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

下午，赵、胡又来了，在８号，将信和给莫律师的信交给了他们（按看守所的规定，我有与律师通信权，但必须经过办案人员审查转交，整理时注）。信中大意是说，虽然我对当局持强烈批判态度，但批评并非零和游戏，不是要将执政党成员除之而后快，不论怎么批评，最后批评双方还是得和平共处于一国之内。批评可通过反批评来解决，而不是所谓的法制。承诺如不起诉，可放弃申诉。他们仍然在索取，要我写思想汇报，写认识，说我的文字的矛头指向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根本。赵处长对人权的理解颇有意思：人权入宪与本案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国家其实一直讲人权。胡处长要我出去后的学习搞细一点，做具体的研究工作，研究一个具体领域。讨论中我主动讲了自我反省得到的一个结论，写大题材有点投机取巧，无须扎实的学问和仔细的研究。

赵对我的陈述中关于“右派”的一段有些看法，说，你把自己比作右派，现在，右派是正确的，那岂不是说，现在办你案子的都是坏蛋？他还说，现在台湾说大陆还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的媒体宣传我们像文革，你写的那些东西，起到了不好的宣传作用——这分明是政治工作者的语言。

临走，他们要我再想一想，从公民个人的角度，再想想，可以写出来，说自己的认识——没有明说，但很清楚，希望我低头认错。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７日

整５个月了！

对不申诉的承诺进行反省。从根本上讲，这个承诺是反自由反人权的，是纵容暴政，是在暴政面前忍辱负重，但这是极为无奈的选择，是一种权宜之举，也是一张画在纸上的烧饼，因为一旦当他们作出不起诉书认定我无罪时，再申诉也是无用的。刘荻的申诉已过去５个月，还没有结果就是证明。警方检察方是“团结”在一起的，是利益共同体。

检察院不可能为了我而在这种政治案件中开罪于公安局。检察院院长还得听命于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是常委，政法委书记，是检察院院长的顶头上司，何况，这案子孝感、湖北政法委也许根本作不了主。

新来的小蒋沉默寡言，假律师叫他做啥就做啥。假律师要他拖地时摆尾，让他为我洗东西——洗一次后我就推辞了，大声地呵斥他。假律师获得了成为权威的快感，这个权威是他自为的，可那个不幸的外乡人不知道假律师后面并没有我在撑腰，他们都在２９号待过，欺侮者与被欺侮者都是用的从２９号习染的潜规则，我估计他们极可能在２９号受过类似的“教育”。小蒋来之前虽然听李所长说过我这个号子很好，但大概被号子里的肃穆气氛镇住了，经常用眼角的余光对我察言观色。我知道他在受欺侮，可只顾着读书和操心自己的案子，这几天人少，对号子里的秩序基本撒手没管。我在假律师与他之间持居中态度，只把握着不让他受肉体虐待，保障他有菜和酱吃，其它的实在没心思去多帮忙，他们年龄相当，谁强谁弱，日子一长，定会自见分晓。

采取这种态度与从假律师身上得到的教训不无关系。此人一来就极力讨好于我，对我所信任的具体管事的纹身，开始也是唯命是从，造成纹身趁机狐假虎威，当我训斥过纹身两次后，假律师即不买纹身的帐了。纹身喊他调电视，他要把目光投向我，我不点头他即不动。现在假律师在代替我具体管事，如果我训他，势必也会造成他以后管不下去。

到头来，号子里每天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我又得像个小队队长那样样样事必躬亲。哪还有心情读书？

假律师和老张与我争论，假律师说他只拥护共产党，语气中不无讥讽。此人假话特别多，明明是好的，偏偏往坏处说，说时对着旁边的人眨眼做怪相，那神情，颇有以能出假招为自得之意。从这点看，我们之间是不同质的。

一涉及政治问题，两人见解与１９９０年代党校教育完全一个口径，我反而孤立。什么中国国情啦，什么换你来当国家主席也得这样干啦，什么不是美国的什么都好啦，什么没有绝对的自由啦，一派胡言，强辞夺理，想当然，都是舆论持续宣传的结果。二人思维已成定式，在接受过这种灌输后，可以断定他们再没有机会接受其它政治思想，要纠正这些歪理邪说，不从根子上一个一个辩析，几乎不可能让他们改变。由此可见，自由思想要在内地深入人心，是多么的困难。

１、给予我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这个范围就是，不能逾越中国传统文化能予以认同的那条界线。如果为了换得你们的谅解，为了争取尽快出去而不顾一切，其后果必定是，出狱后的我将为舆论所不容、不耻，我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我将面临的不再是仅仅５年的可能刑期，而是终生的必然刑期。这种徒刑虽然不囚禁身体，却可以完全冻结我的良心、荣誉和事业。我们受的是同源文化教育，只要你们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一下，是不难想象到的。这个局限不是我初设的，是传统文化和习俗为我设定的。如果你们处于我的境地，也会受到相同的束缚。

２、认罪与否已经不是关键。刘荻出去后又申诉，主张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当事人可能会受到责罚，处境尴尬。正是考虑到你们有这种顾虑，我承诺不起诉就不申诉，希望达成谅解。这种高度敏感的案子，你们办事的有办事的难处，如果因为你们同情我为我说话，而后来又因我而受到责罚，在道义上我等于是有负于帮过我的人，这是我所不忍的。有什么责任，由我一己承担。通过放弃申诉，回避认罪这个敏感问题，任由时间、舆论、历史去评述。这个案子是个历史事件，不可能不进入从某种角度书写的历史。我们现在都应妥善处理好自己，可以失败，但不能自取其辱。

３、思想上不能急转弯。不能在没有阅读基础、生活体验、老师指导之上随意宣称自己信仰什么、反对什么，不能朝秦暮楚，不能为了改善眼前处境，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不能在压力下以名誉自杀来脱困。在涉及利益时，我可以放弃许多，在说与不说之间可以选择沉默，如果事关荣誉，则必须四思而后行。我的行事为人，得遵奉这个民族共同认可的某些价值观，否则无藏身之地。

４、在现行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一个公民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质疑、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你们可以定性为错误。我的言论如果说损害到执政党权威，可以定性为莽撞出言不逊，但出发点，还是报效国家。

５、已退到底线，不可能再作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没有退路了。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８日

进入第六个月了。计算时间的基本单位已经由天改为月，下一步也许会升级为年，谁说得清呢？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政府，一个无法预期的宪法，一个根本就不理睬宪法的司法系统，一个任意曲解人权等可能妨碍专制的文明规则的极权。

继续读贡斯当。自从有了眼镜，有了想读的书，牢狱生活变得不是那么难熬了。也许，现在难敖的是她们母子，是老父亲。

案卷上交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后的结论必定有利于维护体制。不可能出现一个鼓励或间接鼓励向共产党挑战的结论，即使这样的结论才是合乎法治精神的，才是正义的，也不会出现。对这个体制，永远不要寄予太高的期待。

电视信号又坏了，两天没有人修，纹身有些急。

今天吃老张妹妹送来的绿豆丸子和鱼块。他应该快出去了。

吊气前几天来了起诉书，上面只有一件抢劫１２元钱的案子。吊气的事我知道的太多，承他信任，很多事跟我讲了。从我所知道的情况分析，他就不应该只这一个案子。我估计他父母在外面“做了工作”。很明显，这是在为伢们开脱罪责。因为，若是多次抢劫，起码是１０年，这个伢，现在估计判个半年。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

继续读贡斯当。

连续几年的阅读，到今天，才想通了一个问题：民主是必须的，重要的，却不是核心的。核心是自由。当代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坐在台上，这个当然要交由公众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谁坐位，都得受到监督。

年届不惑，终于悟到了这一层！从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邓小平，到读亚里士多德，卢梭，潘恩，洛克，孟德斯鸠，哈耶克，罗尔斯，萨托利，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里兰，再到贡斯当，现在终于找到这个限制公权。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

安全检查。门开处，一个武警兵突然从未完全打开的门后侧身挤进来。我还以为是像老钱那样犯了事送进来惩罚的，正奇怪他为何没带被褥。高个子王教导将那战士随手掩上的门拉开，说道，门不关！这才知道是突击检查。那个黑黑的矮个战士进来后，目光躲闪，并不与我们中的任何人对视，直奔后面风门，推了一下，没有推开，退回来站在站成一排的我们面前。一会，小姚出现在南边窗口。风门打开了，战士用温和的语气要我们都到风场里靠墙站好，搜身便开始了。搜完六个人的每一个衣袋，摸遍全身，连裤脚都要捏一整圈，要每个人脱下鞋袜让他看过，之后检查风场里的桶、盆。检查完这一切，才掩上风门，进到屋子里找开“冰箱”。面朝墙站在风场里时，心里暗暗担心这本日记的命运。那战士进来时来不及收藏好，日记被我随手丢在铺板上的座位后面，笔被我塞进了西服口袋，在搜身前裹进一叠报纸和袜子中间，捏在手心里，那个战士好像没有看见。大约５分钟后，还是那个战士，打开风门，让我们进屋里收拾。像以往一样，铺板上被褥垫絮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各人的衣包全被打开。我一眼看见装有这本日记的黑色塑料袋仍然安放在原处，赶紧打开，里面的东西并未见有被搜走的迹象，正看的书也在原处，看来，这个战士并未将书、笔作为违禁物品对待。

纹身感冒了，嗓子疼，鼻不通。早上内劳人员小周打门外路过，纹身就在门缝里喊，请他带信给余医生，被周拒绝。以前，我刚进来那阵，纹身总是跟号子里的大牛等人学样，称余医生为“兽医”。有一回，纹身脚上长鸡眼，脚疼得走路一跛一跛的，被余先生提到医疗室用手术刀弄了弄，又给点膏药擦，没两天那鸡眼消了。他说，这个医生还不错呢！知道余医生有两下子，从此号子里就不再有谁称他“兽医”。安全检查后不一会，余医生面带微笑地出现地南面窗户上。纹身赶紧仰起头来向上面报告：“报告余医生！我感冒了！”余医生居高临下，勾身看我们，用调侃的语气笑着问道：“哪儿不舒服？”纹身仰面回答：“鼻子不通。”余医生笑答：“鼻子不通，用个东西捅一捅不就通了？”纹身不懂幽默，“请余医生弄点药吃，谢谢您了！”余医生再没有答话，消失在窗户后面。纹身怀着希望等待，却怎么也不见药来。一个人靠到铺尾的墙上，无声地生闷气。

这余医生据说脾气很大，他只要值班，无论清早还是中午，都要在走廊里大喝一声：“起床！”连个“了”字都不加，语气格外短促有力。有两次听到外面民警间吵架，像硬是要打起来的样子，两次都有余医生的大嗓门，还伴随“蓬蓬”的拍桌子声。余医生平时对我却相当不错，和我说话时，和颜悦色。有一天中午，他特地叫外劳人员给我送来一碗饭，上面有很多肉和炒菜。上个星期，我提出请他帮忙量量血压，看看屁股疼痛是咋回事，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在医务室里，做完检查后他说，今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只是这里条件有限。但是这医生对别的在押人员一般就没那么客气了。我记得大牛讲过这么一件事，大牛卵子（精囊）烂了，流水（不爱卫生的人坐牢长了都这样，我估计是不讲卫生加上维生素不足的后果），几次向余医生报告，想要点药。这位余医生笑着回答：你卵子烂了，关我什么事？大牛为之气结。大牛忧心阴部的病，心烦，就摇头晃脑地念“行为守则”第１９条，故意把“有病要及时向管教民警或医生报告”念成：“有病不要及时向管教民警或医生报告”，把“要向”改作“不要向”，以发泄内心不满。

到４月２０日，检察院的一个半月时间用完，下一步如何走，又会出现一个变化。离这一天还有２１天。

向吊气大发一次火。这个伢，每天上午嘴里便唠叨个不停，影响读书，屡次提醒都无效果。

下午，正洗屁股。听到大门开了，喊我。胡处长在８号。这位胡处长，是孝感市检察院起诉处的副处长，叫胡建英。大约３０岁出头，长相和身材都不错，特别是有一双又大又亮的明眸，有两次衣服穿得非常得体时，感觉相当漂亮，配上周身流露出的那种有一定身份和知识的白领女性特有的矜持，让人心仪。我还记得莫律师第一次来的前两天，在看守所那排平房拐角处的水衫树下，她穿一件粉红上衣，站在赵处长旁边跟我话别。赵亮双手插在裤袋里，保持着一副官派，但态度友好，胡神色间有点怯怯的，像个拿不定主意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又像个非常关心我的女同事似的向我叮嘱道：“有什么事，可以随便找我们，跟我们讲”。记得第一次提审时，我感觉她对我、对自由主义都是有成见的。她的一句话很能说明这点。不知我哪句话引发她的反感，她反驳道：“那依你的说法，干脆不要法律好了，都自由。”但当我耐心解释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之后，她再没有反驳。这让我感到可以沟通。我们毕竟年龄相当，受过同源教育，我自信当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时，通过沟通，她应该有相同认识。每次与她接触，从她的体态语言中，我都读到了迫不得已和例行公事的潜意识。她对我的眼神不是那种不以为然或者谴责，而是对等的、平和的、可以沟通并且认为我是值得沟通的。大牛听说主办我这个政治案件的检察官是个相当美丽的女子后，说，你要小心！秘密警察为了完成任务，女的陪你睡都可以。但我从这位胡处长身上体会到的，却没有阴谋，更多的是理解和尊重。应该说，派这样一位女性跟我打交道，如果是秘密警察刻意安排的，那倒是真真捏准了我的软肋。我有贾宝玉情结，对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女人，总是率先进入感情交流层次，不能做到针尖对麦芒地坚守真理。

胡处长拿来了我前天交给她的那封信，让我改正一下日期。然后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

当我笑说是命题作文时，她却说不是的。说时歪歪头，并不与我对视。她说了几点要求，让我记一记。看情形，一定是前天承诺不申诉起了作用。这个环节出去的可能性增大了。但这篇命题作文如何写？可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它将写入我的历史。说不定立即就可能被公开。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

写作《反思与打算》。审慎地防范他们以我之矛攻支援我者之盾。他们有可能不是等这个东西放我，倒是要用它去打压声援我的舆论。弄不好还可能在我与律师之间造成误会。昨天关于不申诉的承诺太草率了。

胡处长昨天讲，反正你说过，抓你不能算抓错。可能这话导致了误解。在《反思与打算》的开头，特意澄清这个问题：我是讲过抓我不能算错，但我从没讲过抓我抓对了。我讲不能算抓错是针对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刑法１０５条第二款没有一个有司法效力的法律解释，这导致理解歧义。我这话是针对对刑法条文理解上可能出现分歧讲的。

如果执法机关对这个法条做另一种理解，我不具备判断对错的权威，这也等于是说，你们也不具备判定我的理解对错的权威，作为法庭上对等的另一造，我对法律的理解与执法机关应当具有平等的主张权利，除非有具备法律解释权的机关作出解释，否则大家怎么理解都可以，也都不能以单方面的解释强加给对方。如果他们的智力能够理解我的话，应该不难读出，我此话的本意是疑罪从无。

阅读《自由秩序原理》。过瘾！但贡斯当并未及时巩固，还待回头再复习。

昨夜对出去的乐观导致上午一字未读。毫无把握的乐观。眼前关键的还是把握住时间阅读，这是唯一可靠的。

昨天夏春蓉送菜、药和文玉的信来。炒牛肉，吃到今天，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