和努力实践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果只能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性颠覆。
对辛亥革命与对孙中山的评价还有一些否定性意见，这是正常的。笔者认为，有的批评是中肯的，有的意见是需要澄清和纠正的。
1、李泽厚认为，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已实现宪政了。此说完全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且把历史的进步完全建立在主观的假设之中。革命权和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人的天赋之权。西方启蒙思想家都无不捍卫人民的革命权的正当性。如洛克就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残暴地压迫人民的全部或一大部分”，那么，人民“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政府论》下篇，第148、142页）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宣告：“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辛亥革命时期，在一部分人中间曾发生过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历史还是选择了革命，这不是哪些人主观安排的。武昌首义时，作为辛亥革命核心人物的孙中山还在国外呢。起义成功后得到各省支持。50天内就有14省宣布独立，90天内，有18省宣布独立。选举临时大总统时，17省代表有16省投了孙中山的票。支持革命的，不仅仅是革命派，还有立宪派和改良派。这是一场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革命。如果革命真的是那么糟糕，是那么阻碍宪政民主，那么，近代西方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岂非也都应当否定。再说，革命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人民倒不如说是取决于统治者，即“官逼民反”也。当然，“官逼民反”不一定是革命。革命（政治革命）是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为使命的，辛亥革命即是。
2、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是他的一个重要失策。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这个教训今天还有进一步消化吸取的必要。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两回事。所谓“三大政策”是中共在1926年提出，并称是孙中山提出的。这是对孙中山的强加。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也认为，“孙中山自己没有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话，但他晚年实行的正是这三大政策。”（227页）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将“三大政策”确立为“新三民主义”，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成为“旧三民主义”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这篇宣言，区别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毛泽东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笔者在“‘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一文中，从逻辑和事实上作了揭示（见《炎黄春秋》2011年12期）。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毛泽东将“三大政策”标榜为“新三民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
我们再来评述孙中山实行“以俄为师”以及“容共”这一政策的原因：第一，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因而提出“我们将联合俄国”，而列宁也称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第二，由于革命陷入困惑，对列宁领导“革命的成功”倍加羡慕，尤其俄党组织上的严格纪律以及以党治国，认为对于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与巩固革命，是有益的经验，因而提出“以俄为师”。第三，他看到西方国家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误认为俄国革命后，工农大众成为国家主人，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赞赏俄国革命。即使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1923年）向孙中山报告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蒋认为：“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的想象所能及的。”），孙中山亦不以为然，反视为“小题大做”。虽然，孙中山在此前曾发表宣言，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他并没有认清，苏俄扶植中共，是实施其“东方路线”的战略安排，也没有认清苏俄策划的“容共”政策，是唆使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挖心战术”。这一点，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不久就开始暴露，至于“东方路线”，其真相的完全识破，则有待很长时日。
此外，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与“北伐战争”，也有微词。宋教仁被暗杀后，当时大部分囯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 ，孙中山则主张“武力解决” ，匆忙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此次革命，不仅失败结局，反使宪政进程中断，还为軍阀割据提供了机遇。与陈炯明的冲突，认为陈氏联省自治的主张也不失为走向共和之路的选择，并非一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在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1914年 ），规定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此点就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在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此种言论，表明孙中山仍带有专制主义思想的残余。但观其一生，其言其行洋溢着民主主义的精神。孙中山在辛亥之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挽救共和，维护国家统一。他要确立个人权威，也是为了免于革命遭之挫折与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没有把革命成果视为己有。他只有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换来了清皇室逊位，南北媾和，避免了一场战乱，使辛亥革命这番结束皇权专制的深刻革命成为一次温和的革命。这场革命某些方面可以和维持王室、架空王权、结束帝制、完成民主转型的英国“光荣革命”相媲美。比之之前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死了多少人且不说），都离不了视国家权力为私有的结局，相差真是两重天！他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他说：“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他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他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他说，他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他言行一致，使国人思想面貌为之一新。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誓词告示天下：“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革命四十年，为民族独立，中国统一，中华振兴，鞠躬尽瘁，赤胆忠诚，死而后已。其人格，其思想，其胸怀，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谁人可以与之相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