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当下中国，腐败已渗透于社会肌理。用以反腐败的司法系统，本身即被腐败侵蚀。狱墙高耸，挡不住腐败之风。以腐败之司法而反腐败，犹如以污水洁面。
“特权”犯人
在监狱高墙内，犯人虽生活于同一空间，但坐牢对不同的犯人而言，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乃至有天壤之别。对于那些有“托儿”[1]、有钱有背景有关系的“特权”犯人而言，监狱可以成为他们的“疗养院”；而对于那些没“托儿”、没钱没势没关系的犯人，监狱就是人间地狱。
某官二代，父为副部级离休高官，本人亦为大型国企高管，因腐败被判处死缓，即使如此，下狱后仍能凭借其家族深厚的官僚关系网，享受“特权”待遇，远非一般犯人可比。其短暂的坐牢，被犯人视为“传奇”。
他在监狱上级官僚陪同下，“驾临”监狱，由监狱长亲自“接驾”。狱方为其布置“豪华单间”，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安排数名犯人做“佣人”，专门“伺候”。其牢狱生涯，如同“度假”，想干什么、玩什么，皆有警察、犯人鞍前马后为之效劳。即使监狱成了他的“疗养院”，他也没住多久，一到死刑缓刑期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就立马保外就医了。而根据中共法律规定，犯人实际服刑时间至少要达到原判刑期的一半以上，方有出狱资格（只是“资格”而已，实际上很少有犯人在刑期过半就出狱，除非有“关系”）。作为被判死缓的犯人，若按法律规定，服刑时间至少要达到十二年。但是，法律怎能挡住“特权”？中共官僚法制，从来只对无权无势的民众管用，对特权向来就是让路绕行。
现在，腐败官僚在中共监狱中“疗养”的事实，被大量披露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腐败官僚因腐败而下狱，但他们在监狱中却能够继续大搞腐败，并能够依靠腐败来延续其特权生活，只不过角色和位置倒换过来了，以前别人向他们行贿，他们是受贿的，现在他们却成了行贿者，要向司法官僚、向反腐败者行贿。反腐败却“反出了”腐败，腐败者落水后，又能腐蚀更多的人，使他们身上沾水。中共官僚政权此种反腐败，何能奏效？
腐败渗透监狱
监狱作为黑暗和罪恶的浓缩集中之地，无处不充斥腐败。腐败已俨然成为中共监狱的运行常态，渗透到监狱司法运转的各个方面和监狱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犯人而言，最大愿望是早日出狱，减刑假释就成为犯人的最大利益。而减刑假释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司法官僚手中。在官僚专制制度下，权力就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更何况在黑暗、封闭的监狱，腐败更是大行其道，犯人要得到任何利益，都得付出“代价”。
中共监狱中实行“以分计奖，以奖减刑”制度，犯人通过“挣分”来“获奖”，通过“获奖”来减刑。“奖”有几等，所减的刑期从两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犯人如何“挣分”呢？名义上，监狱通过劳动岗位的设置，给犯人提供“挣分”机会，这些劳动岗位被犯人称为“杈儿”[2]。“杈儿”有等级、好坏之分，犯人在不同的“杈儿”上，所挣分数不同，好“杈儿”挣分多，坏“杈儿”挣分少，没“杈儿”就没有分。犯人每个月挣的分数又有几等，从五分、四分、三分、二分、一分到没有分。这种分是每月的“大分”，还有每天的“小分”，“小分”每天从10分到0分不等，月末监区根据犯人挣的“小分”总数多少，排出“大分”的等级。可见，犯人挣分减刑制度颇为复杂，很多犯人终日所思皆为分数，为一分之差绞尽脑汁。
总之，监狱是否给犯人安排“杈儿”，安排什么样的“杈儿”，犯人挣的分数就不同，待遇就不一样，这关系到能否获奖和获什么样的奖，由此决定减刑的快慢长短。而犯人的挣分、获奖、减刑，就掌握在监狱官僚手中。如果某犯人得到“照顾”，就会给他安排好“杈儿”，自然就挣分多、减刑快，否则就可能好几年也达不到获奖减刑的分数。
狱方有意在犯人中制造等级，有的犯人挣分多、减刑多，有的犯人挣分少、减刑少，有的犯人则不被减刑，这就为监狱官僚的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犯人为了多挣分、多减刑，就会想方设法找“托儿”，与监狱官僚拉关系，通过灰色交易来得到减刑的机会。某犯人，家属为其花费数千元钱，“买”了一个打扫厕所的“杈儿”，被犯人传为笑料。
为挣分减刑，犯人之间相互倾轧，掣肘下绊，使尽十八般武艺。因为“狼多肉少”，好“杈儿”少，自己要落上去，就得把别人推下去。本来犯人的减刑，完全可以互不相干。从劳动量上来说，各种“杈儿”（即劳动岗位）基本上差不多，根本分不出那么多等级。但官僚司法当局制定的减刑制度，偏要在犯人中分出三六九等，人为地制造利益差别，为官僚们提供寻租腐败的机会。
挣分减刑，是对大多数普通犯人而言。对于落马官僚之类的“特权”犯人，凭借其官僚关系网，甚至根本不需与监狱这种低级别的单位拉关系，一分不挣，也能走人。由于犯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不同，打通关系的“能量”和“神通”也就不同，就会相应地与从大到小各级官僚直至普通狱警，拉上关系，进行灰色交易，把这些官僚和警察“发展”成他们的“托儿”，以便在狱中谋求或大或小的利益。而大部分既没有家族权势背景又没有金钱的犯人，只能在中共官僚政权的人间地狱中煎熬，或者充当监狱的打手和爪牙，成为狱方豢养和庇护的牢头狱霸。
减刑是犯人的最大利益，其次就是争夺生活便利。为此，犯人不仅相互争夺，关键还是要有“托儿”，有警察的“照应”。譬如，监狱伙食差，有犯人则会通过狱警带进狱外食品。这些食品当然要花高价，狱警不会白为犯人“服务”。按规定，不允许犯人喝酒，但有犯人却能通过狱警把酒带进狱中。狱警为犯人提供“违禁品”[3]，要担风险，所以，此类“服务”不是单纯花钱就能买到，必须通过成为犯人“托儿”的狱警来获得，双方之间有关系基础，方能进行灰色交易。因此，不同的犯人就有不同的狱警来“罩着”[4]。狱警之间也会划分“势力范围”，各自充当不同犯人的“托儿”，相互之间还不能抢对方的“生意”，否则就可能发生闹剧。
这些勾当见不得阳光，警察和犯人都讳莫如深。若有犯人捅破他人“隐私”，就可能发生激烈冲突，引发风波。有时，狱警之间的矛盾也会体现在犯人身上。例如，监狱进行犯人“违禁品”的清查行动，一般情况下，清查之前犯人就得到狱警放出的风声，而提前把“违禁品”藏好。进行清查的狱警之间通常也会心照不宣，不会故意和对方为难，去细查对方照应的犯人。但如果狱警之间有矛盾，相互拆台，就会故意细查对方照应的犯人，查出“违禁品”，就要追查来自何人。此时，按狱中“潜规则”，犯人绝不能“出卖”他的“托儿”，即使受到再大压力和处罚，也得咬牙自个“扛”，否则就没法“混”。犯人之间也经常相互拆台，向狱方告密，“扎针”[5]揭发。所以，监狱犹如浑浊幽深的污水，有时似乎风平浪静，水底却暗礁密布，处处漩涡。
外人看狱中犯人，或许认为皆是犯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其实，犯人之间等级分明，甚至可说是壁垒森严。这种等级体现在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种细微之处。比如犯人的床铺，床铺有上下铺之别，有靠近门窗和夹在中间的位置优劣之别，其中就体现出犯人所处的地位和等级。就在这细小之处，也会生出腐败机会。据犯人说，“好铺”在私底下甚至被标了价格。监狱真是“生财有道”啊！
禁令催生腐败
中共监狱中，一些可有可无的禁令，往往会催生更多腐败，“禁烟”即为一例。以前，狱中犯人可以吸烟，后来为实现“无烟监狱”，犯人被禁止吸烟。但在“无烟监狱”里，警察却可以吸烟。
对犯人的“禁烟”，并没有真正杜绝犯人吸烟，却给警察提供了“生财”机会。在“无烟监狱”里，许多犯人仍然吸烟，他们的烟从何而来？除了少数犯人的“拍蚂蚱”[6]，主要渠道是从狱警手中高价买来，其价格高达市场价格的十几倍，通常是，一盒市场价两元多的香烟，犯人花一百元从狱警手中只能买三四盒。在“违禁品”清查频繁时，香烟“紧俏”，价格会更高。有“托儿”的犯人从狱警手中买到香烟，会再加价倒卖给其他没门路的犯人，进一步抬高了烟价。有犯人通过这种倒买倒卖，甚至赚了不少钱。犯人抱怨，香烟比“粉儿”（毒品）都贵。对于这么贵的香烟，许多抽不起而又克制不了烟瘾的犯人，就不敢整支抽，而是把一支烟拆散成烟丝，用纸卷成许多小烟锥，称之为“小泡儿”，犯人就一天抽几个“小泡儿”来打发烟瘾。对于警察利用“禁烟”大发香烟财，犯人一边不得不花高价去买，一边私底下痛骂。
中共监狱的“禁烟”，给警察们提供了“生财”机会，他们应该是很拥护“禁烟令”的，如果没有这个“禁烟令”，就失去了一个生财之道。为了这种利益，警察之间抢“生意”，甚至发生冲突，上演一出出闹剧丑剧。曾经有两个警察，因为争做犯人香烟的“供货方”，而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划分了“势力范围”，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揽生意”，不得“越界”到对方的“地盘”活动。这真是一出“活报剧”！
中共官僚政权的许多法律和禁令，其实质和效果就如同这种“禁烟”。禁令越多，官僚们寻租腐败的机会就越多；禁令越严，寻租腐败的收益就越大。因为官僚政权的禁令，向来只对无权无势的民众管用，而对于官僚特权者，禁令只不过一纸空文。禁令妨碍不了特权者，而无权无势者要克服禁令带来的生活不便，就只能花高价租用执法官僚的权力。官僚通过禁令获得了利益，他们当然愿意更多更严地制定禁令。这就是官僚专制下的法制现状，法律和禁令成了腐败官僚的生财之道，成了官僚政权掠夺和盘剥民众的工具。有专制的地方，就有不合理的禁令。有不合理的禁令，就有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
【注释】
[1]“托儿”，狱中犯人口语，指能够为某个犯人提供特殊照顾和方便的官僚、警察。某些犯人之所以有“托儿”，当然是通过权钱交易。
[2]“杈儿”，监狱犯人口头语，其书面文字不详。揣摩其意，大概类似于鸟儿立足的树杈，犯人有挣分的岗位，如同鸟儿有立足的树杈，故犯人常说，“找个‘杈儿’落下来”。
[3]“违禁品”，指狱中不允许犯人有的东西，如烟、酒、钞票、手机、刀具、黄色书刊等等。
[4]“罩着”，狱中犯人口语，指警察对某个犯人的特殊照应和保护。
[5]“扎针”，狱中犯人口语，指犯人向警察告密，揭发其他犯人。
[6]“拍蚂蚱”，狱中犯人口语，指犯人捡拾警察抽剩扔掉的烟屁股。过程是这样的，犯人蹲下身，用手捂住烟屁股，不让警察发现，然后把烟屁股捂在手心里，偷偷装进口袋里带走。这一系列动作的确很像“拍蚂蚱”。监狱里，犯人对一些违禁之事、违禁之物，有一些形象而又隐讳的表达方式，如把打火机称为“亮儿”。
当下中国，腐败已渗透于社会肌理。用以反腐败的司法系统，本身即被腐败侵蚀。狱墙高耸，挡不住腐败之风。以腐败之司法而反腐败，犹如以污水洁面。
“特权”犯人
在监狱高墙内，犯人虽生活于同一空间，但坐牢对不同的犯人而言，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乃至有天壤之别。对于那些有“托儿”[1]、有钱有背景有关系的“特权”犯人而言，监狱可以成为他们的“疗养院”；而对于那些没“托儿”、没钱没势没关系的犯人，监狱就是人间地狱。
某官二代，父为副部级离休高官，本人亦为大型国企高管，因腐败被判处死缓，即使如此，下狱后仍能凭借其家族深厚的官僚关系网，享受“特权”待遇，远非一般犯人可比。其短暂的坐牢，被犯人视为“传奇”。
他在监狱上级官僚陪同下，“驾临”监狱，由监狱长亲自“接驾”。狱方为其布置“豪华单间”，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安排数名犯人做“佣人”，专门“伺候”。其牢狱生涯，如同“度假”，想干什么、玩什么，皆有警察、犯人鞍前马后为之效劳。即使监狱成了他的“疗养院”，他也没住多久，一到死刑缓刑期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就立马保外就医了。而根据中共法律规定，犯人实际服刑时间至少要达到原判刑期的一半以上，方有出狱资格（只是“资格”而已，实际上很少有犯人在刑期过半就出狱，除非有“关系”）。作为被判死缓的犯人，若按法律规定，服刑时间至少要达到十二年。但是，法律怎能挡住“特权”？中共官僚法制，从来只对无权无势的民众管用，对特权向来就是让路绕行。
现在，腐败官僚在中共监狱中“疗养”的事实，被大量披露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腐败官僚因腐败而下狱，但他们在监狱中却能够继续大搞腐败，并能够依靠腐败来延续其特权生活，只不过角色和位置倒换过来了，以前别人向他们行贿，他们是受贿的，现在他们却成了行贿者，要向司法官僚、向反腐败者行贿。反腐败却“反出了”腐败，腐败者落水后，又能腐蚀更多的人，使他们身上沾水。中共官僚政权此种反腐败，何能奏效？
腐败渗透监狱
监狱作为黑暗和罪恶的浓缩集中之地，无处不充斥腐败。腐败已俨然成为中共监狱的运行常态，渗透到监狱司法运转的各个方面和监狱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犯人而言，最大愿望是早日出狱，减刑假释就成为犯人的最大利益。而减刑假释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司法官僚手中。在官僚专制制度下，权力就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更何况在黑暗、封闭的监狱，腐败更是大行其道，犯人要得到任何利益，都得付出“代价”。
中共监狱中实行“以分计奖，以奖减刑”制度，犯人通过“挣分”来“获奖”，通过“获奖”来减刑。“奖”有几等，所减的刑期从两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犯人如何“挣分”呢？名义上，监狱通过劳动岗位的设置，给犯人提供“挣分”机会，这些劳动岗位被犯人称为“杈儿”[2]。“杈儿”有等级、好坏之分，犯人在不同的“杈儿”上，所挣分数不同，好“杈儿”挣分多，坏“杈儿”挣分少，没“杈儿”就没有分。犯人每个月挣的分数又有几等，从五分、四分、三分、二分、一分到没有分。这种分是每月的“大分”，还有每天的“小分”，“小分”每天从10分到0分不等，月末监区根据犯人挣的“小分”总数多少，排出“大分”的等级。可见，犯人挣分减刑制度颇为复杂，很多犯人终日所思皆为分数，为一分之差绞尽脑汁。
总之，监狱是否给犯人安排“杈儿”，安排什么样的“杈儿”，犯人挣的分数就不同，待遇就不一样，这关系到能否获奖和获什么样的奖，由此决定减刑的快慢长短。而犯人的挣分、获奖、减刑，就掌握在监狱官僚手中。如果某犯人得到“照顾”，就会给他安排好“杈儿”，自然就挣分多、减刑快，否则就可能好几年也达不到获奖减刑的分数。
狱方有意在犯人中制造等级，有的犯人挣分多、减刑多，有的犯人挣分少、减刑少，有的犯人则不被减刑，这就为监狱官僚的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犯人为了多挣分、多减刑，就会想方设法找“托儿”，与监狱官僚拉关系，通过灰色交易来得到减刑的机会。某犯人，家属为其花费数千元钱，“买”了一个打扫厕所的“杈儿”，被犯人传为笑料。
为挣分减刑，犯人之间相互倾轧，掣肘下绊，使尽十八般武艺。因为“狼多肉少”，好“杈儿”少，自己要落上去，就得把别人推下去。本来犯人的减刑，完全可以互不相干。从劳动量上来说，各种“杈儿”（即劳动岗位）基本上差不多，根本分不出那么多等级。但官僚司法当局制定的减刑制度，偏要在犯人中分出三六九等，人为地制造利益差别，为官僚们提供寻租腐败的机会。
挣分减刑，是对大多数普通犯人而言。对于落马官僚之类的“特权”犯人，凭借其官僚关系网，甚至根本不需与监狱这种低级别的单位拉关系，一分不挣，也能走人。由于犯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不同，打通关系的“能量”和“神通”也就不同，就会相应地与从大到小各级官僚直至普通狱警，拉上关系，进行灰色交易，把这些官僚和警察“发展”成他们的“托儿”，以便在狱中谋求或大或小的利益。而大部分既没有家族权势背景又没有金钱的犯人，只能在中共官僚政权的人间地狱中煎熬，或者充当监狱的打手和爪牙，成为狱方豢养和庇护的牢头狱霸。
减刑是犯人的最大利益，其次就是争夺生活便利。为此，犯人不仅相互争夺，关键还是要有“托儿”，有警察的“照应”。譬如，监狱伙食差，有犯人则会通过狱警带进狱外食品。这些食品当然要花高价，狱警不会白为犯人“服务”。按规定，不允许犯人喝酒，但有犯人却能通过狱警把酒带进狱中。狱警为犯人提供“违禁品”[3]，要担风险，所以，此类“服务”不是单纯花钱就能买到，必须通过成为犯人“托儿”的狱警来获得，双方之间有关系基础，方能进行灰色交易。因此，不同的犯人就有不同的狱警来“罩着”[4]。狱警之间也会划分“势力范围”，各自充当不同犯人的“托儿”，相互之间还不能抢对方的“生意”，否则就可能发生闹剧。
这些勾当见不得阳光，警察和犯人都讳莫如深。若有犯人捅破他人“隐私”，就可能发生激烈冲突，引发风波。有时，狱警之间的矛盾也会体现在犯人身上。例如，监狱进行犯人“违禁品”的清查行动，一般情况下，清查之前犯人就得到狱警放出的风声，而提前把“违禁品”藏好。进行清查的狱警之间通常也会心照不宣，不会故意和对方为难，去细查对方照应的犯人。但如果狱警之间有矛盾，相互拆台，就会故意细查对方照应的犯人，查出“违禁品”，就要追查来自何人。此时，按狱中“潜规则”，犯人绝不能“出卖”他的“托儿”，即使受到再大压力和处罚，也得咬牙自个“扛”，否则就没法“混”。犯人之间也经常相互拆台，向狱方告密，“扎针”[5]揭发。所以，监狱犹如浑浊幽深的污水，有时似乎风平浪静，水底却暗礁密布，处处漩涡。
外人看狱中犯人，或许认为皆是犯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其实，犯人之间等级分明，甚至可说是壁垒森严。这种等级体现在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种细微之处。比如犯人的床铺，床铺有上下铺之别，有靠近门窗和夹在中间的位置优劣之别，其中就体现出犯人所处的地位和等级。就在这细小之处，也会生出腐败机会。据犯人说，“好铺”在私底下甚至被标了价格。监狱真是“生财有道”啊！
禁令催生腐败
中共监狱中，一些可有可无的禁令，往往会催生更多腐败，“禁烟”即为一例。以前，狱中犯人可以吸烟，后来为实现“无烟监狱”，犯人被禁止吸烟。但在“无烟监狱”里，警察却可以吸烟。
对犯人的“禁烟”，并没有真正杜绝犯人吸烟，却给警察提供了“生财”机会。在“无烟监狱”里，许多犯人仍然吸烟，他们的烟从何而来？除了少数犯人的“拍蚂蚱”[6]，主要渠道是从狱警手中高价买来，其价格高达市场价格的十几倍，通常是，一盒市场价两元多的香烟，犯人花一百元从狱警手中只能买三四盒。在“违禁品”清查频繁时，香烟“紧俏”，价格会更高。有“托儿”的犯人从狱警手中买到香烟，会再加价倒卖给其他没门路的犯人，进一步抬高了烟价。有犯人通过这种倒买倒卖，甚至赚了不少钱。犯人抱怨，香烟比“粉儿”（毒品）都贵。对于这么贵的香烟，许多抽不起而又克制不了烟瘾的犯人，就不敢整支抽，而是把一支烟拆散成烟丝，用纸卷成许多小烟锥，称之为“小泡儿”，犯人就一天抽几个“小泡儿”来打发烟瘾。对于警察利用“禁烟”大发香烟财，犯人一边不得不花高价去买，一边私底下痛骂。
中共监狱的“禁烟”，给警察们提供了“生财”机会，他们应该是很拥护“禁烟令”的，如果没有这个“禁烟令”，就失去了一个生财之道。为了这种利益，警察之间抢“生意”，甚至发生冲突，上演一出出闹剧丑剧。曾经有两个警察，因为争做犯人香烟的“供货方”，而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划分了“势力范围”，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揽生意”，不得“越界”到对方的“地盘”活动。这真是一出“活报剧”！
中共官僚政权的许多法律和禁令，其实质和效果就如同这种“禁烟”。禁令越多，官僚们寻租腐败的机会就越多；禁令越严，寻租腐败的收益就越大。因为官僚政权的禁令，向来只对无权无势的民众管用，而对于官僚特权者，禁令只不过一纸空文。禁令妨碍不了特权者，而无权无势者要克服禁令带来的生活不便，就只能花高价租用执法官僚的权力。官僚通过禁令获得了利益，他们当然愿意更多更严地制定禁令。这就是官僚专制下的法制现状，法律和禁令成了腐败官僚的生财之道，成了官僚政权掠夺和盘剥民众的工具。有专制的地方，就有不合理的禁令。有不合理的禁令，就有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
【注释】
[1]“托儿”，狱中犯人口语，指能够为某个犯人提供特殊照顾和方便的官僚、警察。某些犯人之所以有“托儿”，当然是通过权钱交易。
[2]“杈儿”，监狱犯人口头语，其书面文字不详。揣摩其意，大概类似于鸟儿立足的树杈，犯人有挣分的岗位，如同鸟儿有立足的树杈，故犯人常说，“找个‘杈儿’落下来”。
[3]“违禁品”，指狱中不允许犯人有的东西，如烟、酒、钞票、手机、刀具、黄色书刊等等。
[4]“罩着”，狱中犯人口语，指警察对某个犯人的特殊照应和保护。
[5]“扎针”，狱中犯人口语，指犯人向警察告密，揭发其他犯人。
[6]“拍蚂蚱”，狱中犯人口语，指犯人捡拾警察抽剩扔掉的烟屁股。过程是这样的，犯人蹲下身，用手捂住烟屁股，不让警察发现，然后把烟屁股捂在手心里，偷偷装进口袋里带走。这一系列动作的确很像“拍蚂蚱”。监狱里，犯人对一些违禁之事、违禁之物，有一些形象而又隐讳的表达方式，如把打火机称为“亮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