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后来又和杨嗲长谈了几次，结果发现他也想偷渡到香港，而且他还有点门路。据他说偷渡通常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有钱，可以通过蛇口、深圳一带的蛇头，他们大都是那一带的大队干部，这些人通常都与边境一带巡逻的民兵和渔民有良好关系，蛇头们负责把你从樟木头带到边境，并送上渔船，趁中共海上巡逻舰艇巡逻的间隙，把你送到与他们串通好了的香港渔船上，再由香港渔船把你送上香港。这按当时的行市每个偷渡者需付给蛇头们两万五千元左右。当然为防止蛇头收了钱不把你送到香港；或是你到了香港后不付钱这种情况发生，通常在偷渡者和蛇头之间还有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介。偷渡者通过中介人先付一小部份钱给蛇头，余下的钱存放在中介人那里，偷渡者偷渡过去后，蛇头们会把偷渡者关在香港蛇头们的一个据点中，然后由偷渡者写一封亲笔信交由蛇头们从香港寄给中介人，中介人根据约定的暗号知道偷渡者已成功抵达香港后，便会把余下的钱付给蛇头们。蛇头们收到全部钱后，便会通知香港的据点放人；另外一种方式是偷渡者本人没有什么钱，但他在香港的亲友有钱，而且他的亲友也愿意支付偷渡的费用，双方通过中介人达成偷渡协议后，蛇头们还是按第一种方式把偷渡者偷渡到蛇头们在香港的据点后，由中介人通知偷渡者在香港的亲友带钱到据点领人；第三种方式是没有钱的偷渡者铤而走险的方式。偷渡者两三个结伴而行，每个偷渡者事先要买一辆旧自行车，准备一支可上四节电池的加长手电筒，还要用一块不透光的黑布中间挖一个黄豆大的小洞再包在手电筒灯头上(这样手电筒打开时，就只有一束黄豆大的灯光照射出来，夜间在山中行走才不易被人发现)，要准备一个指南针，每人还要准备一个篮球胆(渡海时起保险作用)，每人还要准备三四斤干粮，这种干粮是用面粉炒熟后加上猪油和白糖制成，半统套鞋(防蛇咬)、避蚊油，一瓶酒精、一盏小酒精灯、一小盒鱼(肉)罐头(食用后的空罐头铁盒可用来烧水喝)，当然还要准备点钱和证明之类的东西备用。

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要选择一个礼拜天樟木头赶集的日子，带着准备好的物品到樟木头的集市上转悠，为掩人耳目还要在集市上买上一两只鸡鸭挂在单车后的货架上，然后等到下午集市散市的时候，再隨赶集的村民沿公路往南行，再慢慢落到后面，骑到一个周围没有人的地方，便把单车、鸡鸭丢弃并藏好，然后进入山林里朝南行进。因为樟木头再往南公路上便有检查站，只有持有边防证的当地村民才能通过。进山以后为防止被人发现，只能昼伏夜行，天亮之前就要找一处人迹罕至又背荫的地方躲起来，并轮流睡觉或警戒。天黑之后再开始往南方行走，要尽量绕开村庄和大路，晴天行进时不必借助指南针，只朝有灯光的方向走就行(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到临近边防线时危險性大增，除了边防军巡逻队之外，还有本地的民兵巡逻，这些当地民兵熟悉当地地形和道路，熟知偷渡者们必经的路径，时常隐蔽在暗处守株待兔，一旦偷渡者被民兵抓住就倒大霉了，偷渡者若被边防军抓住，还只没收与偷渡有关的物品，再送交公安机关遣送回原籍处理。而一旦被民兵抓住，偷渡者除将被民兵们搜光身上的所有物品之外，还要被剥光所有的衣裤，只剩下一条短裤，然后才把偷渡者送交公安机关。因为当局为鼓励民兵们抓捕偷渡者，规定凡抓获偷渡者所缴获的一切物品全部奨励给抓获偷渡者的民兵个人，在这种政策之下，一贫如洗的边境地带村民便把抓获偷渡者当成一门生财有道的副业，而积极投入抓捕偷渡者的“业务”之中。

若偷渡者有幸躲过了民兵和边防巡逻队的抓捕，成功到达深港边境附近时，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松土地带翻越铁丝网游过只有几十米宽的深圳河登上香港的土地获得自由。但这条路成功的几率很小，因为越是容易越境的地方边防岗哨巡逻的密度越大，所以除了偶然因边防部队放电影、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边防军人大部参加看电影或集会，巡逻人员减少，偷渡者利用巡逻士兵相遇又分开到再相遇之间的短小间隙成功翻越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偷渡成功之外，绝大部份都是在穿越松土地带或翻越铁丝网时被边防军人抓获；或开枪击伤击斃。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选择与香港之间隔着比较宽阔的海面的地带越境，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海面越宽的地带，大陆一边的戒备就越没有那么严密，两位巡逻士兵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在他在巡逻相遇又背道而行后，返回又相遇之间的间歇时间较长，偷渡者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跑过松土带、翻越铁丝网、跳海游泳成功的几率较大，通常水性好的偷渡者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带偷渡，然而即使在这一带偷渡被边防军人抓获、击伤击斃的也不在少数。

我和杨老头分析了我们的条件之后，都认为我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的那种方式偷渡。我问杨老头他会不会游泳，他说如果有个球胆游几里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说没有球胆我也可以游几里路。于是决定由我去准备指南针、四节手电筒、篮球胆这几样在广州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的东西(因广州一带偷渡成风，当局为减少偷渡事件的发生，便对这些可用于偷渡的物品加强管控)；由杨老头再去找一位熟悉樟木头至蛇口一带情况的朋友结伴而行，偷渡成功的几率才比较大。

到十月二十号前后，刘技师他们就把蜂群运回了汨罗，同车来到的还有向师傅他们一起的几个蜂场，由于刘技师他们决定在本地越冬，为保持越冬蜂群势的强大，他们蜂场决定不去采山桂花，直接拉回鹤龙湖农场越冬。向师傅他们家在与平江交界的智峰山区，也是釆山桂花的场地，于是何麻子、何春庭、何文武和我决定去向师傅的家乡智峰采山桂花。同去的还有三塘吳迪军他们蜂场，我们拉到智峰兰家洞水库大堤右下侧的青狮洞的一户刘姓人家屋前的空坪上，放好蜂，打开巢门就有山桂花的花蜜和花粉进，此时山桂花中的早桂就已经开花。山桂花学名柃是一种公母异株的茶科灌木类植物，分早桂、中桂和冬桂三种，早桂在霜降前后开花，花期约半个月，蜜、粉都很充足，开花后只要一遇刮风下雨便不再流蜜了，即便再天晴也没有蜜了，而此时又是山里油茶花开的时候，蜜蜂就会去采油茶花，但油茶花的蜜中因含有一种生物碱可导致蜜蜂幼虫中毒死亡，从而使蜂群的群势迅速下降，这就是刘技师他们不敢去采山桂花的原因。但如果山桂花期天气好，不但可以摇几次蜜，而且蜂繁殖也很好。通常早桂花期不下雨的可能性不大。中桂通常在立冬前后开花，冬桂通常在小雪前后开花，中桂、冬桂流蜜虽好即使下雨过后，只要天晴都会流蜜，但因气温太低，意蜂到下午四点以后，飞出去常常就冻死在外面飞不回来，蜜蜂损失太大，所以意峰进到早桂场地后如遇天气不好，便会很快拉出山，不敢去釆中桂和冬桂。进山桂花场地不久，我就把蜂群交给何麻子他们帮我代管，我回到石牛四队，准备去广州看场地的事。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与杨嗲约好，那天晚上十点多我从古培塘坐武汉至广州的249次车前往广州，我在古培塘帮杨老嗲买好到广州的车票，当列车经过川山坪火车站时，我从车窗伸出头和手把车票交给应约来到川山坪车站等候的杨嗲，他从川山坪上车后，和我坐到了一起，在车上我向他解释放蜂场地的要求，要有大面积的油菜和紫云英，要有地方住宿，要能通汽车或拖拉机，他说这这样的地方多的是，广州郊区、三水、四会都可以放蜂，他在这些地方都有朋友，放蜂场地和住宿都没有问题。

快到广州之前，我又交待他，今后不论遇到任何情况；无论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是我把他从湖南带到广州来的(这一点对此后发生的事至关重要)，就说是自己爬货车来的。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告诫他，主要是怕他在广州又遇到清理外流人口而被当局捞进去之后，他说出是我把他带到广州去的，当局因此又查到我的头上，而我头上还有一个“反动学生”的头銜，因此又把我也牵连进去。我说只要我没有被捞进去，在外面养蜂，你找到我，我有吃的你就也有吃的。

我们第二天傍晚到达广州后，就去找旅店，结果所有的宾馆、旅店招待所全都客满，连过道上的加铺都没有。我们只好在珠江边上徘徊，那时的珠江已经污染，江水呈灰黑色，迎面吹来的江风也夾带着一股从江面散发出来的腥臭味。由于一直找不到住处，又怕碰到巡逻查夜的人，因为我那张养蜂证明上只写了一个人(直到后来我才在那个“一”字上面加了一短横，改成一个“二”字，才可供两人用)。此时杨嗲说看来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住在广州某厂宿舍的一个远房亲戚了，我们找到他的这位远亲家里，叫开门后，主人见是杨老头就不大热情，杨嗲向主人介绍说：这是汨罗养蜂的陈师傅，这次要到广州一带越冬繁殖，我们找了好久也找不到一家有空床位的旅社，所以我带他过来坐坐，此时主人的态度才有所缓和，才泡了一壶茶，边喝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一下，因主人知道杨嗲有“历史反革命”的头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般人对杨嗲这类人都是釆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主人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那里坐到了半夜，互相僵持着，。主人始终没有一点表示要留我们过夜的意思，而我们也没有一点要离开的表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尽管主人不时看看表，意思是：时间不早了，你们该走了吧！我们只能装作没看见一样，坚持坐在那里不动，最后快到半夜两点了，主人已明白：我们是不会走了，才拿过一床草蓆、两个枕头和一个床单铺在地上对我们说：今晚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这是我第一次不顾人家的意愿，死皮赖脸地赖在别人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天亮，我们连忙向主人致谢后，就告辞了主人，在外面匆匆吃了一点东西，便乘车前往三水再到四会。杨嗲曾在这一带烧过砖、打过零工与那里的几户村民都比较熟，我们去了他们也很热情，还留我们吃饭，我们在四会联系好了三、四处放蜂的场地，这里种的油菜和紫云英面积都很大。从四会回到广州后，杨嗲带我到广州杨箕村的宋老头家，宋老头也是“解放”前从湘阴长康老家流落到广州做工的，后来就在杨箕村安家落户了，现在，在大队的面条厂上班，宋老头见我们到来很高兴、很热情，连忙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飯聊天，原来宋老头刚流落到广州时，在广州师管区当上尉的杨嗲对宋老头多有关照，看来宋老头还知道感恩。宋老头有个儿子初中毕业后，遇到知青下放的高潮，便选择了回湘阴长康老家投亲靠友的方式回长康当了两年知青后，便倒流回广州，学会了做木匠，现在在广州一家单位做比较固定的木工，每天按时上下班，所完成的木工工作按定额发给工资，但不属单位的编制。

午饭后我和杨嗲一起到了宋老头儿子宋景文的家里，宋景文已与一位流落在广州的女子结婚，他的妻子是湖南醴陵人，她在丈夫被划成右派份子之后，被迫带着儿子与丈夫离婚，为生活所迫带着儿子流落到广州，后与回流到广州的知青宋景文想遇，大概因“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故，同病相怜，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这位女士比小宋要大好多岁，与小宋结婚后又生了一儿一女。小宋住的地方是广州火车站背后的一座城中村，这里原本是一个林木葱笼的山中盆地，山坡上建满了从全国各地流落到广州的外流人口搭建的简易房舍，这里的居民操着全国各地的南腔北调，住在这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这个城中村的前面是一条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铁路在这里转了一个急湾，由于树木的阻挡，人们过铁路时往往看不到从林木中突然冲过来的火车而被火车撞伤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小宋在这里搭建了三间茅草房，房前还种了一点花，小宋夫妻很热情好客，他的太太对我说：你刚开始养蜂又头一次到广州，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们。在吃晚飯的时候，我对小宋夫妻和杨嗲说：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和杨嗲是怎么认识的，你们都说是在小宋家里认识的，因为都是湖南人，在小宋家碰到一起才认识的(这一点在此后的事件中至关重要)，那天我们就住在小宋家。放蜂场地联系好了，我准备返回汨罗，临走之前，我给了杨老头三十斤全国粮票和二三十块钱，我对他说：你先在这里找点事做，我回去把蜂运到广州来再联系。

十二月初我回到汨罗，看到车站附近放了好多蜜蜂，都是从汨罗、平江的山桂花场地撤出来，等待去南方越冬繁殖的外地蜂场，何麻子、何春庭和吴迪军他们的蜂也拉到了汨罗车站，他们走时却把我的二十五箱蜂和行李丢在了青獅洞的刘家。我知道后，心想何麻子、何春庭也太不够朋友了，他们出来时怎么不顺便也把我的蜂群和行李一起带出来？车又不是装不下，我找到他们后，问他们为何不顺便把我的蜂一起带出来？他们说：你走时也没有委托我们，我们不敢跟你做主，你现在进山去拉出来也不迟。他们说得也有道理，万一拉出来车在路上出了事，我豈不是会追究他的责任？

我赶紧回石牛四队去与队上协商蜂场的事，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意见是：队上还要派一个人和我一起去放蜂，才同意蜂场以生产队的名义到县畜牧水产局去开外出养蜂的证明。我知道这是队上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养蜂不交钱给生产队，我说：现在蜂场还刚起步，还只有二十五箱蜂，养活我一个人尚无把握，再加一个人，多一份开支不说，两个人一年还要交一千块钱给生产队，实在太为难了。但生产队和大队坚持要这么办，为了取得那张外出放蜂的证明，我只好同意四队派了一个叫邹发科的社员和我一起去放蜂，我想只能到时候让他知难而退，自己不愿外出养蜂算了。

等商量妥当后，已到晚上九点，因担心被丢在青狮洞的蜂群的安危，我只好连夜又步行九十里路赶往青狮洞，等我赶到青狮洞时已经天亮了，幸亏那段时间天气还好，蜂群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在山里休息了两天把蜂群包装好后，租了一部手扶拖拉机把蜂和行李一起拉到了汨罗火车站附近的湘阴县外贸公司在汨罗的转运站，这里面已经有两个广西的私人蜂场放在这里了，两个养蜂员一个叫卢峰，一个叫兰峰。卢峰是广西宾阳的知青，那时身上已经没有粮票又没有粮食了，我给了他二十斤全国粮票，我估计他可以坚持到把他的蜂场运回广西。兰锋也是广西宾阳人，家在农村读完初中后先在家务农，后来外出养蜂。

经联系决定一起去广州一带越冬的蜂场有何麻子、吳迪军、江苏陈稼祥和我四家蜂场，又有三家北方的蜂场找到我们拼车一起去广州一共有近三百多箱蜂，这样运费就比较合算了(通常运费都是按各蜂场的蜂箱数分摊的)。

在汨罗车站等待南下的期间，我抽空回到兰岭五隊，把我和孫治国留在兰岭的木材，床铺、用具和书籍等清理了一下，全部寄存在房东兰炳件家，把剩在生产队的粮食全部领出来，挑到粮站找粮站会计夏媛闺(此人出身大户人家，解放后参加工作，她对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持同情态度，在力所现及的范国内，常给予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一些方便，她的丈夫就是六塘公社的马秘书)全部兑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和现金。

我留给兰岭村民的印象就是：小陈这个人，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杏”(就是“儍”的意思)，因为我在这里的所做所为，有许多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临离开兰岭之前，我把从凌源带回的一套睛纶衫、裤送给了兰炳件家，并对多年来他们一家对我和孫治国的关照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家知道我已将户口迁移到与六塘公社相邻的汨罗县古培公社，走前他家请我吃飯，算是给我踐行吧！吃飯时兰炳件对我说：你放在我家的东西我会替你保管好，你放心，等你在古培塘那边安好家后，隨时可以过来拿。饭后我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兰岭。自从我和孫治国1969年2月7日下放到兰岭五队，到1975年12月20号前后离开兰岭，在这里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七年时光，在这里我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农村的贫困、愚昧、落后，以及当地农民善良与凶残、逆来顺受与奋起反抗并存的精神面貌。为了能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和享有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的生活，让我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和未来道路的艰辛与漫长。我带着这种既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又让我对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令我深恶痛絕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兰家岭这个令人既留恋又令人憎恶的地方。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后来又和杨嗲长谈了几次，结果发现他也想偷渡到香港，而且他还有点门路。据他说偷渡通常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有钱，可以通过蛇口、深圳一带的蛇头，他们大都是那一带的大队干部，这些人通常都与边境一带巡逻的民兵和渔民有良好关系，蛇头们负责把你从樟木头带到边境，并送上渔船，趁中共海上巡逻舰艇巡逻的间隙，把你送到与他们串通好了的香港渔船上，再由香港渔船把你送上香港。这按当时的行市每个偷渡者需付给蛇头们两万五千元左右。当然为防止蛇头收了钱不把你送到香港；或是你到了香港后不付钱这种情况发生，通常在偷渡者和蛇头之间还有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介。偷渡者通过中介人先付一小部份钱给蛇头，余下的钱存放在中介人那里，偷渡者偷渡过去后，蛇头们会把偷渡者关在香港蛇头们的一个据点中，然后由偷渡者写一封亲笔信交由蛇头们从香港寄给中介人，中介人根据约定的暗号知道偷渡者已成功抵达香港后，便会把余下的钱付给蛇头们。蛇头们收到全部钱后，便会通知香港的据点放人；另外一种方式是偷渡者本人没有什么钱，但他在香港的亲友有钱，而且他的亲友也愿意支付偷渡的费用，双方通过中介人达成偷渡协议后，蛇头们还是按第一种方式把偷渡者偷渡到蛇头们在香港的据点后，由中介人通知偷渡者在香港的亲友带钱到据点领人；第三种方式是没有钱的偷渡者铤而走险的方式。偷渡者两三个结伴而行，每个偷渡者事先要买一辆旧自行车，准备一支可上四节电池的加长手电筒，还要用一块不透光的黑布中间挖一个黄豆大的小洞再包在手电筒灯头上(这样手电筒打开时，就只有一束黄豆大的灯光照射出来，夜间在山中行走才不易被人发现)，要准备一个指南针，每人还要准备一个篮球胆(渡海时起保险作用)，每人还要准备三四斤干粮，这种干粮是用面粉炒熟后加上猪油和白糖制成，半统套鞋(防蛇咬)、避蚊油，一瓶酒精、一盏小酒精灯、一小盒鱼(肉)罐头(食用后的空罐头铁盒可用来烧水喝)，当然还要准备点钱和证明之类的东西备用。

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要选择一个礼拜天樟木头赶集的日子，带着准备好的物品到樟木头的集市上转悠，为掩人耳目还要在集市上买上一两只鸡鸭挂在单车后的货架上，然后等到下午集市散市的时候，再隨赶集的村民沿公路往南行，再慢慢落到后面，骑到一个周围没有人的地方，便把单车、鸡鸭丢弃并藏好，然后进入山林里朝南行进。因为樟木头再往南公路上便有检查站，只有持有边防证的当地村民才能通过。进山以后为防止被人发现，只能昼伏夜行，天亮之前就要找一处人迹罕至又背荫的地方躲起来，并轮流睡觉或警戒。天黑之后再开始往南方行走，要尽量绕开村庄和大路，晴天行进时不必借助指南针，只朝有灯光的方向走就行(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到临近边防线时危險性大增，除了边防军巡逻队之外，还有本地的民兵巡逻，这些当地民兵熟悉当地地形和道路，熟知偷渡者们必经的路径，时常隐蔽在暗处守株待兔，一旦偷渡者被民兵抓住就倒大霉了，偷渡者若被边防军抓住，还只没收与偷渡有关的物品，再送交公安机关遣送回原籍处理。而一旦被民兵抓住，偷渡者除将被民兵们搜光身上的所有物品之外，还要被剥光所有的衣裤，只剩下一条短裤，然后才把偷渡者送交公安机关。因为当局为鼓励民兵们抓捕偷渡者，规定凡抓获偷渡者所缴获的一切物品全部奨励给抓获偷渡者的民兵个人，在这种政策之下，一贫如洗的边境地带村民便把抓获偷渡者当成一门生财有道的副业，而积极投入抓捕偷渡者的“业务”之中。

若偷渡者有幸躲过了民兵和边防巡逻队的抓捕，成功到达深港边境附近时，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松土地带翻越铁丝网游过只有几十米宽的深圳河登上香港的土地获得自由。但这条路成功的几率很小，因为越是容易越境的地方边防岗哨巡逻的密度越大，所以除了偶然因边防部队放电影、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边防军人大部参加看电影或集会，巡逻人员减少，偷渡者利用巡逻士兵相遇又分开到再相遇之间的短小间隙成功翻越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偷渡成功之外，绝大部份都是在穿越松土地带或翻越铁丝网时被边防军人抓获；或开枪击伤击斃。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选择与香港之间隔着比较宽阔的海面的地带越境，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海面越宽的地带，大陆一边的戒备就越没有那么严密，两位巡逻士兵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在他在巡逻相遇又背道而行后，返回又相遇之间的间歇时间较长，偷渡者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跑过松土带、翻越铁丝网、跳海游泳成功的几率较大，通常水性好的偷渡者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带偷渡，然而即使在这一带偷渡被边防军人抓获、击伤击斃的也不在少数。

我和杨老头分析了我们的条件之后，都认为我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的那种方式偷渡。我问杨老头他会不会游泳，他说如果有个球胆游几里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说没有球胆我也可以游几里路。于是决定由我去准备指南针、四节手电筒、篮球胆这几样在广州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的东西(因广州一带偷渡成风，当局为减少偷渡事件的发生，便对这些可用于偷渡的物品加强管控)；由杨老头再去找一位熟悉樟木头至蛇口一带情况的朋友结伴而行，偷渡成功的几率才比较大。

到十月二十号前后，刘技师他们就把蜂群运回了汨罗，同车来到的还有向师傅他们一起的几个蜂场，由于刘技师他们决定在本地越冬，为保持越冬蜂群势的强大，他们蜂场决定不去采山桂花，直接拉回鹤龙湖农场越冬。向师傅他们家在与平江交界的智峰山区，也是釆山桂花的场地，于是何麻子、何春庭、何文武和我决定去向师傅的家乡智峰采山桂花。同去的还有三塘吳迪军他们蜂场，我们拉到智峰兰家洞水库大堤右下侧的青狮洞的一户刘姓人家屋前的空坪上，放好蜂，打开巢门就有山桂花的花蜜和花粉进，此时山桂花中的早桂就已经开花。山桂花学名柃是一种公母异株的茶科灌木类植物，分早桂、中桂和冬桂三种，早桂在霜降前后开花，花期约半个月，蜜、粉都很充足，开花后只要一遇刮风下雨便不再流蜜了，即便再天晴也没有蜜了，而此时又是山里油茶花开的时候，蜜蜂就会去采油茶花，但油茶花的蜜中因含有一种生物碱可导致蜜蜂幼虫中毒死亡，从而使蜂群的群势迅速下降，这就是刘技师他们不敢去采山桂花的原因。但如果山桂花期天气好，不但可以摇几次蜜，而且蜂繁殖也很好。通常早桂花期不下雨的可能性不大。中桂通常在立冬前后开花，冬桂通常在小雪前后开花，中桂、冬桂流蜜虽好即使下雨过后，只要天晴都会流蜜，但因气温太低，意蜂到下午四点以后，飞出去常常就冻死在外面飞不回来，蜜蜂损失太大，所以意峰进到早桂场地后如遇天气不好，便会很快拉出山，不敢去釆中桂和冬桂。进山桂花场地不久，我就把蜂群交给何麻子他们帮我代管，我回到石牛四队，准备去广州看场地的事。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与杨嗲约好，那天晚上十点多我从古培塘坐武汉至广州的249次车前往广州，我在古培塘帮杨老嗲买好到广州的车票，当列车经过川山坪火车站时，我从车窗伸出头和手把车票交给应约来到川山坪车站等候的杨嗲，他从川山坪上车后，和我坐到了一起，在车上我向他解释放蜂场地的要求，要有大面积的油菜和紫云英，要有地方住宿，要能通汽车或拖拉机，他说这这样的地方多的是，广州郊区、三水、四会都可以放蜂，他在这些地方都有朋友，放蜂场地和住宿都没有问题。

快到广州之前，我又交待他，今后不论遇到任何情况；无论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是我把他从湖南带到广州来的(这一点对此后发生的事至关重要)，就说是自己爬货车来的。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告诫他，主要是怕他在广州又遇到清理外流人口而被当局捞进去之后，他说出是我把他带到广州去的，当局因此又查到我的头上，而我头上还有一个“反动学生”的头銜，因此又把我也牵连进去。我说只要我没有被捞进去，在外面养蜂，你找到我，我有吃的你就也有吃的。

我们第二天傍晚到达广州后，就去找旅店，结果所有的宾馆、旅店招待所全都客满，连过道上的加铺都没有。我们只好在珠江边上徘徊，那时的珠江已经污染，江水呈灰黑色，迎面吹来的江风也夾带着一股从江面散发出来的腥臭味。由于一直找不到住处，又怕碰到巡逻查夜的人，因为我那张养蜂证明上只写了一个人(直到后来我才在那个“一”字上面加了一短横，改成一个“二”字，才可供两人用)。此时杨嗲说看来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住在广州某厂宿舍的一个远房亲戚了，我们找到他的这位远亲家里，叫开门后，主人见是杨老头就不大热情，杨嗲向主人介绍说：这是汨罗养蜂的陈师傅，这次要到广州一带越冬繁殖，我们找了好久也找不到一家有空床位的旅社，所以我带他过来坐坐，此时主人的态度才有所缓和，才泡了一壶茶，边喝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一下，因主人知道杨嗲有“历史反革命”的头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般人对杨嗲这类人都是釆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主人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那里坐到了半夜，互相僵持着，。主人始终没有一点表示要留我们过夜的意思，而我们也没有一点要离开的表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尽管主人不时看看表，意思是：时间不早了，你们该走了吧！我们只能装作没看见一样，坚持坐在那里不动，最后快到半夜两点了，主人已明白：我们是不会走了，才拿过一床草蓆、两个枕头和一个床单铺在地上对我们说：今晚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这是我第一次不顾人家的意愿，死皮赖脸地赖在别人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天亮，我们连忙向主人致谢后，就告辞了主人，在外面匆匆吃了一点东西，便乘车前往三水再到四会。杨嗲曾在这一带烧过砖、打过零工与那里的几户村民都比较熟，我们去了他们也很热情，还留我们吃饭，我们在四会联系好了三、四处放蜂的场地，这里种的油菜和紫云英面积都很大。从四会回到广州后，杨嗲带我到广州杨箕村的宋老头家，宋老头也是“解放”前从湘阴长康老家流落到广州做工的，后来就在杨箕村安家落户了，现在，在大队的面条厂上班，宋老头见我们到来很高兴、很热情，连忙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飯聊天，原来宋老头刚流落到广州时，在广州师管区当上尉的杨嗲对宋老头多有关照，看来宋老头还知道感恩。宋老头有个儿子初中毕业后，遇到知青下放的高潮，便选择了回湘阴长康老家投亲靠友的方式回长康当了两年知青后，便倒流回广州，学会了做木匠，现在在广州一家单位做比较固定的木工，每天按时上下班，所完成的木工工作按定额发给工资，但不属单位的编制。

午饭后我和杨嗲一起到了宋老头儿子宋景文的家里，宋景文已与一位流落在广州的女子结婚，他的妻子是湖南醴陵人，她在丈夫被划成右派份子之后，被迫带着儿子与丈夫离婚，为生活所迫带着儿子流落到广州，后与回流到广州的知青宋景文想遇，大概因“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故，同病相怜，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这位女士比小宋要大好多岁，与小宋结婚后又生了一儿一女。小宋住的地方是广州火车站背后的一座城中村，这里原本是一个林木葱笼的山中盆地，山坡上建满了从全国各地流落到广州的外流人口搭建的简易房舍，这里的居民操着全国各地的南腔北调，住在这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这个城中村的前面是一条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铁路在这里转了一个急湾，由于树木的阻挡，人们过铁路时往往看不到从林木中突然冲过来的火车而被火车撞伤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小宋在这里搭建了三间茅草房，房前还种了一点花，小宋夫妻很热情好客，他的太太对我说：你刚开始养蜂又头一次到广州，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们。在吃晚飯的时候，我对小宋夫妻和杨嗲说：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和杨嗲是怎么认识的，你们都说是在小宋家里认识的，因为都是湖南人，在小宋家碰到一起才认识的(这一点在此后的事件中至关重要)，那天我们就住在小宋家。放蜂场地联系好了，我准备返回汨罗，临走之前，我给了杨老头三十斤全国粮票和二三十块钱，我对他说：你先在这里找点事做，我回去把蜂运到广州来再联系。

十二月初我回到汨罗，看到车站附近放了好多蜜蜂，都是从汨罗、平江的山桂花场地撤出来，等待去南方越冬繁殖的外地蜂场，何麻子、何春庭和吴迪军他们的蜂也拉到了汨罗车站，他们走时却把我的二十五箱蜂和行李丢在了青獅洞的刘家。我知道后，心想何麻子、何春庭也太不够朋友了，他们出来时怎么不顺便也把我的蜂群和行李一起带出来？车又不是装不下，我找到他们后，问他们为何不顺便把我的蜂一起带出来？他们说：你走时也没有委托我们，我们不敢跟你做主，你现在进山去拉出来也不迟。他们说得也有道理，万一拉出来车在路上出了事，我豈不是会追究他的责任？

我赶紧回石牛四队去与队上协商蜂场的事，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意见是：队上还要派一个人和我一起去放蜂，才同意蜂场以生产队的名义到县畜牧水产局去开外出养蜂的证明。我知道这是队上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养蜂不交钱给生产队，我说：现在蜂场还刚起步，还只有二十五箱蜂，养活我一个人尚无把握，再加一个人，多一份开支不说，两个人一年还要交一千块钱给生产队，实在太为难了。但生产队和大队坚持要这么办，为了取得那张外出放蜂的证明，我只好同意四队派了一个叫邹发科的社员和我一起去放蜂，我想只能到时候让他知难而退，自己不愿外出养蜂算了。

等商量妥当后，已到晚上九点，因担心被丢在青狮洞的蜂群的安危，我只好连夜又步行九十里路赶往青狮洞，等我赶到青狮洞时已经天亮了，幸亏那段时间天气还好，蜂群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在山里休息了两天把蜂群包装好后，租了一部手扶拖拉机把蜂和行李一起拉到了汨罗火车站附近的湘阴县外贸公司在汨罗的转运站，这里面已经有两个广西的私人蜂场放在这里了，两个养蜂员一个叫卢峰，一个叫兰峰。卢峰是广西宾阳的知青，那时身上已经没有粮票又没有粮食了，我给了他二十斤全国粮票，我估计他可以坚持到把他的蜂场运回广西。兰锋也是广西宾阳人，家在农村读完初中后先在家务农，后来外出养蜂。

经联系决定一起去广州一带越冬的蜂场有何麻子、吳迪军、江苏陈稼祥和我四家蜂场，又有三家北方的蜂场找到我们拼车一起去广州一共有近三百多箱蜂，这样运费就比较合算了(通常运费都是按各蜂场的蜂箱数分摊的)。

在汨罗车站等待南下的期间，我抽空回到兰岭五隊，把我和孫治国留在兰岭的木材，床铺、用具和书籍等清理了一下，全部寄存在房东兰炳件家，把剩在生产队的粮食全部领出来，挑到粮站找粮站会计夏媛闺(此人出身大户人家，解放后参加工作，她对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持同情态度，在力所现及的范国内，常给予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一些方便，她的丈夫就是六塘公社的马秘书)全部兑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和现金。

我留给兰岭村民的印象就是：小陈这个人，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杏”(就是“儍”的意思)，因为我在这里的所做所为，有许多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临离开兰岭之前，我把从凌源带回的一套睛纶衫、裤送给了兰炳件家，并对多年来他们一家对我和孫治国的关照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家知道我已将户口迁移到与六塘公社相邻的汨罗县古培公社，走前他家请我吃飯，算是给我踐行吧！吃飯时兰炳件对我说：你放在我家的东西我会替你保管好，你放心，等你在古培塘那边安好家后，隨时可以过来拿。饭后我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兰岭。自从我和孫治国1969年2月7日下放到兰岭五队，到1975年12月20号前后离开兰岭，在这里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七年时光，在这里我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农村的贫困、愚昧、落后，以及当地农民善良与凶残、逆来顺受与奋起反抗并存的精神面貌。为了能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和享有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的生活，让我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和未来道路的艰辛与漫长。我带着这种既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又让我对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令我深恶痛絕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兰家岭这个令人既留恋又令人憎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