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夜求救电话
2005年8月18日夜，星期四。热带风暴来临的夜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显得很不平静。22：40时左右，我正要关手机就寝，手机响了，显示出一个公
用电话号码。电话那端传了一个久违却熟悉的声音，话语比往常显得要急切些，致电的人是已有7、8年没再联系我的杨茂东。他对深夜打搅先表示歉意﹐随后他解
释道：自己是为救人才这么冒昧。
我知道，一般在这个时段接的电话，大多是“捞人”之类的急事，已有十余年律师执业经历的我，对此并未感到意外，就让杨茂东不要客气。在确定情况
后，杨提到：有六、七人被警察扣押已超过24小时，既不见人回家，有关家属也未收到法律文件。因此，当事人的家属要求律师提供帮助。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件不寻常的案件。我想，自孙志刚案后，广东警察抓人已谨慎多了。若杨茂东反映的情况被证实，其显然是一件特例。
“一下抓走那么些人，弄不好将捅大篓子!现在可是社会矛盾突显期呀!”我在心里暗暗为经办人捏了一把汗，生怕这是自己学生办的差。一打听，是番禺区办的，与熟人不相干，我轻松了许多。
凭职业经验，我已初步估计到案件难度。为稳妥起见，我强调了委托手续并约定律师费。这时，话筒里传来杨茂东被跟踪的信息，杨和我敲定次日面谈的时间地点，就匆忙挂了电话。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案件的切入口和工作计划，纠缠着思绪直到天明。
二、
摸牌试水
次日星期五，阴雨。我致电回律师事务所立案,请一位实习生带手续到体育西路吉之岛地铁口与我会合。我同实习生按约定赶到，杨茂东却迟了四个多小
时。下午16：00后，杨茂东搭一辆摩托车匆匆忙忙地赶来。我看了看时间，来不及多问，即拦下一辆的士，我带实习生同杨茂东直奔番禺。在车里，我接过杨茂
东递交的两个报纸包。
我和那名实习生将报纸包展开：一包是身份证与户口册正本，还有加盖有红指印的委托书；另一包是律师费。钱钞的外观，让我感到委托人经济上的窘迫。
看着户口册上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姓名，面对着身份证上质朴的相貌，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们怎么会舍得花钱请律师！到底出了啥事？”
我思索着，感到一阵心酸。我对实习生说，“农民能作出这个决定，不知已经历了多么痛苦的挣扎！一般纠纷他们不会请律师的。”说着，我转向杨茂东征询他的意
见，表明下周一再补发票给委托人，杨表示同意。
我们将委托书与身份证明分别核对归纳，请杨茂东简介案情。他说，特别希望我的介入，能使被关押的人立即释放。我认为，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番
禺区政府这么作为，该案就一定不会在常规中运作了，我明知有上报党委的惯例。因为，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司法中的体现。况且，据体会，时下绝大多数官员的脑
子里，根本没有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概念，大多数官员既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丧失了自我检讨的功能，更缺乏正常人的情感，只有应付上级的“才干”。“会
做官”的往往也最善长“恶人先告状”。有些事，即便是官员自己捅的娄子，也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先想到的就是别人捣乱！事发后，当局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的“帽子”。为了位子会不惜把水搅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使各部门都“沾屎”。在上级面前装孙子样，扮无辜状的官员，对群众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更让人难料的是，各种利益团体会因此重新排列组合，也可能建立新同盟。介入的律师或外人，往往将沦为各集团争夺利益的棋子。
一路上，检索起自己亲历的若干次 “普法”活动，都是面向广大群众。在二十余年辛勤普法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在办案中,我们却遗憾地发现，人民公仆到成了“法盲”。令人“耳
目一新”的是，如今的“剽客”也进中南海普法了！真是行行出状元，也行行出骗子。在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中国，几乎天天都上演《皇帝的新衣》！
未摸清对方的底细，怎能乱出牌呢！
我直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当天的工作计划，杨茂东对此不太赞同，他认为，应当直接要求公安部门放人!
约40分钟后，到了番禺区公安分局大门。出示证件时我声明找法制科，却被特意引进信访科填表。我和杨相视一笑，明知这是缓兵之计。为避免冲突，我
没有反对，即和杨茂东分工：一人填表留下书面证据，另一人则主动用口头表达原由。信访科的一男一女警员，听我们操京腔提到“太石”二字，就警觉地问：“你
们今天来了多少人？”他们一边问，一边紧张地朝外张望。我答复说：“就我们三人，全在这儿了。记得好象规定：信访人数一次不能超过五人吧！”我的言外之意
很清楚，请他们赶紧打消想把我们“搁”下的念头。杨茂东在递名片时，两位警员又对我们的单位是否都在北京？我们的委托身份等反复研究。与我们对视片断，二
位警员立即闪进一间铝合金框架的玻璃小屋内，把他们与我们所处的外部房间隔开后，女警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约耽搁了半个钟，男女警员交流片断，由女警员走出
玻璃小间‚她谨小慎微地对我们歉意道：“你们反应的情况，我们刚才经了解是由法制科管，而法制科却在沙湾基地办公。”我心想：“难怪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
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游戏！”我没流露出来。我和杨向女警道谢，即带实习生冲到马路边。在车里，我感到杨茂东在气恼，就对实习生简短说明在信访部门“留
根”的必要性。为消除杨茂东对我不温不火的工作状态的气恼，我调侃着说，“跟政府打交道，就得练太极和瑜伽，再恼火，你也别去练法轮功！否则，还未办完
案，咱们就英年早逝了！”
杨茂东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悦的气氛很快就缓解了。
17：28分我们赶到法制科办公大楼，出示证件，即冲上四楼。到法制门口已被人大声喝止。我寻声望去，是两位精干的男便衣。喝止声中杂有东北口
音，我判断应是身材匀称,
年纪与我相近的那位发出的，另一位年轻便衣则文静地站立他身边。我朝自己判断的主角解释：自己初次到贵局，不熟悉这儿的规矩，也不愿耽误大家美好的周末。
气氛缓和了一些，两位男便衣得体地招呼我们一同乘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为下半场演出进行了必要铺垫，消除了彼此的陌生感。
很快就回到一楼大厅沙发处就座。为节省时间，我把证件，委托书及几名被拘捕村民的姓名点出，直奔主题。便衣对我们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就委托书格式
与被委托人是否非要律师等问题‚那位东北口音的男便衣与杨茂东有明显分歧，他忽然对杨茂东说；“我不跟你说了，我只对律师讲！”他故意把脸转向我。我一直
微笑着，我觉得眼前的这几位男士就象“斗鸡”，挺孩子气，也很滑稽。脑子忽然闪出一个想法：假如这个世界只有男人，除了战争，还有别的吗？难怪有学者指
出：“进入父系社会，是人类文明悲剧的开始！”
就在我神游时，那位与杨茂东斗气的男便衣的目光与我的视线相遇了，我笑着说，“其实，公民也可以接受委托！”对方也对我露出了笑容。但是，他还是
坚持委托书不是正规的格式。我说“这可是咱们老百姓给律师的委托书！样式和纸张是土了点，可委托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我不太注重形式！在紧急状态下，我不能
用专业标准要求别人！不过，我一定以您为榜样，规范执法。下次，我将特别为您带上您喜欢的委托书样式！”对方自己也乐了。
他答复我：“这七人确实被押在拘留所。”
我向他进一步了解涉嫌的罪名时，他答到：“都写得很清楚，你们自己去看吧！”我说：“委托人没有收到法律文件，我们去哪儿看呢？”他又答复：“是行政拘留，文书只给被处罚人本人，没有必要再寄送家属”。
就行政处罚裁决书有几联等问题，我们简短交换了看法，我向两便衣道了谢，一看时间，已过17：30下班时间，为方便联络，就和杨茂东分别给他们留
下名片。东北口音的便衣接过杨茂东的名片时，原本轻松的气氛嘎然中止。“啊？你就是郭飞雄？那篇文章就是你写的！有许多不实之处！不过，你的文笔很不
错！”他直截对杨茂东表示了不满。杨则认真地请对方指出他文章中哪儿有出入？便衣生气地说，我不愿跟你讲话……
那时，我没有看到他们说的文章，一头雾水。但是，能明显觉出便衣的态度变化。我不愿他们发生争吵，担心节外生枝，就把话题岔开，径直伸出手与两便衣握别，走出办公大楼。杨茂东和实习生也没再停留。在握手时，我能感知两位便衣不是那种没有脑子的恶警。
我和杨茂东认识于十年前，那时，他是一位商人。这是首次与他共事。我想，进入工作状态时的自己，一定理性而刻板得让人难以忍受。因为那天，杨茂东先后两次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直皱眉头和叹气。
在工作目标明确后，我决不允许发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的状况，也不愿有任何意外干扰全盘部署，会尽量排除插曲，这就是我的工作状态。
接受太石村民的委托，为底层人群提供法律服务，我从来都把它视为积德，已料到非但无“效益”，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然而，我不想躲避它。事后，
认真剖析接受这项委托的动机，除了有珍视友谊的因素，也是天性使然。这项业务的来临，我一直视为天意！竟有一种中了彩票的兴奋感。
我喜爱富有挑战性的业务。用同事的话讲：“你挣钱是为买花戴的，而我们可是为养家糊口啊！”因此，在年审注册时，我将被“冷冻”是早已注定的。
由健康者替病号服药，动员当事人的手足亲友同室操戈再毁尸灭迹，这类事自中国反右以来并不鲜见。“帮凶”往往还在暗暗庆幸自己的“恭顺”可幸免被株连九族之时，殊不知，等待他们将见是“见血封喉”与“死无对证”！哈！哈！
杨茂东对这次摸底并不满意。对目前治安处罚、劳教与法治进程的不相适应等现状，我们交换了意见，也想就此消除他对我的疑虑。我建议进太石村调取第一手证据时，杨茂东的眼睛变得光彩照人，他活跃起来，话也多了。显然，他没料到我对工作这么投入。
其实，试水信访科，我已嗅出案件的复杂背景，能看出有关政府尚无对应方案，正处于惊慌失措的混乱中。按常规，有关方面正在给自己找出路，“同案
犯”在订“攻守同盟”统一口径呢！我想，对这些官老爷，若拿不准“软肋”，
人家岂能给律师“面子”？弄不好会反遭其乱。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在中国内地，律师涉足这类“敏感性案件”，轻者被暗算投诉，遭勒令停业，重则锒铛入狱，清出律师队伍。郭国汀、郑恩宠、朱久虎、高智晟之类的事例已屡见不鲜，这就是我工作的客观环境。我不想逞匹夫之勇，更不愿因小失大，以至于辜负委托人的信任。
进村，是为进一步验证自己对事件的假设。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从结果回溯原因，用零星碎片与蛛丝马迹，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对此已习以为常，我需要亲临现场，真切感知现场的一手信息。
在进村路上，我直言不讳地把这次共事的理解，以及对这个案件的风险判断告诉了杨，明示了法律帮助的局限性。我想，以“先小人，后君子”的方式，尊重彼此。因为，人云我亦云，同出一辙的意见，未必能提供实质上的帮助。在交谈中我发现，此时的杨茂东不再是以前的商人了。
我对杨说：“律师接这种业务只会赔本。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我也很高兴，权当咱们法律援助农民吧！”
杨茂东原以为我会埋怨他，听了我上述话，他喜出望外。
我们愉快地交谈着进村后的安排与下周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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