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前言：在“八九.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到来之际，笔者发现九年前笔者所写一篇有关“八九.六.四”事件的旧文，对年轻一代正确认识事件的背景和真像也许有所帮助，故对原文稍作校正后、并将标题改为现在的标题，以突出文章的中心内容。
2025年6月6日一真溅雪于望春轩
前不久正值“八九.六.四”事件卄七周年之际。许多关注中国前途的民主人士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或录制影像节目回忆、反思、评价那次事件的进程、影响，缅怀事件期间惨遭中共当局屠杀的先烈。其中有一部影像作品中对“八九.六.四”事件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且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持同情态度的赵紫阳先生提出这样的质问：您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一样站在坦克上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呢？您为什么就错失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千古良机呢？……。如果赵紫阳先生有与中共体制彻底决裂的勇气，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那么历史就将改写。而且有人将这一质问视为反思“六四”的新突破。
看到这一提问和对这一提问的评价，令我深感惊讶和悲哀。如果是一个刚刚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和灌输洗脑中觉醒过来，对前苏联的历史，对中国大陆“六.四”时期民众和党政军干部士兵的思想状况，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深刻了解和认识的青年学生，对赵紫阳先生提出这样的质问，和对这一质问作出那样高的评价还可以理解。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提出这一质问的、和对这一质问作出高度评价的竟然是几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资深民主人士。我惊讶于他们这几位深孚众望的资深民主人士对“八九.六.四”时期中共的本质、对当时中国大陆民众、党政军官员、普通干部、士兵的思想状况、觉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这种程度；我惊讶于他们对前苏联“八.一九”政变时，苏联民众、党政军官员、中下级军官、士兵甚至“克格勃”成员的思想状况和觉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这种程度。
我悲哀于“八九.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在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民主人士之中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真实情况的差距居然还有这么大。这使我痛感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宪政和使中国大陆民众普遍接受普世价值观念，还将有一段多么漫长而艰巨的道路要走。
让我们静下心来冷静地分析一下赵紫阳先生当时有没有可能像叶利钦一样站出来登高一呼。首先赵紫阳先生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因从根本长上认清了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从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共产极权体制，使它从共产极权走向民主宪政，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彻底的改革者。赵只是一个在维持中共一党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之下的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因为在赵的人生经历中他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经历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代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民主宪政思想的啓蒙。
赵无论是在个人品德、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改革的目标方面，即使与胡耀邦先生相比都是有差距的，更不能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提并论。赵在“八九.六.四”期间的表现，至今仍得到不少人的同情、钦佩，不过这种同情与钦佩大多来自那些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如此，客观地说赵在“八九.六.四”期间同情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民众，为此不惜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毅然承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被中共当局软禁至死，以赵的智慧和政治经验，他是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一后果的，仅凭这一点赵就值得同情、钦佩并被载入史册。
赵没有勇气与中共彻底决裂，站上坦克，登高一呼；没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确如几位影像制作者所分析的，是因为赵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致。不过赵没有勇气与中共彻底决裂，还不仅仅是个有没有勇气和担当的问题，还与赵的内心深处尚未彻底认清共产极权体制的反人性、反文明的反动本性有关，赵对共产极权体制的认识还停留在：共产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体制本身是好的、先进的，只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的胡作非为把事情搞糟了。这样在赵的内心深处并未把这个反人性、反文明的共产极权体制完全抛弃，这让他怎么可能与这个体制的代表中共彻底决裂？
即使赵紫阳先生当时敢于与中共彻底决裂、敢于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拿出影像作者们所谓的“担当”；抓住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谓“千古良机”登高一呼，果然就能如影像作者们想象的那样万众响应吗？果然就能改写历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卄七年前中国当时的现状是：中国社会虽已经历了约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有所松动，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因素，政治上仍然是带浓重封建奴隶主义和皇权独裁色彩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仍然是一党独裁和封建家长式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所有的重要权力都集中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和元老们虽名义上退出了中央一线领导，但军权、特务情报系统、舆论宣传系统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或他们的亲信手中，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人物只不过是邓和元老们手中的玩偶，稍不称心便可随时弃之如敝屣。
笔者前面已经说过，在一个共产极权体制中谁掌控了军队、特务情报系统和舆论宣传系统，谁就掌控了一切；谁就可以轻易置党内外敌人、对手于死地；谁就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
赵紫阳之前的胡耀邦虽贵为总书记，因上述权力不掌控在他手里，也就只能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当胡试图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与几位元老们在家里一合计便轻易把胡废黜了。赵继胡之后被邓及元老们扶上总书记的宝座后，前述各种权力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赵的处境与胡一样。在这种处境之下的赵凭什么实力敢登高一呼？而且他若登高一呼，能像叶利钦那样引起万众响应吗？
不难想像，赵若登高一呼，肯定能引起天安门广场上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市民们的响应，但是他能引起参与镇压的军官、士兵、警察、特务们、中共各级党政军官员、干部和北京市大多数市民的响应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因为卄七年前中国的民众、各级党政军官员、士兵、特务、公安干警都没有像前苏联的民众那样经受过现代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思想观念的啓蒙，他们远未觉醒到前苏联“八.一九”政变时苏联民众觉醒到的程度。
中国的民众虽然在1978年前后曾有过短暂的啓蒙运动(如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初大量湧现的以揭露中国共产极权体制阴暗面为主题，宣揚人性和普世价值观为主要內容的“伤痕文学”及其刊物)，但啓蒙的范围、影响都很小，时间也很短暂，很快便被中共当局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当时残余的，忠君(那时的君就是邓小平)爱国(国就是中共及其政权)思想、臣民思想和封建奴隶主义思想，以及数十年来中共灌输的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仍然充斥在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的头脑之中，他们对人权、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在军队、官员、情报特务系统中更为严重。
只有大学生和知识界有不少人因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而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而开始觉醒，这些人在全体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在“八九.六.四”事件期间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之中，真正认识到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起来反对它、推翻它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因过去长期习惯于普遍贫困和无任何权利的奴隶境况的民众(包括许多学生和知识份子在内)突然面对一大批因握有特权和进行官倒而出现的爆发户、突然面对中共当局过去隐蔽的、现在已公开的种种特权，以及因这些特权而产生的普遍而严重的贪腐现象和社会不公所产生的不滿而随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以发泄他们对特权、对官倒、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和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的不满。
这些人参加“八九.六.四”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因认清了中共的封建奴隶主义式共产极权政权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要从根本上推翻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穷尽的深重灾难的反动政权(这从他们呼喊的口号和标语中就可以看出来)。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游行示威活动促使中共当局采取一些“行之有效”(在这种体制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卄七年中国大陆的现实无可辩驳地證明了这一点)的措施打击“官倒”、消除特权、打击贪腐、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希望中共内部能出现一位“明君”来带领他们实现前述目标。这从他们对胡耀邦的深切怀念和褒扬中就可以看出来。在运动的初期他们甚至曾寄希望于那位顽固的毛左份子、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这从运动初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手执的标语、横幅和呼喊的口号中可以看出来)。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当时参与镇压的军队的军官和士兵的状况。中共当局及其领导人向来把军队当作他们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基石和得力工具。一个人从进入军队的那一天起就被灌输他的职责就是保卫党、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最高领袖。就被灌输绝对服从党中央、党委和上级的指挥和命令，他们被关在封闭的兵营里接受对党的敌人要狠、要毫不留情，以及如何当好一名忠于党的好战士的训练，过着与军营外面的社会几乎隔绝的生活，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的燻淘。而且当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来自农村和城市社会底层，他们幼年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代，从小接受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及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的教育。而且当时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文化水平很低，大多为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这也限制了他们接受现代先进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判别是非的能力。一群这样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正是中共当局需要的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只知道盲目服从的得心应手的杀人工具。
而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他们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待遇和特权，他们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当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对学生民众的镇压。在二、三十万参与镇压的野战军中，只有极少数良知未泯的，像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那样的军官甘冒坐牢和削职的风险，断然拒绝执行镇压学生、民众的命令。还有少数中高级军官虽不敢公然拒绝执行镇压命令，但对镇压采取拖延敷衍的态度仍是值得赞扬的，不过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完全不足以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果。
至于中高级党政官员，他们不仅手握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特权，而且利用这些特权进行贪污、腐败牟取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他们是现行体制坚定的维护者。
面对这样的思想状况、觉醒程度的学生、民众、军官、士兵、警察、特务、党政官员、干部，赵紫阳先生若真如影像制作者们希望的那样登高一呼，他能呼喊什么？他喊：打倒中共、打倒共产极权体制吗？他自己还没有把这个党、这个体制抛弃，他怎么喊得出來？他喊：打倒个人独裁的邓小平、打倒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老们吗？赵明知军、警、特务、舆论大权都操纵在邓和元老们手中，他怎么敢喊，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他喊：参与镇压的军官士兵、警察、特务调转枪口、炮口指向邓和中共元老们的官邸吗？这能得到他们的万众响应吗(笔者估计顶多只会得到军、警、特务、情治系统内有限的几位热血好汉们的响应)？他喊：反贪污、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这些与示威学然民众一样的口号吗？这除了得到参加游行示威的数以万计的学生、民众的响应之外(这也许也祘得上是“万众响应”吧！)，对“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因为它不能得到至关重要的参与镇压的军队、警察和特务们的万众响应，只有他们的“万众响应”才有可能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无论赵紫阳先生登高振臂一呼什么內容，只要不能引起参与镇压的军队、警察、特务们的“万众响应”，他就不能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历史进程和最终的结局，当然也就不可能改写中国的历史。不过若当年赵紫阳先生真的登高振臂一呼的话(如前面所分析，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几乎没有)中国的历史虽不会改写，但赵紫阳先生个人的历史倒是不可避免地要改写，他不是当场就被军、警、特务们的乱槍所击斃；就是走出现场之后立即被以邓为首的元老们逮捕，然后被冠以企图发动政变、反党夺权的罪名或被处决；或被投入秦城监狱了却残生。
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和分析表明“八九.六.四”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任何一天都不曾存在过影像作品作者们所谓的可以“改写中国历史”的“当天(笔者不知作者们指的是哪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千古良机”，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和结局，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民众(包括各级党政军官员、士兵、警察、特务、学生、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在内)的思想意识、觉醒程度所注定了的，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任何行动可以改变的。赵紫阳先生并没有错过那个在天安门广场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可以改写中国历史的千古良机。赵紫阳先生在天安门广场作出了一个良知未泯的共产党人最无奈、最勇敢的选择。与邓小平、中共元老们、李鹏、江泽民……等相比，他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
2016.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