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热（网络图片）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自近代以来直至今日，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民国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恢复推崇；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全盘否定，还着力加以歪曲、丑化、批判；到近十几年中共当局突然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宣扬吹捧，令许多不明里就的国人莫衷一是。即使在为中国大陆推广普世价值观和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民主人士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要建立普世价值观、要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彻底清除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众思想的影响；有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认为只有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的主导地位，才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推广普世价值观念；有的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精华有糟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与普世价值观念相结合，以形成新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五.四”运动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为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那是因为他们目睹自1840年中英鴉片战争战败之后，满清王朝在此后一连串的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出让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又看到了西方列国和日本的先进与强大，被屡战屡败的屈辱和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激怒；刚刚开始觉醒；又救国心切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反思之后，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愤青”。
民国时代的国民政府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主要是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重新凝聚清末民初被大量涌入中国的世界各种思潮搞涣散了的民心；克服因满清末年连连战败、丧权辱国而产生的民族自卑心理，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自信心；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对抗外来的马列主义邪说的理论武器。笔者记得在民国时代念小学时，学校和教室的墙壁上书写的，甚至铜墨盒[注：1]、文具盒上镌刻的字都是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类的字，当时年幼无知对这十二个字的内涵不甚了了，现在才理解到这十二个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精华的高度简洁的概括。
“解放”后，中共当局为了便于向民众头脑中灌输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主义教条，必须首先彻底清除民众头脑中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痕迹，所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面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在中共当局的实际操作中，却是彻底摧毁、歪曲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精华；而暗地里却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乎所有的糟粕都“发扬光大”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极权主义理论体系，随着国际共产极权主义阵营的崩溃而面临全面崩溃，共产极权理论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己开始逐渐为中国大陆民众所认识，中国大陆民众头脑中因中共当局的洗脑和灌输而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主义价值观也开始崩溃之时，中共当局害怕大陆民众头脑中共产极权主义价值观崩溃之后，民众头脑中形成的价值真空，被普世价值观和民主宪政等先进价值观所填补，中共当局于是一改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转而大肆提倡和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所提倡和宣扬的多是忠君爱国、对权力、领袖的崇拜、歌颂和顺服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来填补中国大陆民众、甚至国外民众头脑中共产极权主义价值观崩溃后所形成的价值真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突然掀起一股“国学热”，不仅在中国大陆宣扬读“经”；办馆、办班向民众特别是向青少年和儿童灌输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不惜财力、人力、物力在国外到处开办孔子学院的真正原因。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笔者的基本看法就是：其精华不多，且在中国自秦始皇时代起直至今日在中国(台湾在外)的文化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其糟粕不少，且在中国自秦始皇起直至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文化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许多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其中包括许多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人士在内)能列举出不少值得人们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国家财富不少，然而在国民的人文素质、社会的文明程度、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政治体制的合理程度、先进程度等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原因。
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先进与否，应当以在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为依据，而不能以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几位思想家提出过的某些较为先进的，但始终未为统治者和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所实行的文化思想理念为依据。就像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建立在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的，以权力崇拜、金钱物质崇拜为核心价值观；以集权、独裁、专制、暴力、欺骗、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和贪图享乐为其表征的反动腐朽的文化，这是几乎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士的共识。决不会因为这个社会出现了一些宣扬普世价值观和民主宪政这样一些先进的文化思想理念的民主人士，就认为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就很先进、很优秀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的文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曾经有过一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那是一个统一的周王朝已经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群雄并起，为争夺霸权而彼此征战不断，各诸候国为了达到富国强兵以利争夺霸权的目的，需要士大夫阶层为其提供治国的良方和征战的谋略，所以对民众的思想言论的控制较为宽松的时代，因而造就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但即使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也缺乏民主和对权力的制约这样的思想观念；有的却是对权力、权术、狡诈的崇拜、颂扬、顺服。对待权力的态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之间存在的所有差异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西方现代文化，在其发端之初就具备了民主和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思想。早在公元前487年雅典推行的一项民主改革中就决定执政官由享有公民权的公民抽签选举产生，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伯里克利时期[注：2]，雅典的民主政体进一步完善，公民的民主权力也有所扩大。古罗马在公元前510年便建立了共和国，共和国首脑称之为“执政官”，由百人团会议从贵族中按年选举产生，执政官有两人，权力均等，二人协商处理国事，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由氏族长老和退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手中，在任的执政官须按元老院的决定行事，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制约，而元老院的决议又须经一百九十三个(其中最重要的是九十八个一级百人团)百人团审议通过，百人团有权否决元老院的决议，这样又实现了对元老院权力的制约，此时的古罗马国家己具备两院制现代民主宪政的雏形。当然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的民主还是有局限性的，它们的民主权力，仅限于享有公民资格的民众，奴隸和不具备公民资格的民众以及妇女都不能享有这些民主权力，而且它们还有许多严格的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民众，才有资格成为享有民主权力的公民。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独裁、残酷的皇权统治起，直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为止的2132年时间内，中国始终处于高度中央集权、独裁、专制、残酷的皇权统治之下。在长时间的这种种统治之下所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有许多都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例如它宣扬对权力特别是对皇权的盲目崇拜顺从、宣扬奴性；它用传统的经典教条、皇权礼教和祖制来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創造性和人性；它用苛刑酷法来扼杀人的反抗精神。这样的传统文化就是孕育、孳生极权暴政的土壤。
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人为何不想一想，上个世纪曾经在世界上猖獗一时的共产极权暴政，一度漫延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1个国家[注：3]，到现在为何只剩下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中国大陆和北朝鲜(就连越南、古巴近期都己开啓了民主化的进程)？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适合共产极权暴政成长壮大的土壤(北朝鲜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共产极权主义文化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否定并剝夺个人的一切权利，不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皇权、朝庭和宗族的名义来否定并剥夺个人的一切权利，而共产极权主义是以党、国家和空洞的集体(人民)的名义来否定并剝夺个人的一切权利；它们在思想上、行为上都强调服从与一致，而把任何不同的思想和行为都视为异端而加以无情的打击；它们都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它们都崇尚并惯于使用暴力对付民众；它们都崇尚并实行集权、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方式。
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人为何不想一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那么优秀、那么先进，为何中国那种高度中央集政的、残酷的、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创造精神、扼杀人的反抗精神的集权、专制、独裁的皇权统治为何能维持两千二百三十八年，直至今日仍不能与世界潮流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大陆仍是挂着马列主义羊头的传统的高度中史集权的、专制、独裁、残酷的皇权统治)？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结果吗？
一种优秀的文化它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这种文化必须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性使这种文化能夠吸收其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以补本身之不足；包容性使这种文化允许不同思想、言行的存在，允许不同思想言行之间进行理性的爭辩，从而使在这种文化主导之下的社会具备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重要功能。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的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过说它对外来文化完全没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不全对，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仍然顽固地拒绝外来文化中与其传统相勃的精华(诸如：普世价值观念和民主宪政……等)，但对外来文化中与其传统不谋而合的糟粕，却不仅开放、包容也乐于接受，而且还将这种外来文化中的糟粕与其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溶为一体，并将其“发扬光大”(诸如：外来的共产极权主义文化中对权力和暴力的崇拜、对奴性、等级现念的宣扬、对人性、不同思想的扼杀、对个人权利的蔑视……等)，这样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大陆社会至今仍未能融入世界文明与进步的潮流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创造者和继承者的汉族人，尽管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种族，但却一直遭受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袭扰，而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往往还不到汉族人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汉族人也往往负多胜少，割地赔款、和亲纳贡之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其中有一次还曾被五个少数民族所瓜分，这就是所谓五胡(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胡是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从公元304年氐人李特在成都建立“成汉”起起直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止，历时285年之久；不仅如此以汉族人为主的中国还曾两度被人口不足汉族人口百分之一的两个少数民族所灭亡：一个是一宋朝末年，拥有一亿人口的中国被人口不足其百分之一(约98万人)的蒙古人所灭亡，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维持了97年的统治；另一个是明朝末年，拥有约1.5亿人口的中国被人口仅50万左右的满族人灭亡，而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三百分之一的满族人的统治，在中国竟维持了267年之久，以上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以汉族人为主的中国人，在长时间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残酷的皇权统治之下；以及在这种统治之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的煄淘之下，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巳经被扼杀殆尽，剩下的只有对权力和暴力的顺服和模拜以及奴性，而不论这种权力和暴力是来自本国、本民族的；还是来自外国、外族的。
看一看中国二千二百多年的皇权统治，以及这种统治之下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如何把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扼杀殆尽的吧！中国自古以来皇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自古以来直至今天，中国的法律主要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维护民众权益的，而是专门用来统治、对付民众的，而且一直对民众采取严刑苛法。其中最残酷的莫过于“连坐”，世界其他国家中，有的在某个黑暗朝代也曾有过“连坐”这样的酷法，但与中国的“连坐”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连坐”，顶多累及妻室、父母、子女、兄弟，而中国的“连坐”叫做“诛连九族”，它累及的人，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只要你对皇权稍有反抗，甚至只是言语文字上稍有不恭，不仅自己会召来杀身之禍，而且连你九族之内的所有亲人都将因你而召致无辜的杀戮。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为了真理、为了社会公正不怕自己杀头坐牢的英雄好汉敢于反抗皇权、敢于挑战不合理的传统，但他都不得不为了他那数十、数百甚至上千条将因他的反抗而无辜失去生命的亲人们考虑，从而打消反抗的念头。而且当局在株连九族时，通常还不会采取砍头示众这样的“文明”方式，而是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凌迟碎剮、被五马分屍而死，并以此震摄民众。一个民族在两千二百多年这样残暴专制的独裁统治之下；在与之相适应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煄淘之下，这个民族的反抗精神能不被扼杀殆尽吗？
中国两千二百多年的皇权统治和在这种统治之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不仅扼杀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而且还把中国人的创造性也扼杀殆尽。中国这个号称拥有四千年历史(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鼓吹者宣称中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实际上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还不足四千年)、面积居世界之三、而且长期以来总人口居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至今仍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之外，直至今日仍然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科学技术发明贡献于世界。看一看人类社会在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基础科学方面的所有重大的发明、发观，有哪一项是来自中国？人类近代所有的应用科学技术术方面的重大发明、创造，有哪一项是来自中国？直至今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物质生产虽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是模仿、剽窃其他国家的发明创造、科技成果，属于自已原创的科学技术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註：4]。因为中国的皇权统治和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集中、统一、遵从祖制，用一整套固定不变的礼教、经典来束縛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把任何与传统、祖制、经典不符的思想行为都视为异端，而加以无情的打击、残酷的迫害，必将任何新的、不同的思想行为扼杀于襁褓之中而后快，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中国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而自由的思想和行为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基础，不具备这一基础，哪里还有发明创造可言。
近来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当然科举制度作为一个国家选拔官员的方式，以及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竟爭的平台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主要是为有钱有闲阶层的子弟提供了一个公平晋升的渠道，普通的劳苦大众的子弟迫于生计，是很少有空余时间来阅读、背诵那些四书五经的，中国的科举制度是皇家统治者用来束缚知识份子思想的重要工具，科举考试的内容都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古代中国的知识份子们必须穷半生、甚至毕生之精力和时间未阅渎、背诵、诠释这些经典，才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僚阶层，中国的统治者们通过科举考试把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行为完全束縛在那些陈腐的四书五经所局限的范围之内，而且这种制度还剝夺了知识份子们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精力。中国民众之所以缺乏创造性，科举制度也难辞其咎。
看一看历朝历代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精英”们，他们为官之后几乎都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就知道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决不可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它培养出来的只可能是头脑僵化、迂腐的奴才。
笔者曾到过四川阆中县一位朋友处拜访，朋友向我介绍，阆中对外引以为荣的是它有一座“状元坊”，这座牌坊是为纪念阆中历史上的四位状元而修建的，在全国两千几百个县市中，一个县历史上出过一个状元就已经很稀罕了，而阆中一个县就出过四个状元，唐朝出了两个，宋朝出了两个，而且唐朝的两个和宋朝的两个都是亲兄弟，这恐怕在全国要属绝无仅有的了。但他们都没有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唐朝的两兄弟先后考取状元时，均已六、七十岁，连担任公职都已力不从心，哪里还有政绩可言；宋朝的两兄弟先后考取状元时，虽还年富力强，也曾担任过高官，据说，其中一位还曾一度担任过宰相，但都未做出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管中窥豹，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培养选拨出来的是人才还是奴才。
现在还有些人对中国的宗族制度也大加吹捧，把中国的宗族统治说成是村民自治的先躯和典范。实际上宗族统治不过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残酷的皇权统治在乡村的延伸。宗族的最高领导人为族长，族长和他下面的支长、房长等组成该宗族的统治集团，掌控家族的统治权力。族长、支长、房长由各族、各支、各房辈份最高，年纪最大、且家境殷实的人担任，而非族人选举产生，仅这一条就与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相违背，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村民委员会”应由全体成年村民通过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产生。
以族长为首的宗族领导集团通过自已制定的族规对族人实施独裁、专制统治，宗族的重大事情基本上就是族长说了祘，这些族规大都是依据三纲五常之类的皇权礼教制定的，其中有不少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例如；规定妇女必须纏足残害妇女身体；提倡寡妇守节，有的族规虽未明文禁止寡妇改嫁，但对寡妇改嫁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设置种种障礙以迫使寡妇守节；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却残酷打击妇女的婚外情；族长可以利用宗族势力和族规私设公堂，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对违反族规、违反祖制的族人施以捆绑、关押、鞭打、棒击……等私刑，对于婚外情和忤逆等被认为是最严重的违反族规的行为，往往对当事者施以沉潭、点天灯[註：五]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以非法利夺其生命，而这两种酷刑的主要受害人大都为发生婚外情的妇女。而对发生婚外情的男人处罚往往要轻许多。在这种宗族统治之下的族人(也就是村民)只能成为循规(族规)蹈矩(祖宗立下的规矩)、只会盲目服从、只能逆来顺受、没有也不敢有自由独立的思想、不敢争取个人权利、不敢反抗的奴隷。而村民自治之下，要造就的是拥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勇于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公正、敢于反抗极权暴政的公民。
自中共当局一反往常开始大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以来，中共当局也开始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大肆报导、宣扬各地的宗族聚会、聚餐、祭祖、重修祠堂、重续家谱等活动，为什么中共当局对宗族活动的死灰复燃会采取如此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那正是因为当今的中共当局已看出，在扼杀民众的自由思想、扼杀民众的反抗精神和培养没有独立见解只知盲目服从的奴才方面，中国传统的宗族统治与中共当局的共产极权统治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过去的封建式共产极权统治和今天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之下的、头脑请醒的中国人都知道，凡是被中共当局吹捧、提倡的人和事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2017年10月10日写于望春轩
[注：1]：铜墨盒是“解放”前学生们常用的一种文具，多为方形、长方形，也有园形或椭圆形的有盖铜盒，盒内，下面铺适当厚度的丝棉，丝棉上复盖一层棉布或丝布，将磨好的的墨汁倒入墨盒内，让盒内的丝棉吸饱墨汁备用。用时打开钢墨盒盖，用毛笔蘸取墨汁进行书写，可免去毛笔书写时，临时用砚台磨墨的不便，因毛笔是“解放”前学生进行书写的主要工具，所以铜墨盒也是那时学生们的主要文具之一。
[注：2]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29年雅典城邦民主派领导人伯里克利连续担任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城邦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任期间，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力，抑制贵族的权力，雅典的重大事情都由公民大会表决决定，贵族会议不得干预和监督公民会议的决定；执政官从所有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给被选出担任公职的公民发放公职津贴，使贫苦公民都有可能担任公职并履行公务；还对贫苦公民发放“观剧津贴”，以使贫苦公民也能参与城邦的文化活动。伯里克利在雅典推行的民主政革不仅扩大了雅典公民的民主权力，而且繁荣了雅典的海上贸易和经济，希腊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伯里克利时期”。
[注：3]：这31个国家是；前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欧洲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现己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亞洲的蒙古、北朝鲜、中国大陆、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拉了美洲的古巴。
[註：4]：屠泑呦发现并成功提取治疗疔疟疾的青蒿素可祘一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虽不是他的原创，但他成功地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在杂交水稻的应用研究和推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应祘一项，其他就乏善可陈了。
[註：五]：沉潭是将人放进装猪的竹笼里，或将人捆绑在木架上再绑上石头沉入江河或池塘中淹死；而点天灯则更为残酷、更惨无人道，这种刑罚是将活人头期上，用浸透油脂的棉絮包裹起来，外面再用繩索捆绑，并紧固定在一个立柱上，然后从上头点燃浸透油脂的棉絮，这个由活人做蜡芯的“蜡烛”就像照明的蜡烛一样，在活人的惨叫声中燃烧，就像一盏天上的灯一样，把四周照得通亮，故被国人形像地称之为“点天灯”。笔者在一个山区当乡干部时，。曾听好几个村民对我说过，他们村的村支部周书记的祖母因不满自已的包办婚姻，人又长得漂亮，曾与多名族人发生婚外情，事情败露后被点了“天灯”，而与她发生婚外情的男性族人则只得到开除族藉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