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时25分，刘宾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
五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凌晨需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邻近一个小镇的特伦顿教堂火化。
两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诗句在爱因斯坦的骨灰和刘宾雁的灵柩前无声回响：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导；
那仅属于他个人的一切，
早已传遍芸芸众生。
像转瞬即逝的彗星，华光四射，
他把自己与无限永恒的光芒，永相连结。
爱因斯坦不仅因为“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因为“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性” ，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事和道德领域中最伟大的品质，他的仁慈和英勇，他的灵魂的高贵” 而获得不朽。
按其所属民族、时代、信仰、职业、性格，刘宾雁属于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他一生对中国真相和尘世真理的探究及其达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偿付的人生代价所显示的英勇庄严，同样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属人类抵御虚无与荒诞，坚守希望和救赎的不朽典型。
爱因斯坦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 他耗费了数倍于建立相对论的心血，试图完成宇宙统一引力场理论体系，重构全部物理学，从而一劳永逸地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这位科学天才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四十年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仍然只是一个杳渺的梦想。
刘宾雁以八十高龄客死异乡。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中国，自由始终没有降临，民主始终遥远，始终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释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归去的朕兆。中共当局对他的回国要求不予答复，他“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的夙愿被冷酷地拒绝了。
没有谁能穷尽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奥秘，没有谁能彻底洞悉并根本改变我们时代特有的复杂情势和特殊劫难。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单独预告并影响他亿兆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祸福。即便如此，严肃地思索并生死与之的人们，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领悟到绝对真理和终极启示，他们也信守了个体生命与永恒神明之间无论先验还是尘世的神圣契约，从而在人类显现其苦难而光荣的伟大历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 在当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浮嚣茫然的世界，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战和威胁的时代，刘宾雁在自己祖国被蓄意遗忘，在异国他乡寂寞遁世之际，却获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复活，为自己和中国赢取了一次久违的特别赞誉：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棒，这么完美，这么壮丽。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刘宾雁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就人民所广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实际是一次国丧。
——郑义（中国著名作家）
潘恩抗议专制与贫穷，正如宾雁反对专制与不公。像潘恩一样，宾雁对整个世界充满热情。托玛斯•潘恩这句话，是对刘宾雁恰如其分的写照：“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应该因为刘宾雁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这中间有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宾雁。现在他不在了。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虚空。没有人像刘宾雁那样了解中国。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国。
——林培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享誉国际的作家和记者的声音，一个不论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气和爱心从不妥协于迫害、威胁或利诱的声音，终于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的尊严和诚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民主原则和实践是要人人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人类共同财富——将继续在世界上回荡，响亮而清晰。
——伊尔利•格鲁沙（国际笔会主席）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国际笔会秘书长）
卡琳•克拉克（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
二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百科全书派的忠实盟友，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那超群绝伦的横溢才华，他那异常清晰、令人振奋的风格，捍卫了新的原则，表达了欧洲变革时代深受欢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亚、狄德罗这些后起的文学和思想巨子，都以最华美的辞藻盛赞这位为人类建立自由与理性的王国作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觉、伟大、热情、有魅力，富于创造性、令人着迷……”但他们一致认为，伏尔泰之伟大既在于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于他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颠沛流离生涯中，达到了思想和人格浑然一体的光辉极限。而最为后世景仰的，是伏尔泰为《百科全书》辩护，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凯拉斯、西尔文、拉巴尔、蒙拜依、拉里等案件），因此享有“欧洲的良心”这一不朽的封号。
在此之前，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此前此后，卡斯特里奥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为塞尔维特辩护，左拉则挺身与法国总谋部对抗，为德雷弗斯鸣冤。
茨威格认为伏尔泰和左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欧洲永远的骄傲，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和亲王们的庇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无论弥尔顿、伏尔泰、左拉还是卡斯特里奥，都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的不朽典范，但他们为之奋斗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高贵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同这些西方先驱一样，用笔为一个时代的正义而战斗，同时也用更艰难、充满更大风险的“东方风格”，为无计其数的老百姓鸣冤叫屈。刘宾雁的家，客厅，书房，办公室，曾经堆满数以万计的申抗诉材料，刘宾雁曾在他的斗室接待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上访者”，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写信，转寄材料，打电话，外出采访式开会时当面转告）为他们抗辩。在这些不幸的弱者和刘宾雁本人面前，则是比整个欧洲中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图路易十四时代远为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他两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贱民经历，后有永远不能解除的异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这类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外，一无所有。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刘宾雁因此成为“中国的良心”。
三
西方由荷马、奥维德、但丁领头，东方由屈原、苏东坡、顾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母题，成为世界通过苦难和孤独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彼此认识、彼此接近的特殊桥梁，成为人类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庄严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岛”。
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十八世纪历史风景的中心，开创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学的主流，并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海涅、拜伦、雨果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文学天才，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史诗的序幕。
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暴政和帝国，促成了俄国、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亡，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夫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侨民文学之后，俄国的大师和天才，几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刘宾雁在二十世纪末跻身世界性流亡文学的行列，在他身后是中国共产革命腥红而浓黑的历史，是改变了中国、苏联、欧洲和世界历史版图的“六•四运动”。
由于胡耀邦被废绌，在赵紫阳安排下，刘宾雁在“禁阻”多年后获准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出国。又由于“六•四运动”突然爆发，“中共反动派”取缔了他回国的权利，从此，正式成为跨世纪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刘宾雁的八十人生，是现代中国命运神喻式的投射，像一个缩影，一次结晶，一线穿透乌云的闪电，使沉默的中国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复出现的历史退潮中，成为礁石和航标灯。把刘宾雁与西方和苏俄的精神巨人作简单比较，决不是对后者的辱没，——一道神圣使命垂降在他们共同的天空：使人类不朽。
伏尔泰先后开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专制君王，在伦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学》、《恺撒之死》、《哲学辞典》等巨量著述，并在83岁高龄时“神灵般”地荣归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岁月，带给雨果持续不已的创作灵感，仅仅一部“非人工所为”的《悲惨世界》、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般的评论专著《莎士比亚论》、一部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已经足以使这位文豪的光辉因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龄回到巴黎时，受到凯旋式的欢呼，足以使他留下让后世所有自由灵魂闻而永铭的名句：当我归来时，自由也将降临，足以让他享受二百万法国人组成的“东方式的豪华葬礼”，足以让他在先贤祠永远面对法语世界最堂皇的赞辞：伟大的人物——祖国的谢忱。
同样的十八年，在美国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镇俄罗斯式的乡间小屋（祖国的缩影，故乡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再现整个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史诗巨著《红轮》，成为“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后，激动不已，“这是俄罗斯的《圣经》，能够和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心灵对话的不朽作品”。索尔仁尼琴认为，《红轮》超过了《古拉格群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给了我进行工作的全部条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个俄罗斯作家像我这样生活过。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都向我开放（那里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我有责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真实画面，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创造出来了……”
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美，“代表俄国、人民和良心”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1994年夏，索尔仁尼琴乘专门车厢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一万公里充满鲜花、眼泪、亲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末“归返祖国的伟大流亡者”。
四
刘宾雁与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
同样的十八年，祖国始终没有出现他日夜企望的“有利于人民的演变”，浩瀚的太平洋把他与祖国从地理空间和内心距离上永远地隔开了。由于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同样流亡到美国的一位“著名激进派评论家”公开指责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决定在纽约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声称与他划清界线。“六•四”流亡者之间的“内斗”使刘宾雁“深感不安”，致使他违背初衷，“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场，竟一如在专制之下！”
在刘宾雁去世后，他当年的一名追随者立即公开声称“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不仅指责他反西方、反自由，在国内的作品充满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而且是仗恃共产党特权的产物。这名作者显然对刘宾雁积怨已深，中国文人惯常的烂污笔法和共产党的陷构伎俩，让了解刘宾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难以卒读。刘宾雁曾是这名犹大的恩师，遭人出卖、背叛，已数次在刘宾雁生活中出现。天上有知，他会以其特有的宽厚，轻轻一笑。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都需要歌功颂德，奴隶时代的精神遗产就是阿谀奉承。除了对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赞叹外，自由民主社会都容忍和鼓励独立判断。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护异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执、极端、绝对，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以及最神圣、最隐秘、最高尚、最怪诞、最荒唐的倾向和爱好，上升和降低为常识。一切都可以质疑、否弃、表达。在热核武器和恐怖主义可能毁灭人类、航天器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今天，就连残存的专制主义者都不愿公然挑战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了。
从世界秩序的某种静态平衡看，极权国家追求自由的奋斗，绝不仅仅是享有西方社会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教训充实、丰富它们。而从现代世界史看，发生在苏俄、东欧和中国的悲剧，西方作为相关的一方，负有特殊的责任。，更直白地说，西方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普遍自由、富裕与社会进步，与共产国家中坚持人道、宽容、批判，反抗专制、独裁，反对穷兵黩武和激进民族主义一类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的英勇奋斗，不可分割。
因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实现了自由，共产国家里向往自由的人们，只能把西方的价值和成就作为借鉴和榜样，但他决不是简单地要使自己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实现自己同样神圣传大的本性。只有浅薄和别有所图的人，才在自由的国度里吹嘘自由。
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寓了十八年，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却从不颂扬这个自由人类的福国。他承认“美国帮助欧洲和亚洲”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同时认为西方的“种种时髦理论”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也决定不了俄国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学抨击美国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谴责西方的物质成就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称美国不能作为改造俄国的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经受了精神上的历炼，这种历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宝贵得多。艰难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难以企及的。”
刘宾雁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空间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很少恭维西方。也许在他心里，如同保持着节约的美德一样（那是他那一代从贫穷和艰难中过来的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滥用自由。事实上，刘宾雁天然地保持着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批判立场，对美国社会的危机，外交政策和世界战略不断发表批评和告诫。
不能说刘宾雁由此从“中国的良心”变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说，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良心”。
刘宾雁虽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国沉重的历史天秤上，但他始终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没有明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天真、单纯、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撑他面对极其混沌、龌龊、污秽不堪而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旋涡。在任何意义上，惋惜或指责刘宾雁至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死还在“寻找共产党”，至死不愿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获而与刘宾雁相距何以道里计的好事者们，在这位精神巨人身后，搅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里，刘宾雁“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为‘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刘宾雁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不是没有个人雄心，他也有自负和高傲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这个巨大无比的“存在”和“命运”，更能满足他天性中那种宏伟壮丽的史诗倾向。他那些藐视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话语背后，跳动着豪杰、哲学家、斗士和诗人的“英雄颂”和“欢乐颂”。
刘宾雁不是一个卖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发自内心、泥土般朴拙的表白，胜过无数豪言壮语：“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刘宾雁“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去简单和浮浅了。”一名以中国、以人民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创作不朽作品的诱惑，他就很难在自由而陌生的他乡异国重新开始文学性的创作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履行的责任，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遗憾都被他带走了。像所有人一样，刘宾雁给这个世界，他的祖国、人民、家人和每一个记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创造与愿意与人们分享的遗产。
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国中的杰出人物，都是伟大的叛逆者，历届宗教裁判所和劳改集中营里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异端。一切人间的现时恶运和精神酷刑都会首先降落在他们头上，都是他们献身人类苦难与希望的明证。悲剧之所以诞生并且永远催人泪下，就是因为他们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长夜中，自愿为没有墓碑的死者举行祭礼，不让暴君和恶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虽然忧端无限，壮怀激烈，却随时准备俯就和抚慰每一个孤苦无告的灵魂，为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欣喜莫名。
刘宾雁是中国又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先驱，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把“良心”像圣餐一样慷慨祭献的殉道者；他是我们这个洪水时代中的晃荡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动脚步的水手；中国十字架上一只永远守望的历史候鸟，永远高翔于中国苦难与救赎天空的大雁。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