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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民本之路走不通
刘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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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14日发表)
在前不久中共召开的成立85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再次阐明他的执政理念，不仅重申了他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还以“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这种便于中国老百姓记忆传诵的顺口溜形式，予以具体阐述。综观胡锦涛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三年多来的言行，其民本主义的执政理念，已经一览无遗。
民本主义是出自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本”的原意是草木之根，引申为根基、基础。“民本主义”意味着把民众当作国家兴亡的根本，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宋代大儒程颢的表达则更加具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
显然，在社会矛盾和官民冲突日趋激烈、一些利益集团勾心斗角加剧的当代中国，胡锦涛的这番言辞，对于安抚民心还是有一些诱惑力的。但我的问题是：面临当代中国种种矛盾，民本之路走得通吗？
无论把民本主义表达的如何通俗顺口、包装的怎样现代时髦，都掩盖不了这个“治国安邦”学说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为民做主。多年来，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七品芝麻县令的口头禅“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对这个治国理念的民间表达。
“为民做主”是什么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民”是利益主体而非权力主体，权力主体是“官”而不是“民”。“民”的权力和利益要由“官“去代理。胡锦涛奉行的民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这个传统含义，这首先可以从他对待民间百姓上访的态度看出来。一年多前，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的《信访条例》，大大提高了普通老百姓上访的门槛；今年他却说要“诚诚恳恳听民意”。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了解民意”是官员出巡视察或微服私访的勾当，而不是老百姓可以自主的权力
------这不就是“官”为“民”做主吗？顺便说一句，更为荒唐的是，那个新的《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且不说被迫无奈才出此下策------上访的弱势群体中，有多少不会写信，更没有条件发电子邮件和传真；那些有文化、有财力的中央委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为什么每年不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参政议政，而是在国家航空、铁路运力都还很紧张的时候，非要挤到北京那个狭窄的空间去开会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胡锦涛信奉的“民本主义”同将近150年前林肯首倡的“三民”思想的本质区别。林肯提出的治国理念是“民治、民有、民享”。
“民治”是居于首位的。也就是说，至关重要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而胡锦涛的所谓“为民做主”，骨子里是“民”和“官”
的“权利”不能对等。
本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民本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作为延续几千年的指导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自有其合理之处。问题在于，民本主义在治理国家时能够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现在还有吗？
有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为民做主”的治国方式要行之有效，吏治清明是关键。只有千千万万愿意或不得不认真为民做主、也有能力为民做主的官员掌管大小政务，“为民做主”才不至于演变为欺骗民众、掠夺民众、压迫民众。
综观中国历史，吏治清明靠什么？至少依赖三个条件：一是科举取士，二是皇上掌握最终所有权的私有财产制度，三是崇尚德治的儒家教育。严格的科举取士，基本上能够把社会上的知识精英吸纳进官吏集团，而这些知识精英一般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即使如此，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官吏的主要职责也只是裁决民间纠纷，无权过多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从而为权力寻租设置了障碍。
为了确保吏治清明，历朝历代对“选拔干部”的第一个环节------科举取士均极为重视，科举作弊将遭到极为残酷的惩罚。此类事例在几千年的旧中国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在这三个看得出的“硬件”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整个古代中国崇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皇帝和官员对“上苍”均有敬畏之心。而这种敬畏之心------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种“有限政府”的心理基础：贪官不要贪的太过分，气压民众也不要欺的太过分。
斗转星移。再加上中共自身的种种原因，古代吏治清明所依靠的那些条件，早已荡然无存：唯物主义取代了“天人合一”的敬畏心------我是流氓我怕谁！上级考核选拔取代了科举取士------官职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国家所有制，也就是事实上的各级政治权力所有取代了私有财产制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崇尚德治的儒家教育早已被爱党爱国的狼奶灌输取代。无视这些条件的丧失，重弹“为民做主”的民本老调，如果不是敷衍塞责，那就一定是有智障。
一千多年前，武则天已经看出，没有对行政官员的监督，无法治理好国家，于是重用酷吏惩治赃官。明王朝干脆进行“制度建设”------设立锦衣卫和东厂等机构，双管齐下，既残暴治民，又严酷整肃吏治；但是他们均无法挽回那个政权江河日下的的颓势。正是因为历史反复证明这些民本主义框架内的治理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有了毛泽东同黄炎培的那一次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迷恋权力成天钻研帝王权术的毛泽东，当然无法找到真正的民主------宪政民主的道路，但他毕竟认识到了，古代中国承袭数千年的那一套办法，已经行不通了！邓小平懂得这个道理，杜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心里也明白，捏造了“三个代表”。由于邓江两位均对西洋文明生疏又充满恐惧，结果闹得个不伦不类。不过，那两位虽然尴尬，毕竟还不敢“大踏步后退”；不料，到了中共第四代传人胡锦涛，居然“迷途知返”------干脆回归孔孟之道去了！然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会怀疑：如果民本主义的治国之路走得通，还轮得上你胡锦涛来“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当今世界，重走民本主义治国的老路，其实质不过是试图是以“民本”对抗“民主”而已。因此，它的最好结局也只能是：除了倡导者本人重现一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风范之外，不会留下任何价值。然而，在“不作为”已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的今天，那种“自残”的“风范”又价值几何？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06、7、12） (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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