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反对”认为应该理智地维持维权抗争者保留合法的地位，这是政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了它，政体就趋于衰败。

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英美“合法的反对”这着一观念一直困扰法国人，让他们感到既费解又陌生。“反对者？就像英国的那样，行吗？拿破仑泡在浴盆里，懒洋洋地问道：“我还没有发现，反对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维权运动与权贵资本主义肯定是在法律框架下得你死我活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场抗争中，维权运动与权贵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一致的。

　  这30年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体制的变革并不是天大的难事，造成体制变革的原因是“全中国皆知的秘密”——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弃。权贵资本主义属于最贪婪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对他们进行说理肯定是秀才遇兵，只有让他们认为不改革会造成利益受损，不改革的成本大大高于收益时，他们才会像挤牙膏那样改革一点点，或者做出虚假的改革姿态。不是让他们在改革中获益，而是不改革让他们损失惨重让他们同意改革。例如掉脑袋，恐惧才是他们屈服的最大压力和最大动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对立，才能推动改革。只有抗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样道义资源才从权贵资本主义转移到抗争者手上，让维权抗争成为主流民意，如果当局不尊重主流民意，不顺从民意，就没有了合法性。这样才能让权贵资本主义觉得政治上的亏损将超过经济上的利益。

　　 宁可少要一点安宁，宁多要一些抗争，宁要不太平的自由，而不要专制下的秩序，不要作稳的奴隶，宁要患难中的主人，与其在面前权贵资本主义弯腰低头，不如容忍可与之作斗争的强盗。

　　 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认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获得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与自由，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甚至要求了罗马共和国内部的争执。中国要想翻身，就要有内斗，必须有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维权抗争。如果不是由维权抗争者像马虻一样不停地叮咬，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们只能继续往黑洞里填东西，退又不能退出，结果耗尽家财和时间，中国还是一团漆黑，要大白天打灯笼。

　　 或许有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假设说改革确实有个过程，可是并不能说现有的改革方案就是当下最好的，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权贵资本主义提出的方案肯定是有利于他们。而按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最佳方案至少应该是按照目前的现实可能，让维权抗争者利益最大化。

　　 在近代之初，梁启超就用法国大革命的例子，用流血革命来威胁清王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管号召“告别革命”的初衷如何，这种变脸作用是负面的，抵消了抗争的动力。这样会让权贵资本主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减缓历史进程，让权贵资本主义心中轻松，更倾向不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够，所以“告别革命”的大局感还不如不要好，这样会造成放弃对当前的理性审查：到底是不是当下最佳的。

　　 难道权贵资本主义拿出的方案就天然是最合适的吗？要知道最佳的改革方案的形成，类似于市场买菜，是双方对立，一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大白菜实际价格要两毛钱，“告别革命”者才刚开始讨价还价，就说权贵资本主义卖1块钱很公道。其实没有必要替权贵资本主义去担心，做好独立知识分子的本分，把这次抗争当作商场竞争好了。最佳的方案也不一定是维权抗争者的，而是经过搏奕的结果，所以维权抗争者只管在底线以上坚持自己好了，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告别革命”者站在卖方立场为卖方说话实属不该。

      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变为“理解当下现实”这种变脸不是专利。古今往来大凡革命派和“保皇派”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革命派一开始激流急下，一泻千里，但一遭遇上阻碍和挫折，就立马转为“保皇派”。“告别革命”者从革命派转为保皇派让我想起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刺秦剑客，顾全“天下”让他们放弃了革命暗杀。“告别革命”者的心中也有一个“天下”不成？

　　 刺秦剑客的“天下”是朝向和平和秩序的，是经过战乱以后人心思定的“天下”。可是“告别革命”者的“天下”确是相反，中国当下风雷交加的前夜，人心思乱逐渐成为大流。看来“告别革命”的大变脸必将成为悲剧。

　　 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要想找到中庸立场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站在了中庸立场，实际上就有利于了权贵资本主义一方。 美国建国先贤麦迪逊认为，在不同利益的争吵中，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不带感情色情的仲裁人是徒劳的。只有“偏执”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改革。冲突的存在并非取消了改革，冲突本身就是改革，而与权贵资本主义一致客观上的效果就是阻碍改革。“告别革命”者的“保皇”可以被美曰其名“渐进”，但是他的“渐进”其实是“不进”或“慢进”。 只有维权运动不停地挤牙膏，根本的体制才能尽可能快地变革。

　　改革要求有一个时间表，这一点值得赞赏。“告别革命”者的“保皇” 就取消了这种要求。没有把中国改革纳入理性的视界之内，而是置于希望的未来，是极度危险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意图在于把改革抛出的地平线之下。如果没有被监视着，改革进程会被抹改掉。不将改革交由理性监理，而必然交给历史的偶然和暴力，也就是说会造成崩盘，崩盘再来重建。

　 “告别革命”者可能担心一味激进下去，可能造成崩盘。但是激进和崩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激进和“保皇”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担心目前过于激进，可以调整一下，变为温和点或理性点，没有必要转向“保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