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周年禁忌

傅国涌

 

 毫无疑问,2006年将成为漫长编年史上又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份。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大事的逢“6”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往前推100年,慈禧太后经过反复斟酌,终于颁布了“仿行宪政”上谕,正式迈出了预备立宪的步伐;往前推90年,边陲云南,蔡锷等人振臂一呼,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转眼成了水月镜花,不可一世的强人在举国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往前推80年,国民党主导的北伐战争已揭开帷幕,北洋军阀的时代即将告终;往前推70年,张学良们发动兵变,拘禁蒋介石,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扭转了整个时局,是功是罪,至今尚无定论;也是这一年,鲁迅在上海病故,在他的灵柩上,有一面“民族魂”的大旗;往前推60年,尽管战争的阴云密布,国、共、民盟等多党圆桌会议达成的“政协协议”,曾经露出过一点民主的曙光;往前推50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天真的知识分子为此而欢欣鼓舞,不知大祸就要降临,“反右”运动将随着“阳谋”而来;往前40年,是把整个民族拖入迷狂与灾难深渊“文化大革命”,迄今为止人类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叙述这一人间浩劫,它的危害程度超过了战争,它伤及的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命……

2006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周年纪念,难怪掌控意识形态生杀大权的机构早就传达指令,这个不准讨论、那个不准炒作,这种周年禁忌也算是帝国政治中的新禁忌,虽然实质上没有任何翻新之处。因为同样的禁忌,一本广受读者关注《温故》丛刊未能幸免停刊的命运,一个颇有人气的“世纪中国”网站也被关闭了。禁忌因何而来,浅而言之,没有皇帝的帝国权力神经绷得太紧,它的这根弦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哪怕谈论历史,追溯往事,也似乎会要了它的老命。具体而言,不让关注“西安事变”是因为权力早就对此有了定论,岂能容许对此说三道四,进行重新评价。不准“炒作”鲁迅,无非因为鲁迅一惯坚持反专制的立场,是独立批判的榜样,怕今天的人们在鲁迅身上汲取精神资源。不让纪念“双百”方针,是担忧有人借机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要求,更惧怕联想到大面积祸及知识分子的“反右”上去。不提1946年经过讨价还价、妥协平衡达成的决议,不仅是顾虑有人寻根究底,可能还有其他的复杂心态。至于一百年前,连慈禧太后都想到要立宪,要搞宪政,如果大张旗鼓地讨论,岂不是对现行体制的辛辣嘲讽?

强权不仅遮蔽了我们当代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不幸,而且继续要遮蔽历史,“周年禁忌”和其他的禁忌一样,都是专横权力统治的需要,为了需要,可以不计一切地做出什么事情,我们由此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沉闷的时代。强权的逻辑是没有公开言说的就是不存在的,禁忌像一块遮羞布一般,把真相遮掩起来,以为如此以来天下便太平、万事便大吉了。不准纪念、讨论某段历史、某个事件,就好象这一切不曾存在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小把戏,短期来看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效的,至少可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何况,如今在“关公占秦琼”的“戏说”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历史知识本身是一片混沌的,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起我们曾经有过“文革”吗?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长远来看,它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

 离开“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劫难的发生,整整四十年了,我们的民族到底有了多少长进?10年前,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做了一个反思“文革”三十周年的专题,已经印刷好了,被主管部门发现,紧急撤换稿件,而且成为停刊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周年禁忌症发作,“文革”四十周年,在我们的媒体中好象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仅仅在《光明日报》有一篇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主旨是“文革”是个曲折,要按照邓小平、陈云给定的尺寸进行评价,“团结一致向前看”,文章虽然充满了八股气味,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了当局的心虚,他们不允许民众、媒体自由、开放地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们清楚“文革”始终是一块心病,是绕不过去、不能回避的,他们于是编织出了一套振振有辞的话语:

“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正确认识错误和正确对待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次证明,我们党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党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坏事可以变好事。‘文化大革命’是坏事,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向前看,对待这段历史采取了积极的正确的态度,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践证明,总结历史一定要着眼于开辟未来,如果就历史总结历史,会始终跳不出历史的泥淖。”

我们通常说权力是权力者的语言,实际上权力者也要利用无所不能的权力,不断地抛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语言,解释历史,解释现实,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连他们的错误也可以变成正确,他们干的坏事也可以说成是好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人民无条件地相信他们的语言。基于此,权力者最不希望看到无权者拥有自己的语言,周年禁忌就是不容许无权者公开讨论我们的历史,对权力者的是非得失进行议论、评说,也就是阻止无权者形成自己的语言。有了语言,就会形成共识,这种不受控制是共识从来都是专断权力所恐惧、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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