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团队”
6. 圣王的王国
毛泽东在夺得天下之后,一直到其去世,都是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图腾。在后来人看来,他生命最后一程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是一场不可思议的闹剧,在当时却几乎所有的人都深度进入角色、为之痴狂:
“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化大革命,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11】
毛泽东在去世前几个月,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时向身边群臣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结果来看,两件事似乎很难相提并论 – 前者是帝王霸业,后者是无果而终的一场闹剧。那如何理解毛对后者如此的看重呢?
利夫顿对此的解释是:毛最看重并愿意尽平生之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是“革命之不朽”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1960年代初,毛感到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 – 他的革命大业 – 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对他而言,有比自己的肉体的死亡更可怕的威胁,那就是他的革命事业的死亡:
“毛主义者经常列举革命事业正在遭遇的各种威胁,包括‘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小资产阶级残余’,和‘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必须防备的可能葬送革命 – 或通过暴力、或通过狡猾伪装的方式 – 的终极敌人,但这个威胁是外在的、容易发现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残余则加倍危险,因为它们的毒素在人们的心中,很难发现,所以要对它们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和清洗。但是近来出现的最大的威胁是现代修正主义,因为它既是一个外在威胁 - 来自从原来的朋友变成敌人的苏联,又是一个内在威胁 - 来自一些曾经走过革命道路而后来思想蜕化变质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比其它的敌人对革命事业的威胁严重得多、也迫切得多。”【8】
当他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时,他反击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的紧迫感就更为强烈。
广而言之,自封的圣是速朽的肉身,那么在自己的身体消灭之后,自己的伟大事业还能否继续?这是每个自封为圣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自己亲手缔造的大业在自己身后被轻易摧垮,这就等于自己一生的奋斗一钱不值,这对于这些无比自负者将是多么残酷。
毛找到的对付这个敌人的办法可以从他看重的一个称号中有一些了解:
“1967年12月底,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起草的1968年元旦社论时,要求把‘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划掉,但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回答:‘那就留下一个吧’、‘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于是,1968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2】
毛在晚年被冠以人世间各种最伟大的称号,但他自己唯独最喜欢“导师”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极为看重自己改造中国人思想的能力。有能力改造大众思想的导师就是教主。他希望年轻人能接过自己的革命火炬奋力向前。他为他的伟大运动取的“文化大革命”的名字当然不是随便抓来的。他想要的那个中国只有通过文化层面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毛的敌人 – ‘现代修正主义’ – 就是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官僚体制。在他看来,这个官僚体制正在腐蚀、最终可能葬送他的丰功伟业。王朝自掘坟墓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而在邻居苏联,相似的一幕正在他的眼前上演。
毛的“造反有理”的呼召得到大众狂热响应的两个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毛的至圣地位给了他发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感召力。同样的呼召,如果从别人的嘴里说出,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回响。其次,共产党官僚体制的威风和特权早已让年轻人和下层大众不满。
于是,毛与他的人民一拍即合,他的呼召将社会中积累的怒气尽数释放出来。年轻人和普通大众被赋予了对社会上把持各种权力者加以清算和羞辱的权力,这让他们无比激动。对官僚的批斗、大字报、互相之间的武斗都是他们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利夫顿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底层大众的一次痛快解气的暴动。它是对我曾经讨论过的‘伪抚养’ – 弱者要对强者俯首帖耳才能得以生存、内心却对此无比憎恨的‘抚养’方式 – 的暴力反抗。”【8】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权力斗争的需要。杨继绳对此的反驳是,以毛至高无上的地位,扳倒其政敌易如反掌,不需要大炮打蚊子。他认为毛的根本动机是其“政治目标”:“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11】
那么,毛的“政治目标”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它就是他的“革命之不朽”之所寄托处,是他在自己的肉体消灭之后将永远鲜活存在的那个灵魂。失去权力固然使他焦虑,但他的焦虑不仅是他的小我被威胁的焦虑,更是他的大我被威胁的焦虑。英雄烈士不怕死,是因为还有比肉体的死亡更让他恐惧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事业的死亡。毛泽东也是如此。让他接受一生理想的破灭要比接受自己肉体的死亡痛苦得多。这从毛对“二月逆流”事件的反应可见一斑: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当天早些时候政治局会议上与陈毅等人的辩论)。开始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但当张春桥汇报说:‘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时,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显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是晚年毛泽东最为忌讳的话题之一。”【7】
这里的“焚尸扬灰”自然不是小我的被焚尸扬灰,而是大我的被焚尸扬灰。毛早已接受了小我将不久于人世的现实,但绝不能接受那个大我也将不久于人世。
人为小我的斗争让自己疲惫,为大我的斗争让自己振奋。这从他那段时期的富于战斗激情的诗词可以看出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59)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963)
那个时期的毛虽然身体已经垂垂老矣,其诗词、文章和讲话中却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如果只是为了小我的求生欲、为了权力本身,他的诗文不太可能是这样的格调。
毛自认为平生成就的两件大事 – 夺取政权和发动文革 – 一件是建立伟大的事业,另一件是让这伟大的事业万代不朽相传。两件事的意义对他同等重要,两件事也都是自己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所以它们当然完全平起平坐。
毛泽东的大我如此之大,他坚信自己的理想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理想,而他有权力决定将他们的生命作为赌注去实现这个理想:
“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7】
这里毛对他的党员的生命的态度的确可以用割了一茬又长起来一茬的“韭菜”来形容。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13】
“毛毫不怀疑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是所有统治者之中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皇帝 – 他统一了中国、改变了中国,将中国回归当初的辉煌。他从未跟我提起过现代化这个词。他不是个现代人。……他自己的伟大是与中国的伟大不可分割的。他就是中国;他对所有可能挑战他的地位或想法与他不同的人都有疑心。他打击对手时毫不留情。他的子民的生命一钱不值。
“1954年十月,我听说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中,毛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而他准备好了中国牺牲上千万人来打赢这场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原子弹不可怕,’毛对尼赫鲁说,‘中国人很多,不可能把他们都炸死。如果有人敢扔原子弹,我也敢。死一千万到两千万人不可怕。’尼赫鲁听得惊愕不已。
“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个演讲中,他说,即使中国死一半人,这损失并不算大。我们可以生出更多的人。”
李洪林在评价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说:【14】
“历来新统治者上台,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办法一是侧重立德,一是侧重立威。立德使人拥护,立威使人害怕。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属于专制主义,但除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外,儒家都提倡‘不嗜杀人’,‘尚德慎刑’。‘镇压反革命’当然属于立威,把杀人作为一种运动,甚至给下面规定指标,而且以杀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个人。”
这些生命就是毛的革命大赌盘上随时准备甩出的一些筹码。虽然他的这些想法可能让印度的尼赫鲁和苏联的赫鲁晓夫惊掉了下巴,这样的价值观在当时的中国并不算惊世骇俗。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有数十万中国士兵战死、冻死,但是打出了国威,所以是值得的。这是毛泽东的圣位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不可动摇的原因。
大众把一个人捧为圣,然后圣将所有人的命运都绑在他一个人的意愿里。这是崇圣文化的宿命。
7. 造圣文化的现在与未来
在中国历史上,能历久弥新的圣人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的圣都随着其肉体的消灭而渐渐为人所遗忘或唾弃。但是,江山代有圣人出,崇圣体系本身在中国历久弥新。
为什么崇圣体系在中国能如此长久存在?这里可以讨论胡适在文章《名教》中对中国人的一个思维习惯的观察:【15】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有些人听了很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听了要做愁眉苦脸,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是要堕落的。
“于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恼的也不必懊恼了。因为我们新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信仰名的万能。’……
“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
中国人的这个思维习惯是:遇到一个人、一个事物、一个思想体系时,只满足于知其名。知其名,就知道了如何对付它,关于它的所有问题便告解决。名字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地位、身份、一个简单而没有内在矛盾的意义;这个名字的地位、身份和意义是由“圣团队”所赐予。将某人冠以圣之名,就建立了他的不可侵犯、不可置疑的崇高地位。将某人冠以“右派”、“地主”、“汉奸”、“反华”之名,他就是人人可以得而唾骂之。所以中国人是“圣团队”不断创造的各种名词和口号的收藏夹,而没有考察这些名字之下的实际内容的好奇心。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给出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名教崇拜的例子。在当代,名教崇拜仍然大大盛行。如“祖国统一大业” 是具有崇高地位的名词 – 或许可称为“圣名词” – 任何对它有微词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台独、港独、走狗。广而言之,“中国”及与之相关的所有话语都可以归为圣名词一类。中国政府的“清零” 政策对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多数中国人而言就意味着中国比之世界其它国家的制度优势。
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人对世界的认知就只是一堆砖石,而不是一个具有坚固内在结构的建筑,他也就无法获得独立行动力。所以人需要一个外在的地基和结构来托起这堆砖石,给他们以判断力和行动力。握有权柄者的造圣运动之所以能不断成功,是因为圣满足了大众的认知和行为的需要:圣可以代替他们思考、带领他们行动。一个时代的认知越幼稚,需要的圣就越大、越多。文革是个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时代,也是个“圣人” – 各种英雄、模范、道德楷模 – 和圣名词辈出的时代。当代中国各种功法和教派的领袖在其广大信徒中都具备圣的地位。许多老年人不假思索地相信各路大师、网络名人、上门诚恳推销者的话;他们的每日生活就是欢欢喜喜地被各路的圣牵着鼻子走。在虚拟世界里,金庸笔下的武功盖世、心地仁厚的大侠是成千上万读者心中的圣。
中国的崇圣体系之所以能从周朝到现在的三千年间坚如磐石,这种“信仰名的万能”的思维方式当是重要原因。
一些崇尚民主自由精神和普世价值的人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一个例子是林昭被一些人称为圣女。被封圣就意味着:
(1)她与普通人的距离被拉开,其行为和思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榜样,不再有商讨的空间。
(2)她信奉的理念和追求的事业被涂上一层厚厚的道德色彩,被简化为一个符号。迫害她的那个体制也被简化为一个符号。后人从这两个符号中得到的除了对前一个符号的膜拜和对后一个符号的仇恨之外再无更多的思考和进益。
(3)她信奉的理念不再只是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了社会中一大群人、甚至代表了全体中国人。
(4)她成了一面飘扬在高处的大旗,而普通人只是蜂拥于其下的一些工蚁,他们很难想得起自己也有与她一样的个人责任和行动力。
对林昭的历史地位的一种更恰当的评价,可能也是林昭本人希望看到的后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许是:她的行为是出于其个人价值观、是其个人的自由选择、也自己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她求仁得仁,死得其所。考察“圣女”符号之下的内容,不难发现她做的那些事的其中至少一部分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
另一个例子是流亡异议人士郑义对刘宾雁的描述:【16】
“在刘宾雁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谈了这种感觉:‘……虽然我们没有仪仗队、礼炮和宏大的宫殿,但就其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所激发出来如此强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国精神史上的地位,这可能是一次国丧,一次世纪之丧。’从那天算起,又是八年过去,进一步加深的认知是:那不仅是一次国丧,更是一次正式的祝圣礼。”
8. 结语
中国有深厚无比的造圣和崇圣文化的传统。在当代,仍然不断有各种老的圣被大众遗忘、唾弃、“焚尸扬灰”,也不断有新的圣被造出来、供大众顶礼膜拜。这种文化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名教” – 信仰“名”的万能的宗教。穿过名的表面现象看到实的认知过程需要浓厚的好奇心和艰苦的独立思考,而大众的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早已在其成长过程中被社会泯灭。
中国当代最大的圣非毛泽东莫属。毛的成圣之路是世俗权力与道德权力共同运作的经典之作。产生下一个“毛圣”的土壤在当代中国仍然肥沃。
对于个人来说,有意义的事或许是:认识到自己便是这个深厚传统的产物、从各种名的表面之下寻找出一些实、在某种程度上阻断这个传统从自己这里继续向下传播的路径。
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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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5003.html
- 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56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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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http://m.aisixiang.com/data/106075.html
- Lifton, R. J. (利夫顿),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andom House, 1968. Pages 20, 59, 6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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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颜,“从太平天国的兴亡看宗教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角色”,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92262
-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天地图书,2016年。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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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Z. (李志绥),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Random House, 1994. Pages 124-125
- 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hong-li-hong-lin-bai-nian-dao-lu-hua-cang-sang-yi
- 胡适,“名教”,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802.html
- 郑义,“愈远愈亮的星辰- -《刘宾雁时代》导读”,http://hx.cnd.org/2018/12/12/%E9%83%91%E4%B9%89%EF%BC%9A%E6%84%88%E8%BF%9C%E6%84%88%E4%BA%AE%E7%9A%84%E6%98%9F%E8%BE%B0-%E3%80%8A%E5%88%98%E5%AE%BE%E9%9B%81%E6%97%B6%E4%BB%A3%E3%80%8B%E5%AF%BC%E8%AF%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