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些天你有篇文章《民工夫妇自杀后面的无望》，据说在网上转载率很高，在你自己的博客上一天之内就有五万多的点击率，几百个跟贴，为什么此文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答：这篇不足两千字的小文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注意，我想无非是触及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痛处，人们或许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表面上看，一对民工夫妇只是因为不足两千元的医药费投江自沉，实际上他们的死也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怎么勤劳，都无法改变他们朝不保夕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也几乎看不到希望，社会流动的通道基本上是不通畅的。在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居社会顶端的百分之五的人口占有了最大多数的财富和社会资源，而底层社会最广大的人口已一无所有，沦为生存意义上的存在。我们的中间阶层包括那些沾沾自喜的小资、白领在内作为社会阶层的发育是不健全的，而且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有社会学家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倒‘丁’字型”，在这种结构中，“丁”字下面庞大的一横完全是无望的，他们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几乎被完全抛弃。经济改革越往前，他们的处境越艰难，生存状态越糟糕。即便那些居有房、出有车、以中产自居的城市白领，他们的地位也是毫无保障的，在两极分化的框架之下，他们和底层社会实际上处于同一极，都是特权阶层案板上的鱼肉。

问：两极分化后面是社会的严重不公，这也是今天中国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有可能解决社会不公吗？如果这种社会不公的趋势得不到扭转是否存在风险？

答：如果在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之后，掌握全部权力的特权集团没有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话，那么社会不公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现在的体制还具有比较强大的消防队功能，哪里着火了就赶紧去扑灭，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缺乏一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性安排，这当中本身就隐含着一些风险，长此下去，总会着火，消防队不是万能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他们长期以来就有着对“均贫富”的强烈追求。毛泽东用平均主义、大家一起贫穷的表面平等，将中国数亿农民钉死在土地上20多年，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个暗无天日的时代，是以牺牲大多数人最基本的权利、幸福为代价的。但是因为看起来似乎有一种相对的平等，所以当现实的痛苦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反而对那个温饱无着、高度控制的计划型社会不无怀念。解决社会不公的根本出路是实行民主制度，让权力受到制约，使特权阶层不能利用特权攫取非分的财富和其它资源。这在目前还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出路。

问：最近，广州有个叫钟南山的院士因为手提电脑被偷，深恶广州的社会治安，呼吁恢复三年前好不容易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昨天的凤凰卫视还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各种意见分歧很大。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钟南山因为在SARS危机中显示出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成就大受官方青睐和媒体追捧，国人对他也有好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他的声音自然会被放大。我注意到在关于是否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争论中，主张恢复的往往是处于上层社会的人，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普通老百姓比如民工就不会赞成恢复这种臭名昭著的恶制。有不少人曾提到这个制度初衷的善良、出发点的美好，他们忘记了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大量不幸和悲剧，忘记了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剥夺别人的自由。广州的社会治安状态与收容遣送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说收容能解决治安问题，那么三年前的广州应该是社会安全的天堂，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从根本上讲，治安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整个体制的变革，有赖于社会不公现象最终得到制度性的遏止。

问：这场争论显示的意见分歧是否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多种利益的共存与冲突，处于不同生存状态的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许多问题都会有这样的分歧？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答：是的，我们处于一个被撕裂的社会，骑自行车的人和坐宝马的人，毫无疑问在许多社会问题上都很难形成共识，这就是平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吧。不同利益的存在所造成的不同看法原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同利益的形成本身是畸形的、不公平的、变态的，我们是起点的不公，而不光是结果的不公。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富有忍耐力的、勤劳的，他们并不嫉妒特权阶层们过的天堂生活，他们也不抱怨自己痛苦无奈的地狱生活。用鲁迅的话说，他们只是要想暂时做稳奴隶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常常连奴隶也做不稳。媒体时有披露社会两极分化越过了警戒线，这是社会危机的预兆，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处于高度的不安之中，而我们又缺乏表达的平台，不同的利益阶层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是不对等的，处于底层的最大多数人口基本是失语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不计，媒体上充斥的是泡沫话语，许多严肃的话题都被夜夜笙歌遮盖起来，得不到真正的讨论。众说纷纭、众声喧哗面对的是舆论一律，没有公平讨论的平台，最终不可能形成底线共识，撕裂的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骆驼，正如一位朋友说的，中国的老百姓有量而无力，我们是一个个分散的原子，而特权阶层已经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因利益而抱团，暂时结成了同进共退的同盟，要改变如此的利益格局难于上青天，但是社会还是要往前走，这一切必须改变。

　　一对民工夫妇的生死仿佛轻如鸿毛，不断重复的悲剧几乎让人神经麻木，我的一篇小文受到那么多读者关注，令我意外，让我感受到人心不死，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希望不在脑满肠肥的上层社会、有头有脸的精英们身上（他们中尽管也有不泯的良知），希望在下面，在社会底部，在千千万万没有表达机会的人们身上，当他们改变有量无力的时候，社会转型就会出现新的契机。这一天早晚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