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们下放到兰岭不久，中共当局自己也发现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时鼓吹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反而成了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人民公社太大不便管理，大概在我们下放三四个月后，兰岭大队所在的石塘公社就被划分为石塘、东塘、六塘三个公社。我们所在的兰岭大队被划归六塘公社。
1969年的端午节，我和师范学院历史系下放在六塘公社茶木大队的“反动学生”袁立强约定，一起去拜访下放回老家汨罗市楚塘公社双水大队务农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反动学生李德风，并去位于他家旁边汨罗江畔的屈子祠凭吊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原老夫子。
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袁立强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准备第二天一清早便一起出发。事前我已从兰岭伍队队长兰浩阳那里打听到从兰岭到李德风家的路线。因兰队长在“解放”前是学做道士的，以前跟他的师父经常在湘阴东乡、河家塘(现在的屈原农场)、汨罗县西南部一带为民众祈福、驱鬼、招魂、做道场(办丧事)，所以对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他告诉我：从兰岭出发先经过本公社的联盟大队、雷公坝、河家塘再到楊家墩，双水大队就在楊家墩下面，你到了河家塘往东望，远远地就可以看到矗立在汨罗江畔的杨家墩，你朝着那个方向走就不会错；你回来的时候只要过了雷公坝，你远远地就会看到兰岭山上的树木(兰岭是那一带丘陵中最高的一座山丘)，你朝着这个方向走就不会走错。
端午节那天一早起来，我和袁立强吃完早饭就出发，孫治国因身体不太好没有去。我们沿兰队长提供的路线边走边问，很顺利地经过了雷公坝来到了河家塘。
河家塘原系汨罗江畔的一个水陆码头，曾经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解放”后中共当局对汨罗江进行截湾改道，汨罗江改直后已远离河家塘。经过1956年公私合营对私人工商业的打击，再加上河家塘于1958年划入国营屈原农场范围，镇上的居民都转为农场的工人，河家塘和大多数中国那些曾经繁华的小市镇一样逐渐走向破败衰亡，到我们经过时，仅剩下了一条只有一两家商店、一家供销社、一个邮电所的破旧不堪的小街。不过从小街旁汨罗江的老河道边(汨罗江改道后河家塘旁边这一段江面便成了一个两端封闭的牛轭湖，已不能通舟船)残存的一排用花岗岩砌成的码头台阶，和小街上残存的已经废弃了的商业舖面上，还令人依稀可以想象出当年河家塘江面舟楫往来，街上商务繁忙的景象。
快到河家塘就能看到一坦平洋的原野的远处，矗立在平地之上的、林木葱郁的杨家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行进，于中午时分来到楊家墩旁汨罗江边的楚塘渡口，坐四分钱一位的渡船，渡过汨罗江，登岸一问双水大队某队的李德风，那里的人都说：那个大学生啊！知道！知道！便把李家的位置告诉我们。原来那时农村唸书的人不多，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旦哪家出了一位大学生，便成了轰动邻里的大新闻，所以李德风这位大学生尽管已回乡务农，仍然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我们依乡民的指点，很快就找到了距楚塘渡口不远的李德风家。因来前已写信告诉他，他知道我们会来，我们大约在12点半钟左右到他家，他的父母早已把过端午节的饭菜准备好了，粽子、鹹鸭蛋、雄黄酒这三样端午节必备的食品一样都不少，还有猪肉、自家养的鸡、鸡蛋和各种自种的小菜，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算是一顿十分丰盛的午餐了，由此也可见李德风一家的热情好客和对我们的真情厚意。
李德风的大姐早年唸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他姐夫在部队是一位连级军官，他姐姐一家家境较好，时常寄钱给她的父母，所以李家的家境比一般社员要好得多。
午饭后，李德风带我们去“屈子祠”游览，我们先经过横跨在一条小溪上的一座花岗岩砌的小石桥，李德风向我们介绍说：这条小溪是当年屈原流放在这里时洗濯帽缨的地方，所以这座桥叫做“濯缨桥”，过了桥，沿红土小路往楊家墩上走，不久就见小路右侧有一座花岗岩砌的台基，他说：这里原来有个亭子，叫做望爷台，现在亭子被毁了，只剩下这座亭子的台基了。相传屈原当年流放于此时，每天早上早饭后只身前往杨家墩下汨罗江畔的荒野上游荡、徘徊，每当夕阳西下之时，他的女儿女媭便会登上此台举目远眺，盼望屈原的归来。
屈原投江后，女媭站在望爷台上一直举目远眺数天，直至屈原的遗体被附近的村民打捞上来，才精疲力竭地从望爷台上下来。离开望爷台，继续往上走，又到了一处较大的六角形的花岗岩台基，李德风说：这就是“独醒亭”的遗址，亭名来自屈原的名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听到李德风的介绍不免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现在的处境与两千多年前这位忧国忧民的屈老夫子何其相似啊！此时我们已来到屈子祠前，我们见沿路林木葱笼，杨家敦上更是古木参天，便问李德风：为何湘阴、汨罗一带经1958年前后的浩劫，各地林木多已砍伐殆尽，而屈子祠所在地的楊家墩的林木仍保存完好？李说：这是因为屈原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如神明，即使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都不敢去动杨家墩上的一草一木，就是现在村民家里普遍缺少柴火，也没有哪一家会去打杨家墩上一草一木的主意，这样才使得屈子祠周围的林木至今仍保存完好。此时李德风把手指向独醒亭东北方向的一座老式建筑，说：这就是“屈子祠”，我们见这幢建筑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汨罗县楚塘人民公社》的招牌。原来“屈子祠”在“破四旧”的时候已被“红卫兵”们彻底摧毁，祠内所有与屈原有关的历史遗跡、文物悉数被摧毁殆尽，就连镶嵌在墙上的历代文人墨客来此凭吊屈原留下石刻碑文，和历代地方官员们在重修“屈子祠”时留下的石刻碑文都被用石灰抹平，使人茫然不知曾有这些宝贵的碑刻存在。
当时这里因遗存的房舍较多，被楚塘公社作为公社办公的场所，我们进去后看到的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古式建筑，大门和前后两进之间的两个矩形天井里，各有两个大花壇，每个花壇上都种有一棵直经三四十厘米粗的高大桂花树，整个祠内看不到一点与屈原有关的东西，令人产生一种仿佛置身于一座以前大户人家的普通中国老式宅院之中的感觉。
我对李德风说：如果不是听你讲解，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察觉到这就是人们修建的用来纪念屈原的“屈子祠”。据李德风说：这座“屈子祠”是清代重修的，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不幸毁于“文革”。据李德风介绍：杨家墩并不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它只是屈原浪迹汨罗江畔时的居所，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杨家墩下游三十里的沉沙港，屈原就是在沉沙港怀沙沉江自尽的。相传屈原沉江后因怨气太大，尸体在汨罗江中逆行三十里，才在杨家墩下的汨罗江中浮出水面，才被村民们打捞上来，这已是屈原投江后几天的事了，在屈原被打捞上来之前这段日子里，村民们每天划着小木船在汨罗江上游弋，打捞屈原的尸体，这就是在屈原投江的农历五月初五午端午节龙舟竟渡的由来。而村民们为防止汨罗江里的鱼鳖吃掉屈原的尸体，村民们在划着小木船在江上游弋打捞屈原的尸体时，还不断把用寮叶包着的煮熟的糯米往水中抛撒，这就是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屈原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之后，屈原的一侧脸已被鱼吃掉了，村民们趕紧用黄金把这一侧脸补好，此时传来消息：秦兵已快打到湘阴、汨罗地区，为防止秦兵搶夺屈原的遗体，屈原的女儿女媭用围腰兜泥土，连夜与村民一起将屈原的遗体安葬，为防止秦军掘墓，又修建了十二座疑塚，女媭和村民们的壮举感动了天神，在天神们的帮助之下，一夜之间建起了十二座有小山包那么大的十二座疑塚，至今火车经过京广线上的范家园车站时，乘客们还能从西边的车窗外看到错落有致的十二座大小、高矮一致的小山包，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二疑塚。此时我忽然记起高中语文課本上屈原所写的《国殤》这篇文章所附的一張屈原投江的插图里面的一幅对联：“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我问李德风：被毀前的屈子祠里面有没有这幅对联？李德风说：有哇！以前在屈子祠里屈原的塑像两侧的立柱上挂的就是这幅对联。我说这幅对联是屈原人品和精神风貌最真实最简洁的写照。
那个时候端午节已被当做“四旧”破掉了，以前端午节汨罗江上百舸争先，两岸观众如云的盛况早已不见了踪影，民间喝雄黄酒、吃粽子、吃碱鸭蛋，佩戴用中草药香料制作的“香牌”[註：]的习俗也已在极度的贫困和中共当局的压力之下渐趋消亡。只是李德风的父亲读过老书，又在外工作过好几十年，李德风又是学中文的，而他家因常得到他大姐的经济支持，又有能力准备一些粽子、鹹鸭蛋、雄黄酒……之类的食品，他家大门两旁一边挂了艾叶，一边挂了菖蒲，所以还有一点过端午节的氛围。
我们从屈子祠回到李家后，便一起来到他家旁边不远处的汨罗江畔，脱掉衣服跳到江里畅游一番，以寄托我们对屈老夫子的凭吊和伤感之情，那天的汨罗江水“清且涟漪”，正是游泳的好时机。我们尽兴在江里游来游去忘掉了时间，直至傍晚李父来到江边叫我们去吃晚饭才登岸。
晚饭后与李家人一起聊天喝茶，李德风说：让你们尝尝安化擂茶的风味，原来李父早年上过私塾，又到长沙唸过中学，毕业后参加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后，分配到安化县财政局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一名科长，并在安化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解放”后李父回乡务农，所以李母会制作安化擂茶。擂茶是先把茶叶、花生米、芝麻、黄豆、生薑和少量盐一起放在一个陶制的擂钵里，再用一根约三厘米粗的两头园的木棍用力擂动钵内的茶料，使茶料磨碎成半糊状的东西，然后用刚烧开的滾水把擂钵内的茶料冲洗到一个大茶缸中，再倒到小茶杯内供人们飲用。这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脂肪的悬浊液状态的饮料，喝起来香香的略带鹹味，倒是吃不出多少茶的味道，据说如果擂茶冲好后，再加入白糖味道更好，可惜那时白糖是普通人买不到的。
由于李家“解放”前已家道中落，所以李父回乡务农后，土改时划为破产地主，并没有戴上“四类份子”的帽子，而他们队上又是李氏族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李父又被族人视为知书达理，又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而备受族人尊敬，因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吃过多少苦头，而李德风又是李氏家族中绝无仅有的大学生，由于他划为“反动学生”的档案又未转到县里，社员们并不知道李德凤被划为“反动学生”一事，所以李德风下放回家务农后，便有不少亲友前来为他介绍对象，到我们去时，他已娶了一位叫彭世莲的裁缝为妻，裁缝在那个时代在农村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职业，不用日晒雨淋、不用出农业工，每天在社员家做衣服除了鱼肉招待之外，还有一元二角钱的工资，这份工资虽不能全部归自己所有(大部份工资都要上交生产队购买工分)，但每天多少还能留下几角钱归自家享用，这也是李家生活较一般社员好的原因之一。我和袁立强直到次日早饭后才沿来路返回各自的生产队。
1969年“双搶”之后不久，湘阴县要招开“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六塘公社五位“知青”代表之一，因为我们的档案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并未转到湘阴县，所以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不知道我们是“反动学生”，兰岭大队的周佑清书记见我会于农活，劳动积极、从不偷懒，而且又会背诵“老三篇”(因那时外出，路上随时都会遇到学生、社员拦在路上，要你背诵“老三篇”的段落，背不出的不准通过，要呆在路旁反复诵读，直到能背诵出这个段落才放行让你通过。我为了外出方便，也只好把“老三篇”背得烂熟)，所以到公社力主我当知青代表，结果我成了六塘公社五位知青代表之一，到湘阴县参加了“湘阴县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散会后，还应其他四位女知青代表之邀一起与她们合影留念。
到9月份从公社传来消息有厂矿单位要到农村来，从表现好的“知青”中招收一批人去工作，那时下放农村的知青又年轻、又没有受过苦、又不会农活，出一天工挣不到多少工分，因而大都出工不积极，有的还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不像我们经历了西洞庭农场三年多的艰苦历练，所以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由于早已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所以都被认为是表现好的。后来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很高兴地来通知我说：你已经被公社推荐到“汨罗纺织印染厂”去当工人，这下好了，终于丢掉了锄头把，成为工人阶级，去吃国家粮、拿工资了。。我早就听说大队已向公社推荐我，我已成为被招工的对象，我就有所考虑，我想：现在的情况表明我们这些下放到湘阴县的“反动学生”的档案，不知是何种原因，尚未转到湘阴县来，所以我们仍被当作一般“知青”对待，如果被招工，那么，招工单位必定要去学校调取我们的档案，以那时的政治环境，绝对不会有哪个单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招收一名“反动学生”成为它的员工的，哪怕这个“反动学生”的成绩怎再么好，也没有哪个单位的招工人员敢冒这种足以使这位招工人员家破人亡的风險，把一个“反动学生”招到他们单位去。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去应招，不仅招不成工，而且还会弄巧成拙，让我们原本当地人不知道的“反动学生”身份，弄得“众所周知”。所以我冷冷地回应道：我不去。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张大嘴、露出够难以置信的表情(被招工去吃国家粮、又有工资、工作又轻松、又不日晒雨淋，这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异口同声地问道：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另外我跟孫治国一起下放来这里，他身体又不好，我一个人先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有点不够义气。
他们说：小陈，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呀！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下一个店了，你走了，小孫我们也会继续关照他的，另外你去工作也是党和政府的需要嘛。我说：我已经考虑好了，请把这次招工的机会让给别的知青吧！这件事令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认为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轮到他的头上他居然推掉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得出的一致意见就是：小陈这个人脑子有毛病，是个“杏子”(当地方言，就是傻子的意思，这个杏字仅是与这个方言的音相同，究竟是个什么字我至今也没有查到)。从此我在队上的称呼就由“小陈”改为“陈杏子”或简称为“陈杏”，孫治国也“沾光”塘被称为“孫杏子”、“孫杏”。
我在我被招工的同时，下放到六塘公社茶木大队的袁立强也被推荐“招工”到“岳阳化工总厂”，他兴高彩烈地跑来告诉我们，我和孫治国把我们分析的利害关系告诉他，叫他千万不可去应招。结果，他不听劝阻，坚持要去应招，到公社招工单位的干部那里填了招工表，十多天后被告知“政审”[註：]未通过，望继续安心在农村劳动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和孫治国知道后，都说：“杏子”这个封号封给袁某倒是实至名归，然而茶木大队的社员们却未将这一封号理所当地封给袁同学。
从此之后，公社知道了袁某的大致底细，就是在学校犯过“政治错误”，不过由于我们的档案仍未转到湘阴县来，所以袁某的详情公社还是不知道，但公社从袁某招工“政审”未通过，不难联想到其他下放的大学生可能政治上是不是也有问题？从此公社对我们这些下放的大学生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0夏天全国又刮起了一阵全民大搞“赤霉素”(按照中共当局什么都保宻、什么都喜欢使用代号的传统，赤霉素被中共当局称之为“九二0”)的群众运动，据当时中共当局的报纸、广播、大小会议的报告称：“赤霉素”可以改善农作物的品质，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可使家禽多产蛋，可使家畜生长速度加快……。总之“赤霉素”被中共当局吹嘘成了在农业上、在畜牧业上无所不能的“神奇物质”，就和我在湖南制药厂实习时，中共当局把超声波吹嘘成科学技术上无所不能的“神器”几乎一模一样。
那年夏天大队周书记通知我到县“九二0”办公室去报到，参加县里办的“赤霉素生产应用学习班”，学习三天“赤霉素”的生产应用技术。学习班上有人大肆吹嘘了一番“赤霉素”在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上的“神奇”功效，介绍了“赤霉素”的生产应用方法，并发给了一些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编印的有关“赤霉素”生产应用方面的资料。
我回到兰岭后，兰岭大队就要我筹办一个生产“九二０”的小厂，并要我选两个人做我的助手，我说助手必须要读过书的，如有初中生最好，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高中生，结果兰岭三队的小戴和九队的黎中和二人便成了我的助手，又在六队腾出了两间土砖房作厂房。我按资料的要求在县城买了两百个广口瓶作赤霉菌培养瓶、封瓶口的厚牛皮纸、封闭门窗用的厚塑料薄膜、试管、PH试纸、新洁而灭消毒剂、扎瓶口的细麻线，又自已制作了几个接菌种用的小工具，在粮站买了米糠和麦麸作赤霉菌的培养基，在一个房间里打了一个大灶，放上一口大铁锅，锅上再放上一个大木甑作消毒工具，又把所有的门窗都用厚薄膜封死(以阻止外面的细菌进入消毒房内)。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到县城买了几支装在试管里的赤霉菌菌种，然后把米糠和麦麸按资料上的比例混合加上水和均，再把和好的培养基装到广口瓶内(装到三分之二的位置)在瓶口上盖上两层厚牛皮纸，再用麻线把瓶口扎紧，再码放到甑内，烧火蒸四个小时以消毒杀除培养基里面的杂菌，在蒸培养基的同时，把新洁而灭杀菌剂稀释成千分之一的浓度后，放在一个新的农用喷雾器内，往房间的墙壁门窗和所有物物品上和空间喷，以进行彻底的消毒，在室内的人身上也喷新洁而灭消毒。四小时后停火，我们封闭好门窗后，回家睡觉休息以等待甑内已消毒灭菌的、盛在玻璃瓶内的培养基自然冷却。第二天人先在室外全身消毒，然后在一边往门上不断喷新洁而灭的情况之下才进入室内，先把装有菌种的试管封口打开，用煮沸消过毒的冷开水稀释搅均后，用接种小勺往盛有培养基的广口瓶内接入赤霉菌菌种，搅匀再用双层牛皮纸封口，用麻线扎紧瓶口，码放在长桌上，让赤霉菌在无其他杂菌干挠的情况下，在培养基里生长繁殖，几天后白色的绒毛状的赤霉菌丝便充满了广口瓶内时，便到了收获赤霉素的时候了。此时再把长满赤霉菌的广口瓶放入甑内用猛火蒸一小时，以杀死赤霉菌，而赤霉菌生长过程中分泌出来的赤霉素就保存在培养基内，把培养基晒干便得含有赤霉素的成品。
我按规则取样后，拿到长沙的省化工研究所去化验，结果赤霉素含量达到1200国际单位/克，比湘阴县其他地方生产的含量都要高，公社把化验结果拿到县“九二0”办公室去，那里的人一见大喜，连忙要六塘公社和兰岭大队全力支持，一定要生产出含量更高的“九二0”产品，并说国内已经有单位生产出含6000国际单位/克的“九二0”产品。
后来我利用到长沙化验赤霉素产品含量的机会，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是湖南最大的书店)查找有关“九二0”生产的最新资料，知道要提高“九二0”产品中赤霉素的含量，必须提高培养基的营养成份，已有报道用高粱、玉米粉混合做培养基效果不错。我又从省微生物研究所买来它们生产的第一代赤霉素菌种。
回兰岭后，我们从粮站买来玉米、高粱磨成粉作培养基，采用从省微生物研究所买回的第一代赤霉素菌种做菌种，结果接种后的培养瓶内赤霉菌丝生长十分旺盛，白色的菌丝不仅充满在培养基表面的所有空间，就连培养瓶下部的培养基的表面和所有空隙都被雪白的赤霉菌菌丝充满，只见整个培养瓶内一片雪白，我们都很高兴。待这批“九二0”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我拿到长沙市的省地质局化验室去化验(在全民大搞“九二0”时，所有单位的化验室都免费为各地生产的“九二0”产品进行化验，只凭公社以上的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就行)，结果产品的赤霉素含量居然高达11000国际单位/克。我去取化验结果时，那里的化验人员十分惊讶地问我：你们兰岭大队是用什么设备生产出这么高含量的“九二0”产品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之下生产出的“九二0”产品，赤霉素的最高含量才达到6000国际单位/克。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两间土砖房里用最原始的办法生产出来的之后，他们一个个都流露出吃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说：以后再把你们生产的“九二0”产品再拿到我们这里来化验，要多带一些产品来让我们看看，由我们来取样。我知道他们是不相信我们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之下，竟能生产出含量比他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之下生产出来的含量几乎要高出一倍的“九二0”产品的。我说：可以。到下一批“九二0”产品生产出来，我用一个塑料编织袋装了大半袋我们生产的“九二0”产品来到省地质局化验室，他们按取样的规则，从中取了三份样品去化验，要我第二天去拿化验结果。第二天我一去他们那里，就发现他们的态度已由原来的冷漠、怀疑变成了带有几分敬佩的热情，他们一见我就说：化验结果都出来了，三个样品的含量都在11000国际单位/克左右。
我心想：谁叫你们把你们单位有真才实学的中老知识份子都打倒，把他们下放农村、送到五七干校[註：]去从事农业劳动、去打扫卫生，留下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占住这些本应由他们所处的位置，才造成你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之下做出的“九二0”产品比不过我们在乡下两间土砖房里生产出来的“九二0”产品这样的现象。
根据我在微生物方面的常识和基础科学知识，我知道“九二0”生产的关键：一是优良的菌种；二是严格生产环境的消毒措施，以防止除赤霉菌之外的其他杂菌侵入到培养基内影响赤霉菌的顺利生长；三是采用营养丰富的培养基以促进赤霉菌的生长；四是严格控制赤霉菌生产的温度、湿度以加速赤霉菌的顺利生长。做到了这几点，当然能够生产出赤霉素含量高的“九二0”产品。
生产出赤霉素含量高的“九二0”产品之后，接着就在兰岭大队开展应用试验：我们把“九二0”产品的浸出液用喷雾器喷到晚稻禾苗上后，发现比未喷的禾苗要长得高、长得茂盛，收割后的产量也比未喷的要高出5％到8％左右；用来喂猪，能促进猪的睡眠和食欲，可以加快猪的生长速度，不过对生长正常的猪效果不太明显，但对那些生长迟缓的猪(农村里称之为“僵猪”)效果比较明显，这种生长缓慢的“僵猪”在饲料中加入“九二0”之后能促进猪的睡眠和食欲因而能加快“僵猪”的生长速达到正常猪的水平，每天增重1至1.5斤。由于赤霉素是引起禾苗疯长而使禾苗不能结实的水稻“恶苗病”的赤霉菌在生长过程中分泌出来的一种物质，这种赤霉菌在生长的前期，其生长出的菌丝是白色的，只有在赤霉菌生长成熟之后才逐渐转变成赤红色，所以称之为赤霉菌。由于用土办法生产出来的“九二0”产品大都含量不高，又由于当时农村普遍缺乏科学知识，以致在农村用土办法生产出来的“九二0”产品，往往在最后一步高温灭菌掌握不好，产品中的赤霉菌没有完全杀死，以致喷射到禾苗上引发稻田恶苗病泛滥，造成稻田失收。而即使合格的“九二0”产品在家禽、家畜和农作物方面的应用，效果也远不如中共当局所大肆宣扬的那么显著，所以到这年秋末冬初一度蓆卷全国的全民大搞“九二0”运动也就偃旗息鼓消声敛迹了。
我们刚下放到兰岭不久，由于当地的农民认为大学生应该什么都知道，他们不知道大学还分成那么多的科系和专业。有次生产队记工员兰水堂拿了一只全队唯一的记时工具──小闹钟来找我们，说是这只小闹钟不知怎么就不走了，要我们把它修好，任我们怎么解释说：我是学化学的，老孫是学机电的，对钟表机械都是外行，不会修钟錶。他总是不信，他说：大学生，怎么会连一个小小的闹锺都不会修？一定要放在我们这里让我们修。我们迫于无奈，他走后，我们用一把小刀当螺丝刀，打开了小闹钟后面的盖子，看到里面的许多大小齿轮、发条、和与游丝联在一起的摆轮，结果发现闹钟不走的原因，居然是一根从闹钟后盖的缝隙进入闹钟内的头发纏在游丝上，使闹钟的摆轮无法摆动，致使闹钟停摆不能走动，我们细心把那根头发从游丝上取下来，把闹钟轻轻摇了一下，闹钟居然开始走动了。我们仔细观察了闹钟内部的结构，搞清了它定时的控制原理、通过调节游丝来调整闹钟快慢的原理。经过这次修理闹钟和生产出高质量的“九二0”成品这两件事，使我们大大增强了我们认识和解决未知事务的能力和信心。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只要他具备足够的常识、基础科学知识和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就能很快适应一项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工作。
后来有一次下雷暴雨，一个炸雷打坏了许多社员家里的广播喇叭(那时中共当局为了加强对社员们进行洗脑宣传的力度让广播喇叭进入每家每户，中共当局为每个农户家里都由大队免费安装了一个小喇叭)，大队长听说我们修好了生产队的闹钟，就把他家里被雷打坏的喇叭拿来找我们，让我们帮他修好，我们说：以前没修过，没有把握，可以试一试。他说：你们修吧！修不好也不怪你们，修好了，全大队这次雷打坏的几十个喇叭都让你们来修，修喇叭期间不用出工，工分照样记。
那种小喇叭结构十分简单，一个半硬纸质的喇叭的尖端用锡焊上了一根细钢针，钢针的尖端放在一块内有线圈的匸形钢片上，线圈内隨声音变化的电流变化转化成匸形钢片磁场的变化，引起针尖随音频变化而变化的振动，转成半硬纸质喇叭声音的变化。弄清原理后，我们把喇叭拆开发现喇叭与钢针连结的焊锡并未松动，估计问题出在细漆包线圈上，我们把线圈拆下来、把细漆包线拆下来，结果发现有一段漆包线已被雷击时产生的瞬时感应电流烧成了黑色，我们把烧成黑色的这一段线除去，又用小火小心一过，把好的细漆包线的线头两端表面上的漆膜烧掉，露出紫铜色的线体连接好，再小心把线圈缠好，再把喇叭接通广播线，果然听到了广播声，大队长知道后，把全大队所有被雷打坏的或不小心摔坏的几十个喇叭都拿到我们的住所来，要我们修。由于拆、绕线圈很费时间，我们用较粗的铁丝和木材做了两个绕线装置，这个装置拆下的线就被那个装置绕上，修好线后又绕回去就成了，大大加快了修理速度，有的喇叭是钢针和喇叭连接的焊锡松动了，我们便到县城买了一小盒焊锡膏和焊锡丝，用烧红的螺丝力进行焊接把针与喇叭体焊牢。不到一个星期就把全大队的几十个小喇叭修好了，为大队节省了不少购买喇叭的费用。
后来大还专门派我负责架设、维修从公社广播站到兰岭大队各家各户的广播线路，并负责全大队的广播喇叭的维修。我经常以一个人架设线路难以胜任为由，要治国和我一起架设广播线路，我们借此机会与线路沿途各地的知青联系，对他们进行一些啓蒙工作，由于各地知青之间因同学或邻里关系彼此多有往来，不知什么原因，浏阳的一位回乡知青也知道了我的情况，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谈到他对中共当局和时局的看法，他应该是知青中觉悟得比较早的那少数人之一，我们彼此也通过几回信，记得他在最后给我的那封信的结尾，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战斗正未有穷期”。此后就未再接到过他的来信，我去信后也未收到回信，原信也未退回，鉴于当时的严酷环境，从此便中断了联系，但愿他能安全渡过那个血腥的时代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