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文化传统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学者和弄权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志趣不同、思考的动机不同、社会功能也不同。但中国的极权传统历史悠久，权力是流淌于其肌体中每个层级，上至朝廷庙堂、下至每个普通人家庭的血液。这对在其中长大、受教育、度过一生的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把他们几乎尽数打入弄权者的行列。以下试对此作一些讨论：

1. 治学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例外，不存在独立于体制的学者阶层。学者通常是体制中人，或渴望进入体制之人。进了体制，就有了权力，而权力是一切幸福之源。古语说：“学而优则仕”，学得好，就可以当官，高居人上、光宗耀祖，所以治学的功利回报极为丰厚。这样的激励机制把权力置入绝大多数学者的价值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学者关于治学的另外一句金科玉律是“学以致用”，即“学”只是手段，“用”才是目的。“用”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这通常最终都指向两个方向：（1）个人的权力，如古代读书寒士的金榜题名，当代知识分子的职称、项目资金、在体制中的话语权；（2）群体的权力，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华之崛起”、“弯道超车”。

以“用”来作为“学”的导向有几个后果：

首先，既然学要致用，那么与“用”无关的东西都不重要。这与求真精神是矛盾的：一种学问的理论地基是否牢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清晰、陈述是否合乎逻辑都不指向某个特定的“用”。于是信仰学以致用的学者们在这些地方便毫不犹豫地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补齐。在中国，从执政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到各路宗教领袖、营养大师、国学泰斗的理论体系之中经常可见几个问题：概念堆垒而不给出清晰的定义；判断推演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结论宏大而不去限定其适用范围等。为时人诟病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浮躁也可归因于这种功利心态。

其次，以“用”为导向来治学是向已知的方向去寻找，这就脱不开人的已有视野的窠臼，就像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找的人只知道在那几个老地方去找，那么如果东西被藏在了不同的地方，他便无计可施。未知的大千世界的真理一定是藏在人的已有视野所不能及的角落：概念的细微处、逻辑的断开处、“蓦然回首”才能瞥见的“灯火阑珊处”。这需要人对未知世界的谦卑、对意料之外的事物的开放心态、对自己已有认知的质疑。很多时候，真理不符合直觉，如一个几十吨重的金属庞然大物能飞在天上的事情是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因此以“用”为导向的学问经常走不了多远。

最后，一个人只有能享受其工作的过程，其事业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优秀的运动员都有对他从事的运动的不可遏止的热爱。只为了钱和名去踢球的球员不可能踢得出色，只把学术当作名利的手段的学者也难得与真理有缘。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实际上，以真理为意的学者完全不以学为苦。只有把学问当作功利的手段的人才会以学为苦。

近代学者和政治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是只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保卫权力、获取权力的利器，而忽视了创造出这些利器的原始动力：求真精神。

2. 恐惧感

中国的学者有两个命脉被紧紧拿捏在权力阶层的手中：他们的个人命运和他们思想的内容。

在明君的时代，知识分子是被皇帝利用的工具。古代首屈一指的英主李世民出宫私访 ，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只有知识分子在皇帝的“彀中”，全心全意为皇帝的权力服务，皇帝的心里才踏实。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需要子民百分之百地顺服和仰慕，而那些“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学者让他们芒刺在背。

在暴君的时代如秦朝和前清，知识分子甚至性命堪虞。

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看来，没有什么主张、思想或行动是不可质疑的。而在极权统治者那里，许多东西都是不可质疑的，这包括政权的合法性、支持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权删改和剪辑的历史、官方肯定的权威和英雄人物、官方口径控制的新闻、官方制定的政策等。学者在长大、成熟的过程中，这些高墙和铁丝网在他们每日生活的周围虎虎环伺，迫使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不敢去追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无法从概念的源头开始思维，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铁丝网的周边绕行、在政权给定的狭小平台上起舞。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最开始是装糊涂；长时间不去思考，他们就变成真糊涂。这些缺陷对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来说或许并无大碍，对于一个合格学者的学术前途而言却是致命的，好像是鹰隼身体还未长成，翼梢的大羽毛便被剪掉，一生便再也飞不起来。

政权的权力越集中，设置的思想禁区就越多，学者的个人命运和思想内容就被政权攥得越紧，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就越薄弱。一个例子是，前清比明代对思想的钳制更严酷，而前清知识分子的成就也不及明代。到了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左支右绌，对思想的钳制大大松弛，一个思想灿烂的时期也随之开启。

从学者工作的领域来看，离思想禁区越近，学者越难以使用求真精神和创造力，其成就也越受限制。工作领域离思想禁区较远的学者则更容易取得成就。

耶稣说：“你们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即财利）。”对于学者而言，真理就是他们的神，而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是他们的玛门。为权力欲和恐惧感所困，就与真理无缘。

3. 等级观念

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其中的学者们也没有能力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评价时事云：“才者蚤（通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大意是：有才能的人日夜盼望天下大治，却盼不到；刁民日夜盼望天下大乱，他们的愿望看起来快要实现了。在他的眼里，社会只有“治”和“乱”两种可能性；“治”是理想的天堂，“乱” 是人间地狱。

但所谓“治”，就是极权体制君临天下；普通人，包括龚自珍自己，要从肉体到灵魂依附于这个体制。鲁迅对此的解读是：“治”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治世和乱世都是由绝对权力运行的社会。其不同只是：治世是一个绝对权力一手遮天的社会，乱世是许多个绝对权力火拼的社会。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在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治世”中，大众蒙受的苦难不比1949年前的半个多世纪的“乱世”少。

八九天安门运动之后，多数中国人最终认可了政权的镇压，也是因为对“乱”的恐惧，而选择了作沉默的顺民的“治”。

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只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龚自珍的好友、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魏源有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蛮夷的先进科学技术，最终目的是要制服他们，让他们归顺天朝、齐颂万岁。他们想不到国与国之间可以有以诚相见、不卑不亢、平等互利的关系。

龚自珍和魏源都可谓不世出之奇才，而其思维能力和视野仍然跳不出丛林法则的窠臼，无法发现另一些可能性。同时期的其他普通学者的认识水平可想而知。

陈嘉映认为，要想接近真理，人需要克服两个障碍：利益和成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权力欲和恐惧感定义了他们的利益，等级观念则是遮蔽了他们大半视野的成见。被这些障目时，学者连自己理论地基中的最大的裂缝都视而不见。福泽谕吉批评孔子道：“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孔子的理论和实践有这样的缺陷有情可原。不可原谅的则是这样的缺陷在其后两千多年中，被几十代的学者绵延相传而未被广泛地质疑。到了近代，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学者开始觉醒，最终引领日本转型为现代文明制度，而中国只有少数的学者如谭嗣同等人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且未能对大众的思想惯性有稍许撼动。

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学者和许多国民对西方强国的心态也是一方面明里暗里“师夷长技”，一方面悄悄盘算着“制夷”。这同样是在以自己习以为常的权力思维来看待世界，意识不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不卑不亢、开诚布公、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及与之相应的许多拿不上台面的做法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

4. 理念权力欲

中国传统之中的学者有浓厚的救世情结。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而这种意识一直保持到现代。葛兆光说：“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甚至作为这种情结的旁观者的葛先生本人也身陷这种情结之中而无法冷静下来。“多灾多难”并非唯近代所独有。与其说“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是因为“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不如说古代中国同样多灾多难，只是当时的文人学人对同胞的灾难麻木不仁；只有到了近代，因为羞辱是来自于外部，才触碰了文人学人的痛觉神经。陈恭禄说：“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这恐怕是“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以分析一下一句听起来相当美好的学者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背后的逻辑：

首先，一个学者发愿要“为天地立心” ，当是他认为自己的意愿高于众生的意愿。正如一个人财产多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一个人读书多、知识多也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比起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皇帝梦，“为天地立心”的理念权力欲少一些血腥味，但仍然是皇帝梦，是学者版本的皇帝梦。

其次，要“为天地立心”，却不愿意屈尊去了解农民、工匠、商人和家庭妇女的喜怒哀乐、其价值观如何形成和演化、是否有任何可能性被外界强力塑造，这背叛了学者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说自己不懂的话。

最后，千万众生不需要别人来给自己“立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一个自由之中的人不会愿意被他人指手画脚，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那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要实现“为天地立心”的理想，他只能去依附于皇帝、靠皇帝的暴力来一展抱负。于是他成为皇帝的御前弄臣，他的理论被皇帝随意扭曲解读，他自己也丧失了独立人格。

类似的提法还有许多，如“做社会的良心” 、 “启蒙大众”、“重建价值观念”、“重塑国人精神”等。自封“社会的良心”，就把自己提上了神坛，开始用公兔子都会的价值判断来开设道德法庭。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居高临下的对大众思想的直接改造，这与“为天地立心”一样是一种权力欲。从历史上看，直接改造大众思想的最成功者都是暴虐成性的极权统治者，而改造的那些结果不是有意于真理的学者想要的。

把自己提上神坛，那个大大的“我” 就堂皇立在视野的正中央。于是他们在浑然不觉之中将自己的各种成见、利益、虚荣心都掺杂入对世界的认知。在现实生活中，以“道”为保卫权力、攻击他人的道德大棒的学者远远多于以“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者。这就是为什么“道”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以并不那么美妙的角色出现：卫道士、假道学、道貌岸然。学者的理念权力欲并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受欢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不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人，就压制了别人与真理的缘分。不能以客观和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世界，就斩断了自己与真理的缘分。

学者的理念权力欲与弄权者的赤裸裸的权力欲出于同样的动机。两者都至少部分来自于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心理补偿。心理学家发现，一些孩子的霸凌行为经常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要以对弱者施用权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不那么渺小的存在。成年人将弱者玩弄于股掌之中、学者要“为天地立心”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既然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等级关系，学者自然要仔细衡量自己在这个等级阶梯上的位置。他们自知惹不起拿捏了他们的命门的有权者，于是无权无势、智识不足的芸芸众生就成了他们施用理念权力的“立心”对象。

学者的理念权力得到最充分的施展机会的时候是与野心家的赤裸裸的权力一见钟情、珠联璧合的时候。卓越的西方学者马克思的思想于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经过中国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推介，与中国野心勃勃的弄权者一拍即合，最终发酵为席卷全中国的巨潮。

在西方，求真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天性，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阶层那里得到坚守，并成为平衡政权权力的一股强大力量。陈嘉映说：“每一种文明都供奉过仁人志士，杀生取义不是西人的特长。然而，各族人民是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西方人却为一种叫作‘爱真理’的激情赴汤蹈火。而这里所谓真理，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如果让我只用一条线索勾勒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一定会说：对真理的崇尚。”同样的精神则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悠久的权力文化导致了学者阶层对权力趋之若鹜而对真理不求甚解。这样的学者阶层无法有效提升大众对真相和真理的识别能力，而愚弱的大众保证了极权体制的权力更加不受限制。强权 – 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阶层 – 愚民三者互为因果，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怪圈。

三．权力文化传统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学者和弄权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志趣不同、思考的动机不同、社会功能也不同。但中国的极权传统历史悠久，权力是流淌于其肌体中每个层级，上至朝廷庙堂、下至每个普通人家庭的血液。这对在其中长大、受教育、度过一生的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把他们几乎尽数打入弄权者的行列。以下试对此作一些讨论：

1. 治学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少数例外，不存在独立于体制的学者阶层。学者通常是体制中人，或渴望进入体制之人。进了体制，就有了权力，而权力是一切幸福之源。古语说：“学而优则仕”，学得好，就可以当官，高居人上、光宗耀祖，所以治学的功利回报极为丰厚。这样的激励机制把权力置入绝大多数学者的价值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学者关于治学的另外一句金科玉律是“学以致用”，即“学”只是手段，“用”才是目的。“用”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这通常最终都指向两个方向：（1）个人的权力，如古代读书寒士的金榜题名，当代知识分子的职称、项目资金、在体制中的话语权；（2）群体的权力，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华之崛起”、“弯道超车”。

以“用”来作为“学”的导向有几个后果：

首先，既然学要致用，那么与“用”无关的东西都不重要。这与求真精神是矛盾的：一种学问的理论地基是否牢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清晰、陈述是否合乎逻辑都不指向某个特定的“用”。于是信仰学以致用的学者们在这些地方便毫不犹豫地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补齐。在中国，从执政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到各路宗教领袖、营养大师、国学泰斗的理论体系之中经常可见几个问题：概念堆垒而不给出清晰的定义；判断推演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结论宏大而不去限定其适用范围等。为时人诟病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浮躁也可归因于这种功利心态。

其次，以“用”为导向来治学是向已知的方向去寻找，这就脱不开人的已有视野的窠臼，就像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找的人只知道在那几个老地方去找，那么如果东西被藏在了不同的地方，他便无计可施。未知的大千世界的真理一定是藏在人的已有视野所不能及的角落：概念的细微处、逻辑的断开处、“蓦然回首”才能瞥见的“灯火阑珊处”。这需要人对未知世界的谦卑、对意料之外的事物的开放心态、对自己已有认知的质疑。很多时候，真理不符合直觉，如一个几十吨重的金属庞然大物能飞在天上的事情是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因此以“用”为导向的学问经常走不了多远。

最后，一个人只有能享受其工作的过程，其事业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优秀的运动员都有对他从事的运动的不可遏止的热爱。只为了钱和名去踢球的球员不可能踢得出色，只把学术当作名利的手段的学者也难得与真理有缘。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实际上，以真理为意的学者完全不以学为苦。只有把学问当作功利的手段的人才会以学为苦。

近代学者和政治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是只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保卫权力、获取权力的利器，而忽视了创造出这些利器的原始动力：求真精神。

2. 恐惧感

中国的学者有两个命脉被紧紧拿捏在权力阶层的手中：他们的个人命运和他们思想的内容。

在明君的时代，知识分子是被皇帝利用的工具。古代首屈一指的英主李世民出宫私访 ，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只有知识分子在皇帝的“彀中”，全心全意为皇帝的权力服务，皇帝的心里才踏实。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需要子民百分之百地顺服和仰慕，而那些“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学者让他们芒刺在背。

在暴君的时代如秦朝和前清，知识分子甚至性命堪虞。

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看来，没有什么主张、思想或行动是不可质疑的。而在极权统治者那里，许多东西都是不可质疑的，这包括政权的合法性、支持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权删改和剪辑的历史、官方肯定的权威和英雄人物、官方口径控制的新闻、官方制定的政策等。学者在长大、成熟的过程中，这些高墙和铁丝网在他们每日生活的周围虎虎环伺，迫使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不敢去追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无法从概念的源头开始思维，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铁丝网的周边绕行、在政权给定的狭小平台上起舞。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最开始是装糊涂；长时间不去思考，他们就变成真糊涂。这些缺陷对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来说或许并无大碍，对于一个合格学者的学术前途而言却是致命的，好像是鹰隼身体还未长成，翼梢的大羽毛便被剪掉，一生便再也飞不起来。

政权的权力越集中，设置的思想禁区就越多，学者的个人命运和思想内容就被政权攥得越紧，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就越薄弱。一个例子是，前清比明代对思想的钳制更严酷，而前清知识分子的成就也不及明代。到了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左支右绌，对思想的钳制大大松弛，一个思想灿烂的时期也随之开启。

从学者工作的领域来看，离思想禁区越近，学者越难以使用求真精神和创造力，其成就也越受限制。工作领域离思想禁区较远的学者则更容易取得成就。

耶稣说：“你们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即财利）。”对于学者而言，真理就是他们的神，而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是他们的玛门。为权力欲和恐惧感所困，就与真理无缘。

3. 等级观念

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其中的学者们也没有能力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评价时事云：“才者蚤（通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大意是：有才能的人日夜盼望天下大治，却盼不到；刁民日夜盼望天下大乱，他们的愿望看起来快要实现了。在他的眼里，社会只有“治”和“乱”两种可能性；“治”是理想的天堂，“乱” 是人间地狱。

但所谓“治”，就是极权体制君临天下；普通人，包括龚自珍自己，要从肉体到灵魂依附于这个体制。鲁迅对此的解读是：“治”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治世和乱世都是由绝对权力运行的社会。其不同只是：治世是一个绝对权力一手遮天的社会，乱世是许多个绝对权力火拼的社会。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在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治世”中，大众蒙受的苦难不比1949年前的半个多世纪的“乱世”少。

八九天安门运动之后，多数中国人最终认可了政权的镇压，也是因为对“乱”的恐惧，而选择了作沉默的顺民的“治”。

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只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龚自珍的好友、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魏源有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蛮夷的先进科学技术，最终目的是要制服他们，让他们归顺天朝、齐颂万岁。他们想不到国与国之间可以有以诚相见、不卑不亢、平等互利的关系。

龚自珍和魏源都可谓不世出之奇才，而其思维能力和视野仍然跳不出丛林法则的窠臼，无法发现另一些可能性。同时期的其他普通学者的认识水平可想而知。

陈嘉映认为，要想接近真理，人需要克服两个障碍：利益和成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权力欲和恐惧感定义了他们的利益，等级观念则是遮蔽了他们大半视野的成见。被这些障目时，学者连自己理论地基中的最大的裂缝都视而不见。福泽谕吉批评孔子道：“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孔子的理论和实践有这样的缺陷有情可原。不可原谅的则是这样的缺陷在其后两千多年中，被几十代的学者绵延相传而未被广泛地质疑。到了近代，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学者开始觉醒，最终引领日本转型为现代文明制度，而中国只有少数的学者如谭嗣同等人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且未能对大众的思想惯性有稍许撼动。

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学者和许多国民对西方强国的心态也是一方面明里暗里“师夷长技”，一方面悄悄盘算着“制夷”。这同样是在以自己习以为常的权力思维来看待世界，意识不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不卑不亢、开诚布公、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及与之相应的许多拿不上台面的做法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

4. 理念权力欲

中国传统之中的学者有浓厚的救世情结。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而这种意识一直保持到现代。葛兆光说：“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甚至作为这种情结的旁观者的葛先生本人也身陷这种情结之中而无法冷静下来。“多灾多难”并非唯近代所独有。与其说“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是因为“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不如说古代中国同样多灾多难，只是当时的文人学人对同胞的灾难麻木不仁；只有到了近代，因为羞辱是来自于外部，才触碰了文人学人的痛觉神经。陈恭禄说：“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这恐怕是“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以分析一下一句听起来相当美好的学者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背后的逻辑：

首先，一个学者发愿要“为天地立心” ，当是他认为自己的意愿高于众生的意愿。正如一个人财产多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一个人读书多、知识多也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权力。比起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皇帝梦，“为天地立心”的理念权力欲少一些血腥味，但仍然是皇帝梦，是学者版本的皇帝梦。

其次，要“为天地立心”，却不愿意屈尊去了解农民、工匠、商人和家庭妇女的喜怒哀乐、其价值观如何形成和演化、是否有任何可能性被外界强力塑造，这背叛了学者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说自己不懂的话。

最后，千万众生不需要别人来给自己“立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一个自由之中的人不会愿意被他人指手画脚，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那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要实现“为天地立心”的理想，他只能去依附于皇帝、靠皇帝的暴力来一展抱负。于是他成为皇帝的御前弄臣，他的理论被皇帝随意扭曲解读，他自己也丧失了独立人格。

类似的提法还有许多，如“做社会的良心” 、 “启蒙大众”、“重建价值观念”、“重塑国人精神”等。自封“社会的良心”，就把自己提上了神坛，开始用公兔子都会的价值判断来开设道德法庭。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居高临下的对大众思想的直接改造，这与“为天地立心”一样是一种权力欲。从历史上看，直接改造大众思想的最成功者都是暴虐成性的极权统治者，而改造的那些结果不是有意于真理的学者想要的。

把自己提上神坛，那个大大的“我” 就堂皇立在视野的正中央。于是他们在浑然不觉之中将自己的各种成见、利益、虚荣心都掺杂入对世界的认知。在现实生活中，以“道”为保卫权力、攻击他人的道德大棒的学者远远多于以“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者。这就是为什么“道”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以并不那么美妙的角色出现：卫道士、假道学、道貌岸然。学者的理念权力欲并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受欢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不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人，就压制了别人与真理的缘分。不能以客观和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世界，就斩断了自己与真理的缘分。

学者的理念权力欲与弄权者的赤裸裸的权力欲出于同样的动机。两者都至少部分来自于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心理补偿。心理学家发现，一些孩子的霸凌行为经常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要以对弱者施用权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不那么渺小的存在。成年人将弱者玩弄于股掌之中、学者要“为天地立心”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既然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等级关系，学者自然要仔细衡量自己在这个等级阶梯上的位置。他们自知惹不起拿捏了他们的命门的有权者，于是无权无势、智识不足的芸芸众生就成了他们施用理念权力的“立心”对象。

学者的理念权力得到最充分的施展机会的时候是与野心家的赤裸裸的权力一见钟情、珠联璧合的时候。卓越的西方学者马克思的思想于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经过中国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推介，与中国野心勃勃的弄权者一拍即合，最终发酵为席卷全中国的巨潮。

在西方，求真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天性，在以真理为意的学者阶层那里得到坚守，并成为平衡政权权力的一股强大力量。陈嘉映说：“每一种文明都供奉过仁人志士，杀生取义不是西人的特长。然而，各族人民是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西方人却为一种叫作‘爱真理’的激情赴汤蹈火。而这里所谓真理，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如果让我只用一条线索勾勒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一定会说：对真理的崇尚。”同样的精神则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悠久的权力文化导致了学者阶层对权力趋之若鹜而对真理不求甚解。这样的学者阶层无法有效提升大众对真相和真理的识别能力，而愚弱的大众保证了极权体制的权力更加不受限制。强权 – 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阶层 – 愚民三者互为因果，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