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短缺，对网络上繁星密布般的各类文章无法领略其一二，不亦憾乎！最近一位朋友给我发来刊登于《民主中国》刘自立先生所撰“'人民文革'说驳难”一文。拜读之后，觉得有些话如骨鲠喉，不吐不快，故拖工余疲惫之躯乃作此文，以期有益于文革研究之风。

关于“人民文革”之判定

１９９６年我撰写“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一文时，“人民文革”之论已由王希哲和郑义分别提出。我没有采用之而另创“人民线索”一词并非不赞成“人民文革”的提法，而是预见到这一提法会遭挑剔。“人民线索”的提法则在学术上有较大回旋余地。但在十年之后，我毅然采用“人民文革”的提法，系考虑到文革中民众反抗运动被极度抹黑的今天，采用词义模糊的“人民线索”一词已不敷使用。不应为回避挑剔而放弃原则，应勇于面对一切现实。果然，“‘人民文革'说驳难”来了。

再三细读该文，觉得其第一部分观点虽然谬误，但有关文字尚在说理范畴，故与之作如下商榷。

“‘人民文革'说驳难”一文（以下简称“难文”）判定“人民文革”是荒谬的提法。它将文革与德国纳粹相提并论。“难文”说，即使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过反纳粹的行为，也不能说有一个“革命纳粹”、“人民纳粹”。以此为据，“难文”论定，即使文革中民众有“背叛和反思”，也不足构成“人民文革”。在此，“难文”一开始就犯了个根本的谬误——把不同的事物等同起来，故其后所言都在作无用功。

德国纳粹是一个涵义完全明确的概念。它包括软件——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硬件——纳粹的政党、政权、军队等等。如果要作类比的话，是应将德国纳粹与中共专制相比。中共专制也是一个完全明确的概念，亦具备其整套的软件和硬件。故此，即使在中共专制之下有各种反抗运动，也不能说社会上存在着一个“革命中共专制”、“人民中共专制”。

可是，“文革”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吗？“文革”的软件、硬件是什么？“文革”——“文化革命”一词最初的出现，是１９６５年毛在文艺界开刀，批判所谓文艺界“封资修”时所用的政治术语。他把这一批判（实为文化专制主义的肆虐）美称为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文化革命。文艺界的遭难是中共高层刘势力被清洗的序幕、先声和铺垫。待到１９６６年夏，毛正式拉开他政治清洗的帷幕时，“文化革命”一词就被毛泽东的文宣机器不动声色地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只有少数心思很清的人才会敏感并记录到这一变化。在大多数人意识里，“文化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随机的不同提法而已。而实质上，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不动声色的改变正昭示着“文革”概念的不确定性。

即使是１９６６年夏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如德国纳粹那样是个确定的事物。你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政治清洗的代名词吗？不对！明明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搞第二次反右；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全国各地工人都风气云涌地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从１９６７年２月到３月各地军方在大搞镇压反革命；……。这些显然都与毛的政治清洗是两码事。你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镇压吗？也不对。因为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１１月，民众可以向一些共产党官僚发出指责，心情舒畅得很哩！你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起义吗？还是不对！因为在那一期间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加入到维护原有统治秩序的行列——“保皇派”、“保守派”（即保原有统治秩序派）中。或许有“驳难”者会说，“文化大革命”有其“软件”，那就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只是毛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而已。在那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度泛滥的年代，毛的只言片语就被奉为最完备的理论当不足为奇，但时至今日如果还以为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真是贻笑大方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仍似有“软件”，但那是不确定的、混乱的、变动的。如毛起初说“造反有理”，后又指责造反者“怀疑一切”。起初主张各地各单位都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后又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起初主张“对保守组织实行瓦解”，后又主张“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一碗水端平”，“应实行大联合”。如此混乱的理论、观点、提法——“软件”，算不上是“软件”。“文革”时期共产党的党政工团都瘫痪、半瘫痪。军队亦一度呈现某种混乱状态。群众组织或兴或亡，其“硬件”之阙如，当无可置疑。

据此分析，把“文革”与纳粹等量齐观系明显谬误。

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它的内涵就是从１９６６年初夏到１９６８年夏的那场社会大波，换言之，“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那场社会的波的名称。“文革”不是一个单一的确定的事物。它不是一种确定的系统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党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甚至也不是一个内容单一的社会运动。而其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只是来源于１９６５年毛的文化打手在文艺界搞的文化专制围剿。设想，如果毛的那场政治清洗没有以文化专制围剿为先导，而是以其它方式展开，那场社会大波将会有另一个名称。毛对治国方略分歧者兼权力争夺者的刘少奇及附刘官僚的组织清洗，与文化艺术方面正反两方面的内容（要求文化自由和文化专制主义）都不属于同一事物。故此，“文化革命”既不是文化领域内除旧更新的美好事情，也不仅仅是摧残文化的暴虐运动，还不仅仅是毛的阴谋、官僚的诡计、民众的遭难和反抗。换言之，它是许许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对；彼此相辅或彼此冲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体、混合体。

“文革”可以分解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并不是说在１９６６年初夏到１９６８年夏中国社会有两个各不相属的“文革”。它所运载的是这样的涵义，“官方文革”可读为中共官方在那段历史时期中（那段历史时期名叫“文革”）的所作所为。“人民文革”可读为民众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官方文革还可分出两个亚类，就是毛的文革清洗和中共官僚、中共军方的文革镇压。毛在文革中主要的行为目的是清洗党内高层异己势力。镇压民众是次要的。从１９６６年初夏到１９６８年夏这两年中（笔者所主张的三年文革论，是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为两年左右）毛的镇压只表现于１９６８年夏默许各地军方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这在两广表现尤为严酷）和全面铺开“清理阶级队伍”来对造反派进行“兔死狗烹”。官僚和军方在文革中的主要行为目的是镇压群众。从１９６６年夏刘少奇的“资反线”到１９６７年军方的早春镇反，再到１９６７年夏操纵保皇派打杀造反派，直至１９６８年夏季大镇压，文革镇压始终是官僚和军方行为的主旋律。

当然，在毛的文革清洗、官僚和军方的文革镇压和民众的文革反抗之外，还有些其它无法划归以上三大类的内容。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反革命经济主义”；１９６７年夏秋某些省份造反派取得胜利后的分裂互斗；某些地方官僚乃至军方头目出于政治投机去支持造反派等等。这些与那三大块相比居次要地位，无以改变文革大波的基本形态。打个比方，粤菜中有一道叫“炒三鲜”，即鲜虾、鲜鱿鱼、鲜带子。这三样是“炒三鲜”的主干，其它还有葱、姜、蒜等等。葱、姜、蒜之类的存在当不会改变“炒三鲜”的基本形态。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过笔者还是体谅一些人对“人民文革”的提法难以接受。因为这些年来中共御用文人以及某些类似“难文”的作者对“文革”不加区分地破口大骂，以至至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晓“文革”大波中存有正义的、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反抗运动。总以为“文革”只有毛的政治清洗、官僚的文革镇压和民众之间毫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神经错乱般的互斗之类。于是，“文革” 变成了一个绝对负面的词。而“人民”一词是正面的（尽管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在盗用、糟蹋这个词），“人民”和“文革”连在一起，人们总感到别扭，难以接受。

观念的转变和更新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我深信，任何一个心态平衡、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肯读一读笔者约七十万字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的话，就不会断然否定<人民文革>的存在。

二、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

通读“难文”，可以发现该文仅置疑<人民文革>一项还有些许说理的痕迹，其它就都是天马行空般的“激扬文字”。我知道这种文风。毛是开创现代这种文风的祖师爷。从其青年时的“指点江山”到老年时的“不需放屁”完成其全过程。“文革”初期贵族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继承了毛风之真传。想不到时至近四十年之后此风还“激扬”在刘自立先生的笔下。

毛泽东曾经把他“浪漫主义”的情怀诗才用于治国安邦，明明是普遍贫穷甚至哀鸿遍野，他还要说是“莺歌燕舞”，由此真不知给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带来何其巨大的灾难。现今如又有人要以此情怀、诗才来参与“文革”评判，亦不知要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难文”的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往往使我们这类严肃艰难“爬格子”的历史研究者瞠乎其后。这类文章往往只作结论，而不屑以事实去论证。“难文”的作者在“驳难”别人的观点时，甚至连别人的文章都不愿去细读。

譬如，我在“论人民文革”一文中明明白白写道：“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的‘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可是“难文”却说：“‘人民文革'说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红卫兵’的造反，是属于‘人民’范畴。”我想，如果“难文”的作者不致是蓄意篡改我的文字，那么就是只在十分草率地浏览一下我的文章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着手“驳难”，以至弄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文字。这无疑是一种十分粗糙乃至粗暴作风。

“难文”说：“毛一呼百诺，得心应手，人民，是跟在他后面跑，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杀戮的暴力。”如果毛真的能在三年文革中（讲得更精确些是从１９６６年初夏到１９６８年夏，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为两年左右。）“一呼百应，得手应心”的话，那“文革”何至弄到如此起伏跌宕、反反复复的地步？毛宗派及各地复职官僚和军方何至一再气急败坏地吆喝民众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难文”如此断言是背离了文革大波中起码的历史事实。而这一背离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无知还是对历史蓄意的篡改，尚需考究。至于说到“杀戮”，武汉保皇派“百万雄师”在武汉军方的支持唆使下，打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旗号，攻击屠杀猝不及防武汉造反派“钢工总”；广西保皇派“联指”集十数县的民兵与军队联手围攻南宁、梧州等地造反派“四·二二”。得胜后不但屠杀“四·二二”“俘虏”，甚至割其肉烹而食之。这与“钢工总”、“四·二二”等造反派被迫的、仓促的武装自卫可以相提并论地一概斥为“自相杀戮”吗？“难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分暴力的主动挑起者、发动者和被迫自卫者的说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在践踏社会公道。

“难文”又说：“中国上上下下成为一个疯人院。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阿伦特语）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残暴场面。人们或者拥护毛，或者拥护刘，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争执甚至武斗，都跳不出毛刘两个天下。”这又是对历史的高度无知或蓄意篡改。“文革”中就官方而言就不止毛、刘两家，起码还有林家、周家。而各地官僚、军头也有些不属于任何一家的。如广西王韦国清。至于人民，请问遇罗克属于那一家？不要以为全中国只有一个遇罗克。潜在的遇罗克多着哩！笔者就是其中之一。请读读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吧。那里面清晰地记录了“文革”中民众既脱离了毛，也脱离了刘的四个层次的造反运动。第一层次是以三毛伢子为代表的对昔日中共政权曾给予迫害的报复行动。第二层次是以大学生章雨刚为代表的反政治歧视、政治迫害的行动。第三层次是以杨曦光为代表的要求对中共政治制度实行根本性改革的行动——尽管这一要求与高层次的民主诉求还有距离。第四层次是以刘凤祥、张九龙为代表的彻底推翻中共统治的造反行动。事实如此清晰，怎么会是“疯人院”？怎么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呢？另外，我在<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也清晰地记录了广州地区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我在<基层文革泥泞路>中将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都和盘托出。这些都足以将“难文”里“疯人院”之类的论断推翻一百遍。

事实上，全国各省的“文革”基本内容都大同小异。即各地都有类似<牛鬼蛇神录>和<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所记录的情况。只是由于中共当年的屠杀，和这么多年来的压制使许多反抗者早已死难、或早逝、或拖老迈之躯喘息苟活在社会底层，以至三、四十年过去，来自民间的省级文革简史只有笔者所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最近听说原内蒙造反派领袖人物高树华先生撰写了内蒙文革史之回忆录，希望它早日能面世。“难文”还说：“换言之，文革的发动者，号令文革发动时的主体症状，是亿万受众的高呼万岁和普遍接受。这个'万岁时代'，成为文革内涵中的主要成份。”“难文”还说“人民文革之虚妄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判断”正确“与否，更无权提出任何怀疑——虽然毛的追随者们一时间是可以鼓吹”怀疑一切万岁“的。”……

算了！“难文”中这类随心所欲地、高度片面性概括、高度歪曲性概括的文字俯拾皆是。你要去逐一予以澄清匡正吗？你忙得过来吗？你澄清了、匡正了这些，他马上可以再制造数倍出来。他只需三言两语，你就得花十倍以上的文字去予以澄清。最后只会将你累得趴下。再看看“难文”以下的这些文字吧：

“那种百万之众云集在天安门，听从毛胡说八道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把毛的徽章别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挥舞一本书，烧掉中国所有典籍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杀人，劫货，监禁，侮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吗！这个革命是毛发动

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说，他就是人民——这个衔接，都在“万岁”之后——而人们想起罗伯斯庇尔也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一个反证，也是强而有力的——迄今，人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还在怀念文革吗？

他们说毛要试验，要试错，要“证伪”，他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伟大。

他们说，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刘是官僚。

他们说，革命都是要杀人的，所以，无辜者被屠杀就是革命。

他们说，经济是增长的，ＧＤＰ增长百分之７。他们最后说，毛刘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这是在写历史研究文章还是在写诗？如果“难文”的作者有出类拔萃之诗才，想必当有展尽其才华的地方。而在历史研究类的“难文”中来展示，是否弄错了地方？再录一段“难文”中的文字如下。这类文字也是充斥“难文”的“而对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则源于其当时文章主要炮制者的思想”转制“——但是对于其间的秉承毛意，则几乎无人问津或者不胜了了。无知和蒙昧，继续被搁置在巴黎公社这个腐烂的意象当中，作为‘人民’范畴之一种，作为乌托邦供品，仍旧加以祭祀和朝拜。这完全是文革遗风吹过来的世纪血腥之余波。”

这类高深莫测文字究竟想讲什么？我被弄得一头雾水。当然有人可以说我是由于中文水平低，弄不懂这类才气极高的文字。但如果象我这样只以工余时间就撰写出版了一百多万字著述的人都因中文水平低而难悟“难文”之真谛，那“难文”之故弄玄虚恐已达无与伦比的地步。而正是这种故弄玄虚的东西客观上要把“文革”历史研究搅成一锅乱粥。

或许有人会来说，你究竟是反驳其观点还是批评其文风？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既要反驳其观点，也要批评其文风。这种不讲事实、信口开河的文风要不得！尤其是历史研究的领域中要不得！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是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以事实为基础。以事实推出和支持论断。

这些年来，我看够了“难文”这类文章。心中早对之愤慨有加。“文革”评判被弄到这般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地步，除首推共产党御用文人的功劳外，“难文”一类文字也功不可没。一部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文革史论歪曲了基本事实、践踏了社会公理、亵渎了人间正义、误导了子孙后代。这对民族、对社会简直是罪过。海外超出了中共专制导弹的射程。我们可以在此无政治迫害后顾之忧地进行研讨评判文革。任何人都有权利加入这个行列。但一个对社会怀有责任感的人当以郑重的态度来从事历史研究。

三、我一点也不“岂有此理”

针对笔者“现在仍然需要人民文革'那一套'”的说法，“难文”发出如下愤慨责难：

“你可以说「今天」，「四五论坛」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继续要搞‘人民文革'吗？他们还要把人民重新纳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有这个兴趣吗？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我不知道“难文”作者为何要把<今天>和<四五论坛>拖入这场驳论。他们委托了“难文”作者吗？当年<今天>和<四五论坛>就不是在同一个座标上。当年北京的<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和武汉的<钟声>、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的<人民之声>等等基本在同一政治座标上——直接抨击中共体制和许多作法。<今天>是以个性解放为主旋律的、超脱出官方文艺樊篱的文艺民刊。我这样讲没有什么其它意思。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并以这个事实推论当今<今天>人与<四五论坛>类人，未必有相同的政治取向。即使曾同为<今天>人者，如今相较亦会大异其趣。“难文”作者自己当然可以没有“这个兴趣”，但不宜越俎代庖地说他人亦没有“这个兴趣”。

笔者主张现在还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是基于对人民文革“软件”、“硬件”（这两件综合起来就是人民文革的“那一套”）的推崇，和深知其意义作用之所在。“人民文革”的“软件”是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意念。这是初级阶段的民主斗争。它离多党竞争、三权分离、议会政治的民主诉求还有相当距离。但是，中国的民主道路竟是如此的艰难多舛。从人民在文革中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运动到现在３９年过去了。除了在海外可以直斥中共专制外，中国国内民众的维权斗争其实还是停留在３９年前的力度上。只是把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内容换成维护某些经济权益和基层选举权。根本不能提出彻底终结中共专制的诉求。在这种社会情势下，充分肯定“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的正义性和进步意义就显得有现实意义了。“人民文革”的“硬件”是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大规模集会、包围省市委大楼等，这些斗争形式是迫使中共逐渐收缩其阵地的有效手段。不能设想仅仅是书生们的抨击文章就可以使中共缴械投降。

而当今之“人民文革”（如果不喜欢这个名称可另叫一个，如维权斗争等） 较当年的<人民文革>已有巨大升华。当今的民众已经自为，不需要依托一个最高权威去冲击次高权威。当今民众虽仍不能去冲击中共的最高权威，但已在自为自主地去冲击中共的许多次级权威。

我深感惭愧的是，为了逃避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我来到海外，已不能亲身参加中国社会的维权斗争。说到底，我是疲倦了、勇气不足了。我已不是战士，更不是勇士。为了弥补我的缺席，我尽力要作的是告诉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们，千万不要被中共官僚那“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一声咋呼吓住了。文革中“人民文革那一套”是正义的。你们象“人民文革那一套”那样去绝食静坐、游行示威是也是正义的。我在海外向你们致敬；为你们欢呼；为你们鼓劲。我觉得我这样做一点也不“岂有此理”！我觉得我这样做才算继续为社会正义尽一点点微力，以消些许心中的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