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做一个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作品能被人记住的作家，曾是我步入青年的愿景，此信念付诸行动，与《悲惨世界》大有关系。记得是1974年吧，我宿舍里人脉广的罗技术员弄来了《悲惨世界》一二册。他那几天总是看书看到凌晨一两点，我便变着法子讨他的好，恳求他入睡后让我过把瘾。此书曲折情节、人道情怀、诗一般语言，尤其对善良妇女芳汀苦难的描写，深深地触动了我。打我记事起，类似芳汀的苦难，我常耳闻目击。能读到这样的书，让我饿三天肚子我也干。
文革结束了，书禁松弛了，但能够满足我愿景的名著类书籍仍不多，这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所以，仍旧心灵干渴，也就仍旧渴望甘泉滋润心田。但一来文化水平低，二来总是囫囵吞枣，当年读过的书，今天已无甚印象。我可不敢更无资格到处掉书袋。
但终究读了几本书，便对应时而起的“伤痕文学”由推崇到渐渐不以为意。我不能同意那些作品里总有个高大上人物，因为生活中官场上我几乎没见过这号人物。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懂得也就体谅不到写作者的难言苦衷。我来了狂劲儿，写一部比它们来劲的作品。
我就这样动起了笔。
1984年春，我将写好的上集初稿（约30万字）寄给了《清明》编辑部。因我读过几期《清明》，感觉它思想较开放。四个月后，不见回音，焦灼之余，便决定去合肥看看。
妻支持我，她当然盼望丈夫有点点小出息。我筹了四拾几元钱，是我一月的基本工资，利用调休向班长讨来了八天假。穷人只能穷算计，我从株洲乘火车到信阳，利用铁路工人身份逃了票，从信阳下车马上转乘去合肥的长途公汽，黄昏时便到了合肥。找了家便宜旅店，好像宿一夜只需五角钱，翌日早晨吃碗馄饨，便去《清明》杂志社。至此，我才花了不到九元钱。
我是抱着很大信心来的，因为那会儿大型期刊的稿约上皆有注明，凡不采用的稿子，三个月便退还。既然已四个月了，想必人家会给我一个我希望见到的回答。比方说，你的稿子我们还在研究啊，你的稿子有些地方需作较大修改啦，等等。
记得《清明》编辑部也就是个三十几平方的屋子，在一楼，光线不好，有三四个人忙碌。我说明来意，他们皆愣了，因我有邮寄印刷品的存根，他们便四处翻寻稿件。在一个不起眼处，稿件被找到，布满了灰尘，不曾拆开过。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强笑道：“我知道写得很差劲，不够发表水平，请退还我吧。”
那几个人也有点尴尬。一位编辑大姐送我出门，忽道：“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她。如果你的作品确有内容，那里不会埋没你。”随后，她写了个小纸条交给我，上写“安徽人民出版社，张保真。”
我在马路的一个拐角处坐了足足半个钟头，一身像被抽光了筋骨。心里想的是我不配做那个作家梦，快点回湖南吧，还能节省十几块钱。家里有老有小，十几块钱能起作用。
但是，要回家也须等到明天，因为长途公汽一般都在清晨发车。无处可去，更无心情赏玩景观。终于转念，去见见那位张保真吧。当时，我以为那是个年长男人。
张保真年近五旬，面容慈祥，眼光透出知识女性的睿智。当时，安徽人民出版社尚未分家，她一个人在屋里看稿件，听了我的来意，她说：“你把稿子放这里，三天后你来听消息，我会对你负责。”
“三天就能给我回答？”我不太相信。
张保真肯定地点点头。
因心情有所好转，下午，我去大街上走了走。晚上，我在旅馆里早早上了床。半夜时分，我醒了，心情又复悲凉。我眼前出现了妻子的哀怨目光，因三年来我着了魔，除了上班，就是写啊写，太拖累她了，主要是，我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了。我基础太差了，哪里配做作家梦。天亮时分，我作出决定，去向张保真要回稿子，回家去。非要写作，非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要过上十年，多学习学习，才能少出丑。
上午九点多钟，我推开了张老师办公室的门，张老师一见我便招呼我坐下，倒了一杯水给我。我近乎结巴着说：“张老师，我，我，想快点回家，我来拿稿子。”
我话音才落，突然心中一喜，我看见了桌上的稿件，正是我的稿子，已被翻过去了一半。
张老师不无激动，说：“昨夜里我看到三点钟，现在我就告诉你，你的书稿，我采用了。”
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
张老师又说：“你的基本功差了点，但不是讲废话，有内涵。我们合作，尽快推出去。”接下来，她问了我的基本情况，我如实相告了。
她再道：“一般新手的书稿，我们顶多看个三分之一，便能决定能不能用。这样吧，你还有下集，我帮你去单位联系创作假，你安心写作。另外，你不必太节俭，回去路上，从长江上走，看看大好河山，我支援你几十块钱，以后有了稿费再还我。”
我已不知说什么话儿才好。一个念头忽现：“就-冲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就应该振作。”
这里插一句：以前，我并非没有沉沦过，是《悲惨世界》激活了我的良知，是张保真的人格激励了我走新的人生路不动摇。我由此坚信，真正的文学、人性，不能用金钱衡量其价值。
1986年夏，拙作《中国——一个家庭的命运》上集，由安徽文艺社出版。
实话实说，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此作连我都感觉肤浅可笑，尤其无下集，故事停留在1949年，让人不免视为迎合时尚之作。但张保真已知我的创作思路，一直鼓励我把下集写好。当时，国内的写作氛围还是存在点点空间的。
但大气候很快大变化，一个显著标志便是“伤痕文学”也不让问世了。我写的下集，全是“新社会”的事儿，怎么都通不过，当然水平差是个原因，主要是一考虑到过关，便不由得先自我审查。有了自我审查，描写便大走样。对此现实，我无奈，张老师也爱莫能助，89年又来了，还写什么呢？况且我主要是想发出心中的声音，事实上近几年《民主中国》因经费困难停发了每篇文章一百美元稿费，我仍坚持要发出心中的声音，我已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我的文章，我也不需要什么头衔。
现实的另一面也使我早就放弃了做一个大陆作家的虚浮念头，我甚至以被人称为作家而羞耻。有一个民运人称号，于我就是奖赏。
上集出版后，我很快得了几个奖。我看得很淡，一因颁奖其实不是作品奖而是人头奖，二因我相信颁奖者别说知道我的创作思路了，多半连作品也未读过，我又不能言说这些事，那么那些世俗花絮值个什么呢？接下来的一件事，愈发使我成熟。
十月，市文联要求我交上两张照片，说替我办省作协会员证，待省作协会员批下来，再推荐我参加中国作协，同时告我过几天去参加省作协组织的青年作家创作会。当时，我不无激动，想的是参加这样的创作会，准能认识几个志同道合者，开拓眼界，受点启发，利于提高自己。
会议地点设在省军区的招待所，来自全省的参会者约七十人。我不认识任何人，便只能多观察。翌日，我和会务组的小杨姑娘套上了近乎。她说她读了我的书，认为还可以，比参会的多数人写的东西强多了，因为他们或写了几个豆腐块文章，或在自家单位宣传栏里发表了几首诗歌。他们的共同点，是“吃党的饭，不可以砸党的锅”。
我有了感觉，认识几个志同道合者的愿望会要落空。下午，在小礼堂开了个大会，主席台上摆了两张长条桌，重点是省里一个文化官员作报告。（他的官衔，我忘了。）他的报告让我瞠目。我原以为报告重点是谈创作谈艺术，却是形势报告。形势当然大好，但我认定我不是来听形势报告的啊。接下来是特意请来的一位宣传部官员作总结，强调一定要做党和人民的作家，要紧跟党的文艺政策，等等。
会后，我对小杨说，我提前退会，今晚就回工厂。我直言，我在那里听不到形势报告，没必要在这里凑这号热闹。小杨却悄声告我，不要走，因北京要召开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给了省里十个名额，她已获知消息，最后一名是我。这是好机会，不要错过。她还把一个省作协会员证交给我，说我入了会。
于是，我又安心住下了，心想去北京开会，肯定规格高，人才多，能真正开眼界。
第三天上午，是自由讨论，实际是自由活动。临近午餐，小杨找到我，告道：去北京开会的我的名额给撤了下来，因为省里一位领导的妻子闹来了省作协。此人当然也发表过几首诗文，否则难有如此底气。省作协很犯难，没奈何只好把我这个新手换下来。
这事委实出我意料，我原以为文学殿堂一定是个圣洁地方，怎知一样俗不可耐。我马上收拾行李，去赶火车了。在列车上的厕所里，我把那本省作协会员证丢入下水道。
从此，我再也不理会什么市文联、省作协。曾令我心动的参加中国作协，我也兴味索然。89年后，仅仅它们的名字，于我都是那样陌生。当然，随着阅历增长，在看淡了世事的同时，我也对文学现状和多数大陆作家表示了理解。大陆既已无净土，后者未必没有心灵上的煎熬和挣扎，况且，红朝七十年里也还是有几位作家和作品应当肯定。
斗转星移，大陆早已告别了文学和思想时代，似乎只有少量民运人心中仍存不肯熄灭的火苗。真诚感谢《民主中国》和蔡楚主编给了我再次拿起笔以及认真写作的机会。让我得以完成萦绕了近四十年的夙愿，《中国——一个家庭的命运》的完整版本得以《暴风雨中的爱情》的形式出现。较之两年前《民主中国》连载的《动荡时代的爱情》，现增加了很多情节与内容，主角更显血肉丰满，实在得力于这块平台让我彻底打消了自我审查的顾虑。我好希望，《民主中国》能快一点在大陆自由发声。我相信，虽前路漫漫，大陆终将迎来少不得自由、民主、人权、人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