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澳华文坊



作者：何与怀


关于“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与“第三类文化”



有一个术语：“在地书写”。“在地”指的是“在本地”或“立足于某地”；“书写”在此不仅指文字的写作，还可以泛指一切表达、记录和叙述地方经验的方式，包括影像、声音、艺术等。这是一个常用于文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地域、地方或社区的语境中进行的创作或表达。其特点为：


地方性：以某一具体地域为出发点，关注地方性经验、历史、文化、语言、生态、民俗、语言和社会现实。


主体性：由生活在该地的人进行表达，强调“由内而外”的叙述，而不是外来者的俯视或想象。


抵抗性：在地书写常常反对主流叙事或中心话语，比如反对中心主义、殖民话语、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


多样性：不同地域的在地书写各具特色，构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封面


文学上，“在地书写”显然是作品的重要品性，这还不在于书写的内容，更在于书写的心态、感情、思想、精神；由此，作品可以更进一步进入新的层次：“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的确，不论讲什么故事，都是作家心中的情感故事，随着感情的流动，故事便会超地域、超文化。夏儿的《静静的海牙》和《望鹤兰》两部长篇小说，是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的优秀作品。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指出，《望鹤兰》所触及的精神元素，尽管表现方式有地域和文化属性，本质上却是超地域、超文化的。夏儿属于这样一种作家类型：其所努力的乃是打破固有文化的封闭，在人类普遍价值上寻求与其他文化汇通……（郜元宝，《不只是舔痛——评夏儿长篇新著〈望鹤兰〉》，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关于《静静的海牙》，张奥列指出，夏儿的视界，不在于哪里的故事、哪里的人，而在于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因此，她书中的人物，穿梭于华人、澳洲人、欧洲人之间，笔墨从中国到澳洲再到欧洲又回到澳洲，既有母国往事，也有他乡我族，还有异邦别裔。这种不同生活履痕、不同地域人文的时空转换。这既表现夏儿开阔的视野，也是《静静的海牙》这部作品地域文化跨越的属性……写人，写心，写魂，夏儿写的是精神层面的故事，写的是还原生存本质的故事，写的是超越自我超越地域文化维度的故事。（张奥列，《写人写心写魂的夏儿——序夏儿长篇小说〈静静的海牙〉》，悉尼《澳华新文苑》第1216期）




澳华文学评论家张奥列在《静静的海牙》发布会上发言。


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书写在地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后来的新移民文学，都提供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如许多学者指出，现在提倡“在地书写”，除了关涉到世界华文文学的丰富与深化，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价值，这也是对过去一些年“讲述中国故事”写作浪潮下的一种自觉回归，同时也与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下人们渴望在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的愿望有关。


“在地书写”、“超地域书写”、“超文化书写”让我们思考许多有关问题。广义来说，它们质疑“中心—边缘”的知识结构，强调边缘地区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经验也具有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对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在文学领域上，我本人就多次指出，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华文文学中心，而不能再把中国之外的某国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例如，澳华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一样，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员，并非什么支流末节的“海外文学”。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无论从创作实际或是理论取向来看，绝非单向回归而是多元升华。我们赞同“双重传统”的观念。世界各国华文文学会溶合“中华文学传统”和所在国的“本土文学传统”这两个传统而发展，还会出现一个从母文化过渡到异质文化的过程——东西方两类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互补中产生变异，显示出“第三类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补充说一下，为“多元文学中心”和“双重传统”问题，我和1999年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曾进行了长达好几年的争论。最初，我在2001年文章《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中，辟有两节与陈教授商榷（此文曾发表于中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并被北京《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转载）。后来，在2004年，我写下专文《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两年之后发表在陈教授曾任主编的《华文文学》杂志上展开论争。




何与怀博士文章刊登于2006年第5期《华文文学》“争鸣篇”栏目上。


不久，刚刚东山再起重新走马上任《华文文学》主编的陈教授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的《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对我加以反驳。之后，我于2008年9月再写了专文回敬——这回是长达二万四千字的《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也谈陈贤茂教授的〈也谈〉》。郜元宝教授阅后激动地给我来信，说他几乎一口气读完这篇长文。他的评价是：“真是洪钟大吕，发人深思，不仅理清了海外华文文学许多历史积累起来的理论纠葛，还进一步触及隐藏在华文文学背后的一系列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好多年没有读到这样的大文章了，佩服！”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也认为此文“很有对话价值”，热心转给《华文文学》，结果当然不出意料——不能发表。现在此文收进本人《世界华人文学评论集》（下卷）》一书上（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出版，2025年5月，页264-295）。




《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目录。


不过，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我于2011年2月又写了一篇长文，提出“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的概念，倒是被作为“理论前沿”发表于《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的确，由于世界各国华文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华文文学作为中外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有可能因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文学精品，世界华文文学可以获得甚至出乎意外的成就。这些优秀作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精品是华文文学世界的共同财富。这正是当今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为了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必定出现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出现得到全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这是我们齐心致力的愿景。


（根据2025年7月6日夏儿《静静的海牙》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展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