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献身的美国大兵

余 杰

 

 那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由于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那段历史被故意遮盖和扭曲了。

我们并不是一个太懂得感恩的民族,我们过于健忘了,那些为中国的自由而献身的美国大兵的墓地,有多少中国人会去祭奠呢?

根据美国纪录片的资料显示,在二战期间,作为盟军,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牺牲了一千一百一十三人,资金援助十六点五亿美元。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赢得了五十多次对日空战的胜利,帮助中国捍卫了一定的制空权,并在对中国远征军的物资供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美国还派出了大批工程师设计和修建了中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在世界上最难通过的丛林中,高攀两千六百米高的山道,下至陡峭险峻的峡谷,横越湍急的河流建设的这条公路,被皮特将军成为“通往胜利之路”,并作为全球伟大工程业绩之一而永存于世。

在二战期间,美国毫无疑问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当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后,美国开始改变对日绥靖政策,逐渐增加对华援助的数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一笔对华的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贷款”,这是第一笔给硝烟弥漫、生灵涂炭的战时的中国的贷款。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对日宣战,并大幅增加对华援助,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美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五亿美元,这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最大一笔贷款。同年六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利与中国外长宋子文签订了高达八点七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定。可以说,美国没有的帮助,中国摇摇欲坠的战时经济根本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美国帮助中国重建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空军。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不久,中国空军仅剩下六十五架可以使用的飞机,尚不足一凑成一个航空队,基本上丧失了制空权。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将陈纳德创立的美国义勇航空队(飞虎队)正式编入正规军,以美国陆军第二十三航空队的身份参加中国战场的战斗。飞虎队拥有作战飞机六百余架,人员五千余名。飞虎队击落敌机的正式记录为二百九十七架,使得一千五百多名日本飞行员丧命。从一九四二年起,中国空军开始装备大量美式飞机,并接受美式训练。由此,中国空军逐步改变了避战方针,同美第十四航空队并肩作战。这年底,已基本制止了日本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狂轰滥炸,并逐步从日军手中夺回制空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答应在一九四二年中提供给中国能够装备三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并且准备使得援助中国军队的美械装备达到九十个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失利后,大部退回云南,一部退至印度。美军事教官分别在印度兰伽营和云南训练中国远征军官兵。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印中国军官两千六百二十六人、士兵两万九千六百六十七人接受了训练,组建成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其装备、编制与美军相同。云南的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受训军官达一万人。这些美式训练和美械装备为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并获得辉煌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军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对中国军队进行美式装备和训练,还在桂林建立了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在云南建立了二十个美式机械化师团。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军队美械装备师已达三十五个。一九四五年一至八间,在华美军由不到三万多人迅速增至六万余人。许多单纯而勇敢的美国大兵,将他们的生命留在了这片遥远的远东的土地上。

二零零三年八月七日,随着一艘标号为“云南渔政四十号”的铁皮船缓缓驶入滇池,对沉没于滇池水下六十一年的一架飞虎队战机的打捞工作宣告正式开始。为此,中国探险协会已经筹备了整整五年。据该协会所掌握的资料,已经初步把打捞的这架坠机锁定为飞虎队的P-40型战斗机。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驾驶战机作飞行训练,不幸发生事故坠机滇池。当时,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很快被打捞出水,其座机却一直伏于水下。据学者推测,当年的飞虎队没有一架完整的飞机保留到今天,而坠落在水里的飞机通常不易发生爆炸,因此这架飞机很有可能是惟一一架留存于世的、完整的飞虎队飞机。

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以平民身份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参战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抗战。陈纳德以非正统的战斗机战略思想和总跟他的美国空军上司唱反调而知名。他也是一个领袖——一个以灵感进行领导的睿智而谦恭的人。由于战斗勇敢、战功显赫,航空队被中国老百姓昵称为“飞虎队”。陈将军的遗孀陈香梅指出:“中国的媒体十分敬重陈纳德,对他的行动做了大量的宣传。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还是勇敢地帮助中国。”当时,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飞虎队的P-40飞机上都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借以打击日军士气。

对于飞虎队的年轻飞行员们,陈将军的遗孀陈香梅有这样的一番评价:“虽然他们根本不了解世界这一隅的情况,但他们打仗打得非常漂亮。他们风华正茂,他们满腔热情,很多人去了中国,再也没有返回家园。”殉难于滇池的、年仅二十三岁的美国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便是其中之一。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布莱克本生于美国西部的德克萨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便取得了私人飞行员的驾照。一九三八年,布莱克本毕业于美国新墨西哥军事学院。一九四一年初,他本被指派到中国服务,在中国空军做飞行教员。这年的十一月,他调到了由陈纳德所领导的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名志愿战斗机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他击落过两架日本飞机。布莱克本殉难之后,先是被安葬在昆明机场,二战结束后移葬美国。

像约翰·布莱克本这样怀着理想与激情,以及对自由的热爱,与中国人民一起浴血战斗的美国大兵还有很多很多。“驼峰航线”第五十三号运输机的机长福克斯是一个独生子,他到中国参战之前有一个女友,他们即将准备结婚。因为参加飞虎队,他们的婚礼推迟了。福克斯以为只是短暂离开故土几个月的时候。然而,他的生命突然中止在那片莽莽苍苍的热点雨林中、中止在那片陌生而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能料想到,一场发生在遥远的东方的战争,却残忍地打断了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繁衍的链条?在德克萨斯州那个叫达尔哈特的小镇上,福克斯家族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一个平凡的飞行员的结局,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战争的碎片。

在一九四二年春日本占领缅甸全境之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境内的美国和中国部队运送补给的惟一航线就仅仅剩下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通道。这就是飞行员们绰称为“驼峰”的运输线。这条绵延八百公里的生命线,沿途峰险岭峭,下面是高达三千米的纳加山脉,是丛林覆盖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和湄公河的峡谷,以及驼峰主脊高达四千六百多米的悬崖。敌机和气候条件——时速达四百公里的飓风,经常致死飞机发生翻转。驼峰航线因此成为二战中最艰险的空中通道。无数美国飞行员和士兵丧生在雪域高原之中。

一九九九年,八十岁的美国老兵汉克斯重赴当年的“驼峰航线”,找寻驼峰空运第五十三号运输机的残骸。当他们触摸到了那些沾着泥土和苔藓的飞机碎片时,也触摸到了那段鲜血和梦想交织的历史。在找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飞机残骸之后,汉克斯带着几块碎片回到了美国。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的汉克斯,来到德州那个依旧繁花似锦的小镇上。他找到了福克斯昔日的女友,也找到了老战友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房前凄凄的芳草地上,白发如霜的老太太微笑着说:“他去中国的前一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丽的黄昏。他一直想回来,回来子承父业……”是啊,如果福克斯能够平安归来,他会继承父亲的农场,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农场主,他们会有美好的婚姻,会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其实,汉克斯本人也有一个忧伤的故事。在飞虎队解散之前的两周,一个年仅二十多岁、名叫佩塔奇的飞行员在江西上空遇难。佩塔奇是汉克斯的好朋友,他是作为一个平民来中国参战、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军的,因此没有得到任何的抚恤金和荣誉。佩塔奇那美丽的妻子在飞虎队当护士,当时已经怀了七个月的身孕。英勇的战士在碧蓝的长空中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度日。汉克斯于是替代死去的战友,悉心照顾孤儿寡母。后来,他娶了佩塔奇的遗孀,并将佩塔奇的孩子抚养长大,一直都像亲生孩子一样爱着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这个动人的故事,便是美国影片《珍珠港》的蓝本。汉克斯与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在回到美国之后他终身都靠百炼成钢的信念来生活。

那些碎片,大多数还被埋没在茂密而潮湿的森林之中,以及烟波浩瀚的湖泊和海洋之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历史;那些记忆,大多数还被湮没在布满灰尘的历史档案之中,以及无人拜祭的墓碑里面,那么,这便是我们无法被原谅的过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被某些人描述成中国最危险的、“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这段中美人民并肩战斗的光荣历史也就遭到了故意的遮掩或改写。在史官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的书写总是为现实的统治服务的,不适合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事实必须被删除。

于是,几代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飞虎队,都不知道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志愿者和士兵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这些美国大兵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向一个古老的文明表达敬意,也是向一群不屈不挠的人民表达敬意。他们不求丰厚的回报,他们也无需物质的奖励,他们只是认为中国人应该和美国人一样享有自由、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中国人不应当被日本人当作奴隶。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居然有无数的中国青年人在网络上对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和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幸灾乐祸、欢呼叫好。这是怎样一种忘恩负义啊,这是怎样的一种冷酷无情啊!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已经被毒化到了何种程度——怎么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那条咬农夫的蛇和那头咬东郭先生的狼?

在地面上,在天空中,美国大兵曾经与中国士兵一起并肩作战。这是一段值得纪念与珍藏的友谊,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友谊。至于此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些什么,并不能改变这段已经发生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新政权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成了兵刃相见的敌人,在魏巍的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中国的志愿军战士咬下了美国大兵的耳朵。然而,这一切并无损于罗斯福、陈纳德、史迪威、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伟大,他们或为总统,或为将军,或为普通一兵,但他们都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我对于权力者们宣扬的宏大的主义、僵硬的原则丝毫不感兴趣,我只看重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的感情与生活、自由与尊严。我深深地知道,任何人都应当有一颗感恩之心,任何人应当分清楚究竟谁是朋友究竟谁是敌人。我们不能忘却那些曾经与我们一起浴血战斗的士兵,正如我们不能忘却自己长眠不起的士兵一样。

如今,反美主义的浊流肆无忌惮地席卷了这片古老的土地。辱骂美国成为这个国家里最为“政治正确”和最为“爱国”的做法。不反美就不爱国,这种推论成为一个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逻辑链条。一个没有侵占过中国一寸土地的国家,为何会招致如此刻骨的仇恨?一个曾经帮助中国重新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国家,为何成为许多中国人最反感的对象?这不是美国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为此感到羞耻。这样的民族还有资格获得朋友吗?如果遭到第二次的侵略或羞辱,我们还有脸面要求美国给予帮助吗?我们理当反思:这些年来,中国的青年人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教育与宣传呢?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一味参拜靖国神社战犯牌位的日本老兵相比,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他们与我们一样恨美国人,他们只记得战死的战友,只记得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堕落到了与那些昔日最可恶的敌人相同的层次上?

“天空中没有飞翔的影子,而我,已飞过……”是的,驼峰航线上的每一块飞机碎片,都是爱、同情和希望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铁锈斑斑的飞机碎片,没有这些勇敢无畏、笑声朗朗的美国大兵,中国人也许早成了日本帝国统治下生不如死的奴隶;如果没有这些铁锈斑斑飞机碎片,没有爱、同情和希望,邪恶早就统治了这个的世界。我多么希望,在每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这天,除了纪念中国自己的英雄们,还应当纪念那些与我们并肩战斗的美国大兵们。那些来自异邦的纯真可爱的青年,听从正义和良知的召唤,来到在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中国。在那些日子里,正义与正义牵起手来,良知与良知联起心来……八年抗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四年时间,中国与美国是坚定的友邦和同盟。在我看来,与其说那是一段美国与中国联手抗敌的“蜜月期”,不如说那是一群普通人的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了中国的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外邦朋友:今天的寻找,为的是凸显昔日的情义;今天的回忆,为的是展望美好的未来。我们记住了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名字,我们同样应当记住罗斯福、陈纳德、史迪威、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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