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终于落幕了，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胡温体制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十七大，因为已经习惯，那是一个专制政党关起门来自己演戏，剧本早已写好，导演们一手操办，剧情道白甚至老百姓都能猜测到，这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不过海内外政治观察家关心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央常委哪些人下去了，哪些人进来了。关注者也是在看戏，看一场权力斗争和权力妥协的大戏，预测中共未来把中国引向何方。随着黑马习近平和中枪的出头鸟李克强确定成为中共未来接班人，人们迷惑的是，怎么两个接班人？
于是，政治家和评论家们开始了分析，这种分析来自海外，也来自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但国内那些御用文人只能竭尽吹捧之能，那些有见识的体制内学者默默无语或者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不管怎样，中共无法阻挡人们的评说。
我自己的感觉，通过十七大确定的习近平、李克强进入常委，表明了中共独裁寡头权力统治在走下坡路，权力的弱化已经明显。尽管距离中共十八大还有五年，尽管这五年或许会有什么变数，但由于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内各种势力权力平衡的需要，维持一个统治集团稳定的局面是大家都乐此不彼的；依我看，变数虽然有，稳定或许是主要趋势。权力的分割，使权力分散，妥协成为权力斗争双方存活的手段。五年后，不管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来独自驾驭庞大臃肿且腐朽不堪的中共组织，这时，所谓集体领导就要展示其意义，如同前苏联后期，“两驾马车”或“三驾马车”出现了，到时，由于积累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由于社会维权力量和国际压力空前，由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火山的爆发会迫使中共内部产生新的改革力量，尽管这种改革是为了拯救中共岌岌可危的统治，但中共毕竟要开始正视民间的力量，或许说不定开始实行有限的民主改革。
我很赞同异议学者刘晓波博士的分析，“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象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级将领抗命）。换言之，面对权利意识空前觉醒的民间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对未来我很乐观，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将有可能是“习李”及党内各种派别妥协的产物，党内有妥协，中共对民间也将会有妥协。
这周新闻聚焦推迟两天，就是因为等待中共常委名单的产生，也等待各界的分析和评论。
●学者、专业人士对“习李”体制的分析和评论
▲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秘书鲍彤发表文章《评中共十七大》。文章写道，中共十七大一结束，就有人宣布它已经被“载入史册”，未免言之过早。
也许十七大选出来的新人真的很不平庸，真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从而当之无愧，载入史册。如果这种梦想能够成为事实，当然可庆可敬，但，那不是现实，现在没有根据预测，更没有根据断定。
至于十七大文件，我对它评价不太高，因为它对困扰中国老百姓乃至领导层的大问题，一个也没有回答。
它没有回答中国贫富悬殊的社会断层是怎么形成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在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以举世瞩目的速度持续发展的时候，能够一下子冒出数以百万计的亿万富翁，出汗最多牺牲最大的体力劳动者为什么却仍然陷在如此贫穷的泥坑里不能自拔？为什么工农大众的收入至今如此微薄低下，无法在市场上成为购买和投资的生力军，无法形成像样的国内市场，以致14亿人口的大国离开了外销和外资就难以呼吸？
当年以“代表”工农而崛起的共产党，执政已经半个多世纪，为什么被宪法称为“国家基础”的工人和农民，反而成了无依无靠、无声无息、听任有权有钱者欺凌的弱势群体？为什么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难以致富，而权钱交易却几乎在每一笔大交易中取代了自由竞争，在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上蔚然成风，成了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千百万次的典型现象？在官商勾结和暴利驱动下，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子孙后代，何以生存？为什么我们14亿公民，只能束手待毙，个个无能为力？
为什么揭露诸如此类社会阴暗面的新闻报道和艺术创作，反而被视为卖国的异端，而横遭查禁？为什么令马克思痛心疾首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国家里，居然成了党的执政艺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十七大文件统统回避，不提出，不分析，不回答。总而言之，它根本没有回答如何使这个国家成为名符其实的共和国，没有回答如何使公民有可能真正行使国家权力，当然也不可能回答如何在和平与民主的坚实基础上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不可能回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如何成为负责任的和值得信赖的成员的问题。
难为了十七大文件的执笔者们，他们隔靴搔痒，却在修辞上达到新水平，居然把老一套和新一套融会贯通，编织成完整的体系，开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的博览会。各种名词，各有用处，洋洋大观，尽善尽美。
十七大作出决议，对这些文件非常满意，表扬它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也许它真的举起了一面“中国特色的旗”，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也许这是变幻莫测的旗，仿徨不定的路。也许它想靠苟安一时的小动作，达到永久执政的大目标。但是我非常非常担心：恐怕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代名词而已。毛泽东勇挑重担的精神是可嘉的，大权独揽的制度是违法的。我也不相信用旗用路出奇迹的神话。何必在“旗”和“路”之间迷茫？中国举过马克思列宁的旗，毛泽东的旗，邓小平的旗，也举了好几年三个代表的旗，举来举去，举出了一大堆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难道现在加上一面新旗、将来再加几面更新的旗，就有回天之力了？我不敢轻信。
我认为，对一个党来说，主动放弃独裁，非但不可怕，而且肯定起死回生，前途无量。对共和国来说，根本不应该叫一个党去日理万机，为民操劳，替民举旗，代民走路。最重要的是，每个公民，大家都有权，在法律的框架内，各说各的话，各走各的路。公民是主人。十四亿有头脑有作为的公民，有了依法揭露问题处理问题的权力，还有什么天大的问题解决不了？
▲居住在北京的异议学者刘晓波博士发表评论《从习近平、李克强的跃升看中共接班人机制》。评论写道，中共十七大，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所以，外界最为关注的，也就只能是高层人事变动。神秘的黑箱政治已经足以引发猜谜游戏，近年来，中共也“与时俱进”地学会了偶尔漏光，更使猜测和预测迭出，政治局常委七人九人的推测，谁上谁下的热炒，黑箱政治和谣言政治的相关性再次凸显。
现在，十七大曲终人散，预热多时的团派新星李克强和突然跃出的太子黑马习近平进入最高决策层。有评论指出，习、李的同时跃升，见证了中共接班人机制的变化：强人钦定接班人的时代一去不返，交接班的制度化已经形成。所以，有评论说，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
但事实上，中共掌权58年，党魁的权威必然一代不如一代，邓不如毛，江不如邓，胡不如江。胡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而不能也。不是他不想钦定接班人，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独裁党钦定接班人的传统来自强人政治，强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权力终身制。强人要么有打江山的大功劳，要么既有党内资历又有突出政绩，还要握有绝对的军权。毛泽东因打江山的功绩而一言九鼎，邓小平因深厚的党内资历和改革政绩而垂枪听政。强人之后的两任党魁，既无打天下的资历，也没有突出的“政绩”，更无法完全控制军队，不可能再维系住权力终身制，也就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所以，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只能在任两届，作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只能接受邓生前钦定的胡锦涛。只有五年党魁经历的胡锦涛就更没有钦定接班人的权威。
十七大一再突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不过是寡头统治的堂皇说法。中共现行的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高层人事安排的年龄划线再次生效，甚至让强势人物曾庆红不得不“自愿出局”。
有人说，以年龄划线的制度化是一种进步，但我看，与政治强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并非是真正的进步。因为，在自由国家中，这是很可笑的作法，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居然可以不通过自由竞选来检验其人品、智慧、能力，也不看其以前有无突出的政绩，而仅仅以年龄划线，我甚至以为是极为蛮横的制度，不仅很难产生出被公众认可的杰出领导人，而且会把严肃的人事安排变成荒谬的闹剧。比如，此次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曾庆红的退出和贾庆林的留下就是年龄划线的结果。曾生于1939年7月，只超过68岁年龄线三个月；贾生于1940年3月，只小于68岁年龄线五个月。而众所周知，上届九常委中，曾庆红的人品颇受质疑，但其能力强则被公认。而贾庆林，既是庸碌之辈，又因与厦门远华案的瓜葛而臭名远扬。
年龄划线的交接班机制之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授予不是通过公开公平的自由竞选，而是通过一党寡头的私家授受。没有政治强人主导的人事安排，必然是寡头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绩的综合标准来划线，肯定给不出量化的标准，争来争取，谁也无法摆平谁，弄不好还会恶斗出鱼死网破的结局。所以，总要拿出一个标准，既可以避免鱼死网破的结局，又为寡头中的多数所接受。于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龄划线。年龄划线的好处是，由于其量化标准的简单明确，谁也无话可说。但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无奈选择，更是独裁制度的怪胎，只适用于一时，而无法久远。
现在，李克强跃升为十七大常委，早在外界的预料之中，十七大之前已经预热很久。而习近平的突然跃升则带有政坛黑马的意味，说明了作了五年党魁的胡锦涛仍然无法完全掌控全局，而已经离开最高权力五年的江泽民的能量仍然不可小视。只要私家授受的交接班机制不变，这种权争将一直持续下去。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是否还以年龄划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以往的强人时代，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不允许两人相争，而绝对权威不再决定了寡头内部必然产生激烈的竞争。
如果未来的高层换届仍然以年龄划线，那么在五年之后的十八大上，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习、李二人没有过线，未来五年里的习、李之争，将是胡锦涛接班人之争，也将决定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布局，现在的习、李同台已经拉开了接班人之争的序幕。这在中共掌权58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机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龄划线还是采用其它标准，将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胡温体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未来的五年内，如果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住不错的增长率，如果胡温的民生主义能够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满，那么，以中共现政权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而言，高层寡头内部之争不会走向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虽然，胡温政权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会形成不成文的权力中枢内的制衡规则，客观上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提供一定的空间，既可以扩大了党内的参与面，也有利于非党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有利于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这种有利，决不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大势使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危机重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象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级将领抗命）。换言之，面对权利意识空前觉醒的民间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北京学者陈子明说，这次政治局常委进了几个新人，非常好：“最近几个月来，经常有人问我：你怎么看17大。我说，我看17大没什么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局常委，进零个新人，就是不好，进一个人就是还可以；进两个人就是很好。”
陈子明说，这次大会有“亮点”，就是建立了退休年龄制度化，但也有“污点”：“污点就是说，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到了最后选举的关头，把记者都轰出去了。这是很大污点。因为你既然搞党内民主，那最重要就体现在选举上，但你在这个选举环节不让见人，那还是黑幕政治嘛。”
陈子明说，这几位常委新面孔，他们未来的价值体现在“不再继续把几个政治词汇再写进18大的党章”中，如果能这样，说明他们对中国有“一定贡献”。
▲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张祖桦说，这次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下四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年龄方面的限制：“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这次把上一次的李瑞环先例、68岁退变成了一个惯例。我们看到68岁以上的高层领导政治局常委、委员这次都退休了。”
张祖桦说，这次新补上来的4位常委 年龄都在65岁以下。形成惯例或制度后，就意味着17大9个常委到5年后的18大，除了习近平、李克强，其他7人都将超过68岁而退休。
张祖桦说，这次17大整个操作过程，还是非常地不透明：“事实上整个过程非常不透明。一直到今天我们刚刚看到报导之后才映证了海外媒体的猜测。但整个过程，不要说我们，包括17大代表包括高层、中央委员，事实上也对整个选举过程完全不了解。”
张祖桦说，既然要提倡党内民主，发扬社会人民民主，但从整个大会来看，在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两方面都乏善可陈，没有进步，“甚至我们看到的刚才的记者见面会，使人想起赵紫阳和13大时，当时常委还能同记者有互动，直接回答很多问题，而这次是说完了马上再见BYE BYE”。
▲身在纽西兰的民运人士王军涛说，“我认识李克强实际上是很早了，那时候在北大读书期间，李克强是北大77极法律系专业的学生，后来我们是在北京大学一个常代会中认识的，那时北大学生议会，一个系一个年级一个代表，我是78级代表。”
在印象中，王军涛说李克强有独到见地，跨学科小组讨论中也经常妙语连珠，在校园沙龙中曾经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获得注目与好评。王军涛觉得李克强有北大学子的理性与宽容，但后来因为八九学运，彼此分隔。李克强时留校任共青团的工作。王军涛说：“李克强的发言常常给代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的发言言词比较细腻，思路比较开扩，经常注意更新自己的知识。” 王军涛说：８９年５月学生绝食开始，统战部长阎明复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候，他与李克强相逢过，也匆匆交换过几句话。王军涛当时被指学运的军师与幕后黑手。他说：“他到团中央，给我们的印象还是一样，也有一些联系，但不多了。但到了８９年，就天各一方，联系很少，就知到他的事途有一些转机。”
王军涛说：“从团中央离到到河南与辽宁两个地方，他去辽宁的时候大家就知到他肯定在中央的接班梯队之内，因为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还有辽宁的工业要转大机，中央要投大资，进行转机的时候，很明显是要提拔他了。”
▲与习近平、李克强都有渊源的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先生发表文章《需要从第五代开始政治分享》。文章说，我在今年4月香港《动向》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的文章，第一个提出：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应该有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成员，并指明习近平、李克强是合适人选；同时强调，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应该只来自共青团系统，还应该来自中共内另一个重要系统，习近平、李克强分别是这两个系统最年轻的代表人物。
今年5月，中国的使者到美国纽约征询我对中共“十七大”的看法，我再次提出：“十七大”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需要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成员。
今天，习近平、李克强成为了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为5年后中共“十八大”上第四代领导人退休准备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两位主要人选。
习近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还有过共事的经历。
1991年，我们共同在福建省会福州的党政机关工作时，习近平曾对我感慨：他是一级一级干上来的。
习近平1982年初从中央领导机关到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起步，几乎历经了地方党政领导职位的所有台阶，长达25年。前3年领导了内地一个县的以农村为主的改革，后22年是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和市场经济活跃地区担任领导职务（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形成了比较强的改革意识，积累了比较多的改革经验。这种长期的改革经历在中共的高级官员中是很少的。
经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我2003年来到美国。2004年春天我向美国政府的重要机构建议：希望美国政府积极接触习近平、李克强这样的未来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促进他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美国政府重视了我的建议。2006年9月，美国政府的一位重要部长首次以总统特别代表身分访问北京的途中，特地先在浙江省会杭州停留，专程会晤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这是美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正面信号。
当然，我也希望今后美国政府积极接触李克强。
李克强也是我的老朋友。八十年代初，我们共同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建立了政治友谊。大学毕业后，我们长期保持了政治友谊。我们的政治友谊是建立在愿意推动中国全面改革的基础上的。
1994年，李克强还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对我谈到：国内国外都认为他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相当低调。他对我表示愿意保持低调。我对“低调与否”这样看：在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位上，因为远离改革开放，远离国计民生，适当低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1998年7月李克强先后出任河南省长、河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就不应该在改革方面“保持低调”，就不应该在有效治理方面“保持低调”，就不应该在反腐败方面“保持低调”。在这些方面长期保持低调，党员不高兴，人民不高兴，国际社会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今天，中共确定了它的第五代领导人的两位主要人选，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到此为止”呢？
不能得出如此狭隘的结论。
不仅中共内有第五代，中共外也有第五代。中共内外的第五代需要政治分享。
这种政治分享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中共外部第五代的具备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人物，出任若干部的部长和若干省的省长。
第二步，5年后中共“十八大”上第四代领导人退休，第五代领导人需要把停滞过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政治改革应该是实质性的。这个实质是：实行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实行健康的建设性的多党政治竞争。
我希望习近平、李克强不要忘记政治改革，我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未来真正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也不会忘记政治改革，我也愿意和老朋友们共同参与中国的政治分享。
▲评论人士何频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们对政治局常委班子中的人选有种种揣测分析，但今年68岁的曾庆红下台，是以年龄划线的中国干部任免制度决定的。何频认为，在中共高层最有实力和最有权谋的人物之一曾庆红离开权力核心的最根本原因是年龄偏大。
他说：“高层权力的分配，或者说谁上谁下，已经有了它一定的特定规则。其中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年龄为最主要的标准。我们知道，十六大的时候，大家原来看好的很具有开明思想或者改革意识的李瑞环下来了。当时他下来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他的年龄偏大，68岁了。所以，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就似乎成了一个标准。”
何频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把中国革命时期的一代老干部所占的领导岗位让给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一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设立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这两个硬指标。这位分析人士表示，但是这种选拔机制和毛泽东时代的以路线划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用人标准并没有本质差别。
何频指出，现在看来，在中国，人事制度要做到真正选贤荐能，就应该实行公开化和竞争化，而不应该以年龄和所谓学历文凭来作为决定干部上下去留的僵硬标准，更不应该由组织部门黑箱操作。
▲独立评论人士高新对美国之音表示，曾庆红按照中共高层制订的人事制度化、规范化的游戏规则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具有典型象征意义。
他说：“这一次全部16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1940年以后出生的才可以留。 1940年以前出生的统统都退下去了。在这个前提下，我想，无论他们背后有没有虚情假意的还是真心实意的挽留，曾庆红是全部退出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
这位在美国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年龄未满70、被人们猜测可退可不退的江泽民亲信曾庆红在这次党代会上曾表示，中共政权和干部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已经在暗示他即将告别权力核心。
高新说，曾庆红以年龄的原因交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是服从稳定中共政权大局的需要，因为他们明白，只有帮助胡锦涛和其他现任领导人稳定政权，他们的晚年和子孙后代才有保障。
▲《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表示，习近平升任常委显示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说，当年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剥夺了江泽民指定接班人的权力。高文谦说：“江泽民的权威当然不如邓小平，但是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最后的讨价还价、较力的过程中，他如果能把习近平推出来担任接管党务的接班人也算是报了邓小平的一剑之仇。”
高文谦说，特别让人怀念的是在87年1月份邓小平主持批斗胡耀邦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上，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指责邓小平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人。高文谦说，中共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因此重视挖掘接班人梯队中每一个人的作用。
高文谦说：“习近平进入常委这也能在党内收揽一部份人心。”不过他说，他对某一个人能够开创一个时代，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比较特别的是曾庆红退下来的消息，但这方面在十七大闭幕后已经得到落实。他认为较令人出乎意料的，可能是习近平是新任的人当中提名最前的人。
而新加入的四个人，特别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无论是从年龄、受教育的程度、过去的政绩，以至思想开放程度，都让人觉得是干实事的人，整个名单让人感觉相当不错。他说：这个名单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切实，比较严格实行了，从邓小平以来，最高领导人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年龄太大，超过68岁，就应该退下，不留权力，这一点做到了。
时殷弘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两位年青地方领导入局，将会受到各界的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成为五年后十八大，胡锦涛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而他们在未来五年，如何在从处理地方管治，过渡至管理国家事务，会是最大挑战。他说：因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如何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切实、着手处理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分化、环境恶化等问题。所以整个来说，中国现在的国务，比过去更艰难、更复杂。对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是考验，特别是对新进入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接班人，就像胡锦涛所说，是一个挑战。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领导班子年青化，不等于未来的执政会趋向开明、民主。他说：因为现在看到的是体制、制度问题，现在中国共产党很多体制，相对仍然封闭，即使在今次十七大，有部分动作，被外界有较好评价，例如扩大差额选举比例，但是这一种选举，仍然是闭门式的。即使连党内民主，仍然未进展到政治局差额选举，所以如何说新一代领导年青化就趋向民主？我觉得尚要假以时日，在很多外力推动下，才会达至开明、开放。
刘锐绍表示，这次政治局常委九个人的排名，以五名旧人排先，四名新人排后，是反映了胡锦涛不想有太大动作，让外界感觉到他在清理江泽民派系的人，而引起政治上清测。他相信这是体现胡锦涛形容的“以老带新”，逐步将新人提升至领导阶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系的辜学武教授认为：“中共高层似乎是放弃了以前只培养一个接班人，一个党的核心的做法，现在转向培养一个接班的团队，这个团队从目前安排的情况来看，是习近平主控中央书记处书记，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朝着党务的方向发展；李克强则有可能接任已经去世的黄菊出任常务副总理，有可能成为将来的总理。所以现在感觉是安排的一个团队。”
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是从省级领导晋升政治局常委。以他们为代表的第5代领导人在学历背景上与上一代有明显的差异：“一个明显的特征，两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人文科学和法学背景，他们两个进入政治局淡化了中央高层‘技术官僚’的色彩。由于这两人的介入，这一色彩显得非常淡薄了。两人一个是法学博士，一个是经济学博士，这两人出任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有可能对中国的思维判断，决策等方面会有些影响。”
中共新一代领导是否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举措，辜学武认为：“尽管第5代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有更多新的观念，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怎样去思考问题，去看问题是一个方面，怎样去实施到政治层面上是另外的事情。我本人觉得，就算他们在5年之后成功的接过‘棒子’，也不代表他们会大刀阔斧的去进行非常深刻的、革命性的体制改革。总的感觉是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政治上的稳健派。只要不是出现非常紧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拿中国的政治体制去做大手术。因为从目前运作的情况来看，虽然政治体制缺乏民选的基础，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保持了中国权利交换的稳定性。”
▲政治评论人士方德豪发表文章《政治局常委虽定 中国政坛仍存悬念》。文章写道，即使在中共中央敲定政治局常委名单后，中国政坛的走向，将依然存在一些悬念；其中，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书记处在实际政治操作里，将起甚么作用，也许会成为观察家密切留意的地方。
分析指出，在中共第十六届里（2002年年底至今年10中旬）的运作所见，胡锦涛似乎较为倾向在24人的政治局而非9人的政治局常委敲定重大决议。应该指出，中共中央运作的透明度明显有所增加，例如在2007年，见诸报章报道的中央政治局常会议就有9次之多，相对十五届的情况来，十六届有关政治局会议的信息明显是较为透明；今年除了5月之外，每月都肯定最少一次政治局会议，9月还有两次。可是，见诸报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今年还未曾见过，而近年见诸官方传媒的最近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已是2004年3月18日。
有一种分析认为，胡锦涛倾向在24人的政治局而非9人的政治局常委敲定重大决议，可能有以下原因：一）重大决定由人数较多的政治局委员决定，较能集思广益；二）政策若能能得到地方诸侯支持和背书，较能打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三）政治局常委跟胡锦涛理念较符合者不多，且各常委的资历、背景和势力也相当强势，胡锦涛对推动政策较没把握，因此他较倾向通过在政治局层面举行集体学习（近五年政治局举行了最少44次这类集体学习），先行统一思想，再说服一众政治局委员支持其政策，实行中共党章内的“民主集中制”。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只是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并未单独规定常委会的职权，也未规定政治局常委的职权。因此，胡锦涛即使较为“重用”政治局，无疑也符合党章的规定的。
在第十六届的政治局里，包括吴仪、吴官正、张立昌、罗干、曹刚川、曾庆红、曾培炎因年龄问题引退；另外，陈良宇已因贪腐问题下马、黄菊已因病去世；因此，十七届的政治局，出现了多名新面孔。而在新加入政治局的成员当中，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汪洋、王岐山等，都被视为跟胡锦涛理念较为接近。因此，若然胡锦涛在新一届的政治局里的实质影响力，应该是有所增加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新一届中央核心内，胡锦涛有可能会更为重用中央书记处。但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仍有待时间证明。分析指出，在第十七届的中央书记处里，李源潮、何勇、令计划、王沪宁都肯定紧随胡锦涛路线，而习近平基本上也认同胡锦涛的施政理念；因此，胡锦涛要推动和统筹其工作，在中央书记处可能会更得心应手。
中共重用书记，可谓甚有典故。中新网8月24日一篇文章指出，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为了表五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所以选择了最小的官称“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家，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才分开。当时的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换言之，当时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况且，胡耀邦时代，也是重用中央书记处，通过万里、习仲勋（习近平之父）等理念相近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推动其改革政策的。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十一届最初之时，常委里明确支持开放改革的，就只有邓小平一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增选了主张“鸟笼经济”的陈云；到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才再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加入常委。1987年11月十三大以后，中央书记处降格成为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不能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但始终，在十七届人事布局的“答案”出现之后，恐怕只会让观察家只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说，中共最高领导层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过渡仍然是平稳、顺利、和平的。
他说：“第一点是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出人意外的大的变动；第二，变动的结果反映出气氛的和谐。以胡锦涛这个总书记为主的领导班子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可以看出它和谐的一面，同时也凸显出胡锦涛所领导的这个班子的一个特色，包括在党章上加入科学发展观。”
胡晓波说，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改选到四位新成员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班子，为五年之后中共领导层的人员变化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他表示，现在人们需要关注的是，胡锦涛在领导班子中所受的制衡比早先要少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人们所关心的政治改革。
胡晓波说：“中国30年左右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很大进步，有很大很大发展。现在是它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管理、表达民意等方面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这是我们所应该注重的一些地方。”
▲评论人士冼岩发表《十七大人事安排宣示党内权争进入“规则时代”》。该文指出：不少人曾对十七大的政治决定怀抱希望，但事实上，自后毛泽东时代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从未作出过重要的政治决定。真正的政治决定都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上届某次党中央全会上作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底牌早就掀开了。想看新东西，至少还要等个七、八年，等到下一代领导人正式亮牌之时。
本次大会就实质意义而言，除了作为第三、四代领导权力交接的完成仪式外，主要就是分肥。每5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实质是中国最大的分肥会，这种分肥，就体现在每届人事安排上。说它最大，一方面是因为它分配的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更因为，在中国这个政治社会，政治权力主导着其它资源的分配。
但此次分肥再重要，能够参与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观察家们更关心的是分肥的方式与过程。如此大的利益分配，争抢之激烈可想而知。但人们看到，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中，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仍遵循了一定的规则和逻辑。甚至可以说，十七大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征就是，“规则”的份量越来越重，个人意志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此一个人是谁。正如何频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共这架政治机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突然拥有了自我意志，其运行不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意志只能在规则下发生影响，在规则的框架内制造一些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既然是分肥，利益争夺不可避免。在后集权时代，由于没有哪个人的个人权威能大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需求，所以最后结果必然越来越依赖于达成某种妥协。规则越多，可选择的空间越小，相互间分歧越小，从而越有利于达成妥协。团体规则其实是一种降低妥协成本、减少内耗的工具。个人权威相对于团体越轻，团体对规则的依赖越大。如果说毛泽东凭其个人的巨大威望能够独自决定进行修改规则的尝试（文革是顶峰，毛的决心太大，希望彻底砸烂重造，结果最后还是没能拗过规则），邓小平凭借文革积累的巨大反弹，借助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规则的逻辑的话，此后的领导人似乎已只能遵循规则本身的逻辑，进行一些小的修补增删。这种“规则”在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政治，它在十七大的具体表现是：
一，十七大常委名额虽有9人之多，但真正能够进行选择的，其实只有4人，其他5人早已经被规则所锁定。在后集权时代，除了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原因外，没有人能够令有资格参与决定最终分肥方案的高官退出，即使江、胡也不行。而依据“反贪不涉常委会”的潜规则，能够令常委退出的只剩下年龄、健康原因。年龄不到，鬼神没辙；年龄一到，仙佛难留，这就是规则。
二，剩下的4人，其选择也须遵循规则。规则之一是由邓小平所阐明的执政经验：无论何时，执政党都需要树立一个权力核心，并及早保证此核心的独尊地位。此核心不但要对全党、对下属有着一定的节制之权，而且对最高层即政治局常委会同僚亦须有一定的节制之力。正是这种“一个核心”的结构，保证了整个执政集团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即权力运行的稳定性。这种保证稳定的方式，无疑具有权威主义特征，虽然政治权威必将越来越弱，越来越受到规则的束缚。
三，由此也可见，执政集团成员虽然彼此存在利益分歧，在分肥时免不了磕磕碰碰，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还是有着共同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持政权稳定。许多官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可能集体“合谋”自觉不自觉损害政权稳定，这是因为政权稳定与否，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与他们自身行为的相关性不甚明显。与他们行为相关显著的，是自我利益，所以他们普遍将自我利益置于“维持政权稳定”这一集团的长远共同利益之前。
但在执政高层则不同，这一层次的人能够时刻感受到维持政权稳定的压力。因此虽然可能他们在个人行为上也免不了服从个人利益而损及政权稳定，但在需要他们共同作出决定的事情上，“维持政权稳定”成了不可越雷池一步的金科玉律。显然，党代会人事安排就是这种需要最高层集体商讨决定的事。也因此，“维持政权稳定”成了左右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最高法则，利益博弈只能在不损及稳定的程度范围内展开。
四，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有序性不但说明江胡关系没有影响权力的代际更替，而且也说明此次最高权力的更替已经顺利完成。自此而后，江泽民虽然影响力仍在，但已不再是可以左右中国未来的铁腕人物，而只是硕果仅存的政治元老中最重要的一员而已。这种“禅让制”的接班模式，从邓而江而胡，规范已经成熟。如果不因严重危机引发大的意外，预计这种程序和规则将沿袭相当长时期，中国也将在这种政治结构下延续相当长时间。
由上述结论又可延伸出几个推论，其一，既然十七大的主题是分肥，大会所遵循的规则实质即分肥的规则。规则越多、越强，说明分配的格局越固定，越难以改变或打破。党内权力运行规则化的另一重含义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越来越固定化，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特殊利益集团对利益的垄断越来越难以撼动，甚至可能越来越被强化。由此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反腐之难、贫富分化之速，也可以由此对未来作出某种预期和展望。
其二，在利益格局固化、权力运行越来越规则化的情况下，执政者个人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纵有雄心壮志、绝艳惊才，也难给现实带来太多变化。中国的轮盘只能在规则的主导下缓缓转动，涉及到规则的根本性变化，只能产生于急迫而严重的社会危机。没有足以威胁执政集团整体利益的危机，不可能有大的变革。邓小平改革其实也是危机下的应变，甚至就连前清也是因危才思变的。
这种危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能够在短期内对中国的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冲击的危机，例如经济衰退与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另一种只能在长时间跨度上才能表现出明显影响，一步步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能力，例如权力腐败、官民冲突、贫富对立等。古代中国的历届王朝，都是先被后一种慢性病逐渐折磨成弱不禁风，最后就连伤风感冒都成为绝症，终于一命呜呼。进入工商时代，社会基础、外部环境均已不同，社会变化的轨迹或许也将有异。
▲作家安田发表《还会有习近平的“新政”吗？》
17大，按照中共的说法，又是一场团结、胜利的大会。
确实，我承认。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中共内部各派系间团结一致分赃的大会。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是中国体制内的保守、反动势力对所有期望中国能够有所政治进步的人士的胜利的大会。
如果说，现在的中共和毛泽东的中共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这所谓的团结和胜利，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几点之一。因为，这种团结和胜利就是中共的独裁统治标志。无论是毛的个人崇拜时期，还是邓的威权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的\"新政\"，中共一脉相承的，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是肆无忌惮的独裁专制。当全中国的人民，都腻味了中共每次代表大会的八股文宣，当全世界的民族都选择了民主自由的今天，中共却可以毫不掩饰地把内部分赃出来的人事方案，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展示出来。这确实是中共的一次胜利。因为它公然地又一次践踏了所有人的期待——所有人的因为那一点点的差额选举比例的改变而产生的，对于中共民主化的期待。转眼间，就在这份已经被多维通讯社一个多月前报料出来的名单前，化作了失望和无奈。
虽然安田从来就没有对胡锦涛这种凭靠曲意迎奉的本领上台的辅导员有过什么期待，但是看到这个名单以后也是觉得啼笑皆非。
首先，这份早就泄露出来的名单所说明的，根本不是外电形容的中共派系内民主协商的结果。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表决机制的党代会上，这份名单的出炉，只不过是中共几个寡头之间的妥协的产物罢了。在9个常委里面，各有团派、上海帮、太子党的代表。媒体因此就胡乱说什么胡锦涛已经不得不考虑党内的民意，这实在牵强。简单地说一点，就可以知道大概。比如9个人里面，一个军队的代表都没有。而军队在204名中委中，有40席之多。我们当然不是说中共的军队应该站有这样的席位，而是一个例证，这种分赃，不是说某个派系的代表多，就可以决定的。
而至于中委中赞成民主的、或者比较左的代表有没有？那么，在这个9人的常委中又有什么体现呢？所以说，这个9人常委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几个寡头间的产物。而中共就这样好不知廉耻地端上桌面，还要当作佳肴让全世界的人品尝。除了说明中共的无耻、蛮横，已经毫无其他的言语可以形容。
5年前，海外中文论坛上曾经对于胡锦涛一片颂扬。就是那些有头有脸的民运大老，都眼巴巴地等着一代伟人君临天下。当时，安田就在文章中说过，这是典型的明君思想作祟。
也许我们应该期望通过这种明君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但是在安田看来，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通过逆淘汰机制晋升上来的政治辅导员身上，显然是拜错了庙门。果然，胡这五年来的执政，验证了我的说法。不要说和胡耀邦、赵紫阳相比，就是和戏子江泽民比起来，也是左得离谱。一句\"向朝鲜学习\"，一个太石村的屠杀，在在揭示了这个政治辅导员的左倾僵化的思想。就是这次17大的报告，胡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过还是GDP再翻番而已。
难道我们还能够指望他在未来的5年启动政治改革吗？哪怕就像越南共产党那样，实行总书记竞选的改革呢？答案不言而喻！
中共的17大，让我想到了满清王朝的末期。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对于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一拖再拖，都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甚至不惜公然对全国人民撒谎。也许，在那些王爷们看来，虽说洋务运动的结果，是一场甲午海战的失败。但是引进的洋枪洋炮，对付不了外敌，对付国内的民众，应该还是绰绰有余。哪里想到，因为四川的一次经济纠纷（保路运动），却引爆了武昌起义。短短几个月间，被行政强权压制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几乎是无意间，就推翻了那个看似强大的皇朝。
如果我们真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应该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权和当初的满清何其相似乃尔。
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共即依靠两手统治中国。硬的一手，武力；软的一手，经济。显然，一个因为64镇压而丧失了合法性的中共，绝无可能再来一次64一样的镇压。也就是说，今天，貌似强大的中共，在武力镇压这一块，基本上已经武功尽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共对于维权人士的镇压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原因之一。而经济，且不说中共的竭泽而渔的政策已经造成了中国生态、社会公正等方方面面的弊端。我们只要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也很少有一个像中共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超过30年以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一旦中共的经济成长失去动力，软的一手也将失去作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掩盖的社会矛盾是否足以引发一次武昌起义一般的突发事件呢？
最近，中共不得不逐渐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这一点，还不能说是完全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的结果。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持续稳定的成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对它的货币产生一种升值的影响。也就是，经济总量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对于代表这个总量的货币有加分的作用。日本、德国的经济，都经历过这样的阵痛。从这点看，中共开放汇率本身，除了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是经济规律的一个必然反应。但是货币对外升值，并不等同于对内购买力升值。恰恰相反，如果因为这种升值，导致外资的涌入，而迫使央行不得不发行超过实际需要的货币，就会造成通胀，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反而会下降。而这一点已经被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的物价上涨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人民币兑换美元上涨近10%，猪肉却涨价到了16元？就是这个通胀和强势货币结伴而行的结果。这种通胀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力道会有多大？会不会最终形成经济滞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2008年奥运会前后，中国股市的回落，应该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必然。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在2008年充满了不安的因素。这是否会对中共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我相信，那9位站在台上的，因为寡头政治制度得益的常委们也不是白痴。他们在瓜分着这个侮辱了全国人民的胜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胆战心惊呢？至少，我相信，在这个胜利圆满地结束的17大的黑幕下，再也不会有人寄希望与5年后18大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再也不会得到当初所谓\"胡温新政\"那样的期待了！
●海外媒体的分析和报道
▲中央社张铭坤分析报道：习近平占接班优势 李克强仍是竞争对手。作者分析写道，一年多来，共青团“团派”嫡系李克强在境外媒体猜测的下一任中共总书记人选领先大半年，但是今天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行列中，李克强硬是被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后来居上，习近平抢先进入下一任中共总书记预备位置。
依照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当年接班的模式，要当总书记前必先得先掌管党务，担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习近平这次不只进入中共政治局，更一次跳两级当上政治局常委，同时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接班态势明显。
李克强虽然没能如外界猜测，步上登“大位”之路，也是和习近平一样，一次跳两级，从中央委员直接变成政治局常委，成为领导核心。李克强可望在明年政府换届，接下黄菊去世后遗下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位，进而在十八大后，晋升国务院总理。
北京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现在已经不是一人指定接班人的时代，胡锦涛对于接班人选向党内提出多名人选，广泛征求党内意见，习近平在党内评价最高，比李克强高，当然就得选择习近平。
他表示，习近平从县委副书记干起，一路从基层爬上来，资历无人能敌。其次，习近平没有派系色彩，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没什么关连。第三、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在老一代革命家的余荫下，得到较多党内的信任，结果自然被党内接受。
不过，五年后的十八大，习近平能否如愿接班，仍然得经过考验，不仅不能“出问题”，还要想办法获得更高的威望。如果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搞下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总书记的历史重演，十八大预备接总理的李克强，仍有机会当“黑马”角逐总书记大位。
不仅“习李体制”令人惊奇，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委员人事安排也有奇怪之处，像经常被传下台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再连任政治局常委，另一位被视为“江系人马”的李长春也连任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时代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
北京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锦涛主要考虑建立“规则”，最重要的是年龄限制，政治局委员连任最老到六十三岁，政治局常委最老到六十七岁。即使曾庆红只比贾庆林大一岁，超过年龄的曾庆红就得下台。
观察家说，如果把年龄不到的贾庆林弄下台，让年龄超过的曾庆红接贾庆林的政协主席，将会引发一连串谁上谁下的麻烦，现在中共中央谁也不想沾惹这种麻烦。而且胡锦涛不像邓小平以前的领导人，能一言定江山，胡锦涛的个性都一定要先获得多数支持才做决定。
从中共十七大来看，胡锦涛为全面掌权，维持政局稳定，费了很大心思，包括邀请大批中共元老参加大会，礼让很多中共高干子弟（太子党）当主席团主席或担任新一届中央委员，安抚既有势力的人心，在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的人选中，一方面注入新人，另方面也拉拢原本属“江系”的旧人。
胡锦涛在接班梯队上，更做了“习李体制”的重要选择，不予人团派人马“整碗捧去”的口实，种种作法使得未来五年中共政坛高层已被胡锦涛整理得差不多，中共高官都得向胡锦涛看齐，胡锦涛未来五年的领导初步呈现了相当平稳的局面，但是最后会不会变成平稳过度、改革不足，就有待后续观察。
▲大纪元记者方晓报道：民众评17大：自说自话 共产党无可救要。报道说，记者从采访的众多大陆民众中了解到，他们从现今中共的腐败、堕落和大陆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社会乱象中感到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已经无可救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办法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一位辽宁锦州的失业中年男子对记者表示，共产党把大的国营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很多上万人的大企业一夜之间宣布倒闭。职工被迫下岗，只给两年低保，以后什么也不管了，说是下岗再就业，有几个人再上岗了？
他说：“老职工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了企业，可到老了，落个老无所依，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共产党当官的却视而不见，只顾自己玩命的塞、玩命的嫖猖玩女人，这样的党用什么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了？这个社会现在是没治了，谁也改变不了了。”
他还表示：“不管共产党开多少大，怎么对所谓中外媒体胡说，反正现在没人再相信它了，老百姓都说，那帮党代表、人大代表都是贪官，他们穿上这身衣服像个人，脱了衣服都是鬼……”
黑龙江佳木斯市原纺织厂下岗女工说：“共产党也太邪恶了，当官的吃喝嫖赌、和黑社会称兄道弟，整治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欺压掠夺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工作。好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我们都看出来了，现在这个社会是无可救要了，无药可治了。开17大又糟蹋纳税人的钱又欺骗外国人，中国人它是欺骗不住了。”
山西的一位农民工悲哀的告诉记者：“我们老百姓苦啊，我们的工钱被扣两年多都不发，干活累死累活的还养不活家。共产党说旧社会如何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旧社会到底什么样，现在共产党这个社会就是穷人的地狱，贪官的天堂。毫无公正、公平，更无正义可言，这个社会还有出路吗？17大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关心它。”
很多冤案常年得不到解决的访民表示，对中共17大的几场记者招待会上官员西装革履、冠冕堂皇的吹嘘、撒谎感到恶心，他们认为官员们自己都未必相信自己所说的。
一位河南访民对记者表示，她近年来都不愿意看电视，特别是当前17大的新闻。最近她的女儿打开电视，各频道都是17大的报导，想看别的都没有，看了一会，越看很生气，干脆关了电视。
她说：“都是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好的，老百姓的冤案多少年都不给解决不说，还不让你说话，老百姓连说说自己冤案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只要你说，就抓你、诬陷你，给你安个罪名就劳教你。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的说慌感到恶心，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他们所说的。”
“共产党不允许老百姓说话，可当官的天天在电视上人模狗样的吹嘘党怎么伟光正，其实它背地里什么人们想象不出的坏事都干，比如迫害法轮功，诬蔑人家是邪教，人家讲真相都不行，人还活着就抛腹取器官，这么残忍的野兽行为它怎么不在电视上说说？！”
南京一位退休教师对记者说，“我们都没怎么看17大的电视转播，早看出来共产党不可能改了，倒退10年，人们还对它抱有希望，期待它像自己鼓吹的那样伟光正，现在终于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了。人们说句真话都可能有风险，也只能私下骂它了。”
记者采访的兰州出租车司机辛先生则表示，不但老百姓说话的权力被共产党剥夺，法轮功的讲真相更令共产党恐惧，所以它疯狂的抓法轮功学员。
辛先生：“我有一次拉的乘客就是两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大大方方的给我讲真相，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对他们印象很好，改变了政府过去强加于人的反面看法。现在老百姓心里都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邪恶，惧怕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揭穿它的假恶暴本质。”
一名祖籍湖南的退伍军人表示， 17大的权力分配与老百姓无关，这是它们内部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都在观望，不管谁上谁下，就看他能不能兑现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解决民生、民怨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共产党哪次开会不这么说，但最终事实证明都是骗局。
“老百姓觉的17大离我们很远，都不怎么关心，只是偶尔看了一段电视，我们关心的是17大以后中共是否把上访的冤案都解决了。”
湖北退休工人张先生对记者表示，共产党的17大讲的又是天花乱坠的，当官的说的一套一套的官话，实际上在干什么它们心里有数，老百姓现在看见电视上当官的油头光面、滔滔不绝的说大话假话就反感。
“不管它说的多好，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实际的吃饭、上学、看病、养老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就要全面爆发了，共产党不再激化矛盾就不错了，老百姓就观望它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奥地利的新闻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写道：“党的首脑胡锦涛成功地给这次党代会打上了他的印记。他使自己的‘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这意味着共产党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但要更多注意环境、社会弊端和自己队伍中的腐败等问题。而谈到政治改革时，则畏畏缩缩，但这并不妨碍共产党的宣传家们对这次‘有竞争’地选举中央委员会发出一片欢呼，据说有8%的候选人未能选入中央委员会。”
▲瑞士国家日报也关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一事，该报写道：“胡锦涛的这一理论摈弃了过去那种往往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此外，由于社会局势不断紧张，这位党的首脑也想以此理论促成社会平衡发展、最终达到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不出意料，代表们通过了胡锦涛的发展观，他的思想遗产也就能与革命家毛泽东、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及党的前任首脑江泽民的思想一起并列于党章。”
▲德国的焦点周刊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和新党章获得通过表明胡锦涛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党代会结束时，代表们通过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带有胡锦涛有关和谐社会和平衡发展等政治论点的强烈标志。专家们认为，胡没用几年时间就使自己的观点得以贯彻，这说明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胡在党的纲领中列出的这一目标排挤了其前任江泽民的纲领，江为了实施自己的纲领，甚至用了13年的时间。党代会结束之际，胡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还表现在他获得了其他人没有获得的支持票数。据一名代表说，2200多名有投票资格的代表中，只有两人投了胡的反对票。”
▲德国的商报从中共“十七大”制定的路线看到了德国在中国的新商机。该报写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将对外国投资者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德国驻华公司的估计。强调社会改革、更好地保护环境以及推动消费将提高对德国尖端技术和质量产品的需求。驻北京的欧盟工商联合会会长伍特克说，‘对于外国公司来说，北京党代会上规定的重点具有积极意义。在环保方面，欧洲可以提供最好的技术。中国人增加消费对作为出口业火车头的德国是个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韩联社报道：“共青团”PK“太子党”：中国新领导层产生的意义。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时隔5年后组建了新的班子。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政协主席贾庆林、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5人将继续留任。
但在权力排行中位居第五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68岁）、中共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69岁，权力排行第七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72岁）以及于今年6月份去世的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等4人的席位被更替。被认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以及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填补了上述席位。
仔细观察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就会不难发现，中国已经巩固了集体领导机制。虽然胡锦涛成功连任了任期为五年的国家主席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独断体制的产生，而只说明作为国家领导人，在9人中排在最前头。有分析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依靠个人魄力的独断时代宣告结束，随着通过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时代，进入胡锦涛体制，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完全巩固。
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负责思想和宣传的书记李长春算中立派，但在除了胡锦涛以外的4名常委中，只有李克强一人是胡锦涛的嫡系。通过中共十七大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第六号人物”、在与李克强下一届领导人竞争中暂居领先地位的习近平，与贺国强及周永康是此次隐退的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派系。
尽管胡锦涛是国家一把手，且其隶属的“共青团”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所占比例大于“太子党”和“上海帮”，但胡锦涛不能完全发挥人士调动权利。甚至有分析称，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各阵营之间进行幕后协商的结果。此外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谁会成为中国下一届领导人，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产生。从习近平晋升“第六号人物”、李克强晋升“第七号人物”的现状分析，习近平似乎更具优势。
但即使习近平目前较具优势，也未必能在五年后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笑到最后。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前，更多人分析称李克强有望成为下一届领导层的代表人物，但在最后习近平超越了李克强。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在习近平与李克强为争夺权力而竞争背后隐藏着的是，力挺李克强继任胡锦涛的“共青团”阵营，和反对阵营“太子党”和“上海帮”。据北京外交家分析，曾庆红在反对阵营中发挥主要作用。
与邓小平在15年前提名胡锦涛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继任者不同，中国今后将无法由最高领导人单独提名下一届领导人。中国专家大致认为，中国也迎来了由具有坚实背景、拥有政治和行政能力、并得到党和政府及人民认可的人物，来出任最高领导人的崭新时代。
▲美国之音（VOA）报道：日媒体普遍关注中共领导层新面孔。报道说，日本媒体普遍关注中共十七大一中全会选出的新领导体制。有分析认为，新政治局常务中增加了习近平、李克强等年轻政治家，显示出中共为培养接班人铺路的同时，力争把经济转移到保护环境和节能的稳定增长路线。另有评论认为，十七大完成了“知日派”的新老交替，或对中国的对日外交产生影响。
日本读卖新闻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破格连升两级，这显示中共为培养接班人铺路的同时，力争把经济转移到保护环境和节能的稳定增长路线，并意味着胡锦涛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朝日新闻认为，这一新的人事变动强化了胡锦涛体制。该报指出，与前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的曾庆红引退促进胡锦涛体制稳定。不过该报援引中国有关人士的分析称，9名常委中虽然包括胡锦涛极力推荐的李克强，但同时江泽民时代录用的吴邦国和贾庆林继续留任，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推荐的习近平、周永康的提升显示老一代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产经新闻也认为，新常委的人事带有浓厚的江泽民色彩，这为胡锦涛今后如何在党内发挥影响力，求得党内稳定留下课题。
谁将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也是此间媒体最为关注的焦点。产经新闻把连升两级进入常委的李克强和习近平视为最接近总书记宝座的候选人。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自北京的报导分析，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已经不存在像邓小平那样拥有绝对权威的元老，接班人的选定也将转入竞争型，习近平和李克强要靠个人在未来5年的表现中赢得党内认同。
另有分析针对日中关系提出，中共十七大完成了中共“知日派”新老交替，这对于中国的对日外交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共同社的分析指出，中国驻日前任大使王毅未经候补委员阶段直接升为中央委员，而长期负责对日外交的国务委员唐家璇不在中央委员名单内，这意味着中国新老“知日派”外交家完成交替。该通讯社认为，曾以强硬态度反对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唐家璇引退或许对于未来的中国对日外交产生微妙影响。
▲纽约时报：胡锦涛必须兼顾各种利益集团。纽约时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局常委三下四上对中国政局的影响。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包括曾庆红在内的三名前政治局常委的正式退出将有利于巩固胡锦涛的权力，从而使他可以为推行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寻求这个领导层面的支持。
纽约时报报导说，不过，新的排名同时也意味着胡锦涛必须在各种利益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胡锦涛必须兼顾到现任和已经退休的一些共产党官员的利益，包括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曾庆红。曾庆红被广泛认为是胡锦涛之后的中国第二号人物。
纽约时报指出，这次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的名单和次序安排没有达到十七大之前胡锦涛试图达到的目标，只有李克强才是胡锦涛提拔的干部，而这次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另外三人则是各派利益妥协后产生的共识。纽约时报分析说，推出习近平作为中共2012年十八大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则是胡锦涛、江泽民和曾庆红三人达成的一致选择。
纽约时报详细报导了九名中共政治局常委按照排名次序出场和记者见面的经过，出场过程向全国进行了电视直播。纽约时报把九名常委出场的过程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加冕典礼，给中国普通老百姓一个鲜见的机会一瞥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一些官员的形像。
纽约时报指出，这些官员的名单是通过密室谈判后确定的。纽约时报报导说，胡锦涛在今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把政治局常委从九名减少到七名的建议，紧张而敏感的讨价还价一致持续到秋天。纽约时报说，胡锦涛还为推出李克强作为他的接班人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但是在这两个方面，胡锦涛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纽约时报报导说，不过，如果习近平栽了跟头或者失去支持，李克强仍然有可能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
纽约时报报导说，决定中共政治局常委仍维持九人反映出党内不同派系微妙的平衡，这些派系包括胡锦涛自己的“团派”、亲江泽民的“上海帮”、以及上个世纪老一代革命家子女为代表的“太子党”，而太子党从曾庆红那里得到支持。
纽约时报还报导说，胡锦涛还希望把另外两名政治局常委换掉，他们是贾庆林和李长春，这两人被提拔主要得益于江泽民。纽约时报说，他们两人仍然在共产党内部保留高位反映出江泽民在党内的影响依然存在。
贾庆林曾经主持过福建省的工作，他主政期间曾经发生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腐败事件，一些和贾庆林以及贾庆林妻子关系密切的福建和厦门的官员被控贪污腐败而受到惩处。贾庆林之所以能够在福建的贪污腐败案件中安然无恙，纽约时报认为主要是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贾庆林亮相向外界发出错误信号。华盛顿邮报说：在福建爆出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腐败案件的同时，贾庆林的妻子林幼芳当时担任福建省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导致很多中国官员怀疑贾庆林是否也涉及这个腐败的大案。据香港亚洲周刊报导，案发后逃往加拿大温哥华的厦门远华案首嫌赖昌星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声称他向贾庆林及其妻子林幼芳送过贵重礼物；他还声称他与贾庆林原秘书有金钱往来。赖昌星至今仍然没有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
华盛顿邮报报导说，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声称在全国开展打击腐败的运动之际，贾庆林和这个党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站成一排的画面向外界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时代周刊：标志毛后最高领导人权力削弱。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这标志着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之后每一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都有所削弱，他们被迫要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寻求集体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胡锦涛也不例外，他也要作出一些让步。时代周刊说，在确立他最喜欢的李克强作为他的唯一接班人方面，胡锦涛未能如愿；实际上，李克强在星期一的政治局委员排名出场次序上走在习近平之后，从而证实了分析家的预测，习近平更有可能在未来领导中国。
时代周刊指出，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不可预知的干扰，到五年后的2012年，习近平将从胡锦涛手中接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而李克强将担任国务院总理。
▲苹果日报评论：人事布局的四个为什么。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选举尘埃落定，十八大的人事布局浮现，胡锦涛的权力是增？是减？从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到书记处书记，都有大异往届的安排，显示胡锦涛的人事布局有得有失。
（1）为什么党政各有接班人？胡锦涛未取得「核心」称呼，中共第五代「王储」又闹双胞，显示胡的权力大极有限。习近平突然上位，自然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扮演了造王者角色。但胡锦涛岂会轻言放弃？让李克强出任常务副总理，是险棋，将李的竞争力、前途系于未来五年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
五年后，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习、李两人未届68岁退休年龄，如果中共总书记能以竞选方式产生，对中共的民主发展不啻是一件好事，值得欢迎。
（2）为什么入局的省委书记少了？十六届政治局产生时，有10名省市委书记入局，经洗牌后，仍有六人身兼诸侯。今次也有10位省市领导入局，但调整后，可能只有四个直辖市和广东省的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东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诸侯失去入局机会，似乎不符胡温振兴东北、开发西部的策略，但与他们的「削藩」策略有关，有助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政策。
（3）为什么政治局没候补委员？中共建政之后，从八大至十六大，政治局都设有候补委员，不过没有递补权。十六届政治局，陈良宇被革职、黄菊病逝，候补委员王刚一样没机会扶正。因此，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级，对日常运作没影响，但显示胡锦涛在人事布局上输了一棋。
近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包括温家宝、曾庆红、王刚，都身兼政治局候补委员，胡锦涛的亲信令计划在十七大前夕出任中办主任，原本可循惯例跻身政治局，结果未能如愿。
（4）为什么书记处没军官？中央书记处实行分工负责制，书记对份内工作一般有决策权、领导权，前两届书记处分别有张万年、徐才厚负责处理军务。按惯例，徐才厚可留任书记处书记，但结果新书记处没军方人选，是胡锦涛成功削弱江泽民对军队的影响力。胡锦涛可委托中办主任令计划处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自然有助胡锦涛军令、政令畅通。
▲美国之音（VOA）报道：曾庆红出权力核心不影响港澳政策。报道说，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不再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不过，香港政界相信，曾庆红退出中共权力核心，不会对北京的港澳政策有重大影响。
曾庆红在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后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负责港澳政策，促成多项振兴香港经济的措施，包括中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容许大陆居民以比较简易的个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
除了曾庆红之外，62岁的中国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也不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高祀仁表示，他仍将掌管中联办：“因为年龄的问题，我不再提名为中央委员，我还继续担任中联办主任，将继续按照中央的职责，在香港做好工作。”
其他主管港澳工作的官员当中，港澳办主任廖晖仍然是中央委员。中联办副主任彭清华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显示他有可能接替高祀仁出任中联办主任。中联办另一名副主任李刚当选中央纪律委员会成员。
李刚表示，北京对港澳的政策不会受到人事变动影响。大家也会记着曾庆红对香港作出的贡献：“不管人事有没有变化，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为香港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永远记在大家的心里的。”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现在北京的港澳政策是在2004年制定下来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过去3年的这套政策行之有效。他相信，个别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北京对港澳的政策。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也估计，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有重大改变。他说，虽然曾庆红对香港推出的经济政策赢得人心，但是在民主化方面并没有妥协，北京仍然完全不接纳不同政见人士的意见，他期望新的领导人能增加和民主派沟通。
▲朝鲜日报记者朴胜俊报道：习近平竞争中领先一步 李克强不会轻易放弃。报道说，习近平名列第六位，李克强名列第七位，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一定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第一把交椅，李克强接任温家宝的总理一职。因为，习近平是比邓小平更坚定的改革开放主义者、前副总理习仲勋的儿子，因此得到了前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支持，而李克强则得到了在目前的势力格局中虽然抵不过江泽民，但毕竟是堂堂的现任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的大力支持。
而且，据分析，371名十七届中央委员中，204名正式委员的权力分布情况是，胡锦涛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派系和所谓太子党（革命家子弟）派系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分别是4比2比1的比例，因此，李克强不会被习近平单方面压倒。今后五年的中国政局中必然会出现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位50多岁常委之间展开的火花四溅的接班人争夺战。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尤翠茵分析：十七大引发的接班人谜思。5年前，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大部份的海外媒体和不少中国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谁是胡锦涛？”5年后，在2007的十七大，大家又开始问另一个问题：“谁是习近平？”
因为中共政治制度的不开放，也没有公开选举的关系，中共政治总给人神秘的感觉，而中共领导层的产生便是幕后交易的产物，任凭外界作出怎样的揣测和分析，中共政权从不回应。
这就是中共政治让不少人感到兴趣的原因。
因为不透明，便有想象的空间。所以每当谈到中共人事变动的时候，“太子党”、“团派”、“胡派”、“江派”等名称便会出现，没有人会站出来否认，也不会有人站出来承认，或者对中共领导人而言，这些语言根本是不值一谈。
安插人马
不再问“他是谁”，5年后的政治分析员和媒体都在为胡锦涛作计算，希望可以知道他取得了多少权力。
一位研究亚洲的学者便对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说：“是否能够把政策执行并不是量度领导能力的标准，能否把接班人提升才是衡量权力的真正标准。”
其中一个指标，便是出身共青团的胡锦涛可以在政治局常委“安插”多少团派背景的人。
辽宁省委记李克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一个“得分”，但同样被视为胡锦涛亲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入不了政治局，便被演绎为胡锦涛仍然未能全面控制人事安排。
另一个指标，便是江泽民系人马在政治局的实力，像被视为“江派”的李长春和贾庆林仍然留在政治局常委，便认为是胡锦涛作出协调后的结果。
但随着曾庆红的退下，政治分析都认为江泽民的影响力会继续减弱。
政治语言
十七大的另一个看点，便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背后所代表的政治语言。
“接班人”是中共政治一个非常有份量的词汇。就算当年被形容为“谜一样”的胡锦涛，外界都知道他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隔代钦点的接班人。
但问题是没有一个第三代或第四代领导人，可以拥有像邓小平一样的政治能量，能够一言指定接班人。
因此，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以政治局常委第6位和第7位走出来会见中外传媒的时候，“接班人”的答案才揭盅。
大家都知道，未来中共领导政治的“戏轨”，将会围绕在被视为是“太子党”习近平和“团派”李克强的身上。
难免竞争
但问题是，他们凭甚么可以在一众党员脱颖而出，没有人知道。
有分析就指出习近平主管浙江和福建的时候为他带来了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而李克强的能力主要在处理党务方面。两者之中，又以前者更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
但另外有政治评论就指出，李克强将会担任责任重大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换言之，李克强的仕途便联系着中国经济是否能够高速增长。
没有了政治强人的指定钦点，政治评论难免有所保留，所有政治分析都相信，第5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难免要经过一些竞争。
但由于中共高层政治密封的特质，一天还没有到5年后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传媒，都不会知道竞争最后的结果。
那时候，将会是另一个竞猜“他是谁？”的开始。
▲美国之音（VOA）报道：俄专家称胡锦涛不会成戈尔巴乔夫。俄国媒体对中共17大做出反应说，中共十七大提出和谐社会理论是为了避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不会进行政治改革，胡锦涛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媒体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发表评论。有媒体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象过去那样由党的元老来指定政治接班人。十七大上产生的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以及两名潜在的政治接班人是党内各个利益集团谈判达成妥协的产物。俄罗斯独立报说，胡锦涛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要保证新一届领导班子能高效运转。这家报纸说，中共新领导集体表面上看能平衡党内各派势力的利益并能有效工作。但两名政治接班人想成为未来中共领袖的抱负以及这两人身后所代表的党内利益集团的争斗可能会打乱胡锦涛的战略部署。
一直关注这次中共十七大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认为，2012年后很可能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以及李克强这次顺利进入政治局常委，这样的人事安排在意料之中。另外，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影响在减弱，而胡锦涛的影响得到了加强。
*别尔格尔：胡锦涛需要时间巩固其党内地位*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别尔格尔认为，胡锦涛还需要时间来继续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他说：“来自共青团的胡锦涛的支持者已经进入了中共决策圈。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胡锦涛在党内和军队内所获得的支持程度还无法同当年的江泽民相比，所以胡锦涛还需要走较长的路来继续巩固他在党内的立场。”
采访中共十七大的俄国商人日报说，中共十七大这次着重提到了要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为了避免在中国发生席卷前苏联共产党国家的颜色革命。但莫斯科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涅耶夫认为，建立和谐社会同避免爆发颜色革命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提出和谐社会的主张是为了填补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意识形态真空。他说：“可以这样讲，首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次，甚至一些中共领导人现在也认为应该开发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另外，中国民众现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来统治国家。”
卡尔涅耶夫说，如果中共利用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其后果对中共来说比较危险，国际社会也将会对此激烈反应。相比之下，和谐社会主张能填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造成的真空。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带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色彩，更容易向老百姓宣传解释，在中国社会能有市场。另外，和谐社会也不会威胁别的国家，国际社会比较能接受。
*贫富差别扩大导致左派不满*
卡尔涅耶夫说，十七大的结果显示，胡锦涛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别扩大已经引起了党内新左派势力的不满。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仍然有势力主张中国还应该进一步开放。
卡尔涅耶夫说，胡锦涛的做法就是要避免共产党内的这些围绕意识形态的争论扩大和公开。他说：“胡锦涛要使党内的这些不同立场能获得妥协。这对中国来说及其重要。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成功，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准备好能象西方社会那样讨论党内的这些立场分歧。”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别尔格尔说，十七大显示，胡锦涛确定了他的不左也不右的中间立场。别尔格尔说，胡锦涛的执政风格非常小心谨慎。虽然这次十七大也提到了扩大共产党内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开始政治改革，胡锦涛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早报网韩咏红报道：李克强——成为“第二候选人”。报道说，52岁的中共政治明星李克强昨天正式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不过，成了落在习近平之后的未来总书记“第二候选人”，这个令人瞠目的变化，不仅推翻近几年来外界对李克强前途的预期，大概李克强本人也没有想到。
他在团中央任候补书记和书记处书记时，曾有三年时间与当时领导共青团的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共事。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后就任总书记，李克强也先后调往河南和辽宁，出任中国的农业大省和工业大省的省委书记，为他累积雄厚的政治资历。
政绩何在？这是外界对李克强能力的一种质疑，但支持他的舆论则举出为10万人解决了住房问题的辽宁抚顺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战略，来说明李克强的才干和魄力。
据报道，李克强在北大时代，与一些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不错。他的北大同学，中国异议分子王军涛曾在回忆中赞美说：“上大学时李克强非常厌恶官僚风气，他拥有锐利的口才和才智。”不过，自由派的肯定，对于李克强在中共体制内获得认可不仅没有加分作用，甚至可能“减分”。
李克强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有资料说他父亲曾当过县长和省政府机关公务员，这个家世背景虽远不如他竞争对手习近平显赫，但却让他有了更多的平民色彩。
他在常委中排名的挫折，再次应证了“枪打出头鸟”这个古老的中国政治谚语。他身上聚集太多的目光，太早被看好为未来总书记的候选人，这或许是他“中枪”的原因之一。不过，他毕竟成功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并没有被对手甩得太远，未来五年内中共总书记接班人的安排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仍未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