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为一床蚊帐绝交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闻听后,无奈地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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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林语堂为一床蚊帐绝交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在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后,林语堂写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但鲁迅曾在《天生蛮性》一文里写道:“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看来鲁迅对林语堂多少都是有些意见的。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床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原委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恐怕并非如此吧。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应该不会为了一床小蚊帐伤了和气,说出去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那么究竟是竟然为了什么以至两人产生隔阂呢?


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出现裂缝,大约是在《论语》大获成功的时候。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大的教授就已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而胡适则在办《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


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闻听后,无奈地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而产生的恩怨,鲁迅和林语堂越斗眼越红,两人的友谊也渐渐再难以回到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