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刘晓波

 
  

我从1982年就开始看世界杯,除了1990年在秦城监狱中错过了一届,其他的国际大赛——世界杯、美洲杯和欧锦赛——只要国内转播,我会尽量争取一场不拉地全程跟踪。没有世界大赛,我看英超、意甲、西甲和殴冠杯、解放杯、丰田杯的电视转播。

在大陆乏味的电视节目中,每个周末的顶级足球是唯一令我兴奋的娱乐。

1986年世界杯给我的记忆中最深,那届世界杯上有我追喜欢的球星马拉多纳和普拉蒂尼。马拉多纳是前无古人的足球天才,他上演了从中场拿球连过五名防守队员的经典进球,他在率领阿根廷队夺得大力神杯的同时,也使足球艺术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队也把拉丁足球推向高峰,只可惜普拉蒂尼罚失关键点球,使这支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无缘于决赛,拉丁足球的辉煌从此沉寂。好在十二年后,又有齐达内这样的魔幻中场球员的出现,又有年轻的最佳前锋亨利(英超最佳射手)和特雷泽盖(意甲最佳射手)的黄金搭档,使拉丁足球再现辉煌——1998世界杯和2000欧锦赛的双冠王。

但与那些狂热的球迷比起来,我只能算业余球迷。因为:其一,我不喜欢足球引发的节日化狂欢,不喜欢把足球作为现代图腾加以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习惯万众欢腾的群体氛围,很少有去现场看球的冲动。在我看来,越是狂热就越让人无法欣赏足球艺术的精妙和球星们的高超表演。98年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百万人涌向凯旋门的宏大场面,2002年世界杯韩国队晋级十六强之后,整个韩国翻腾着的红色海洋,都让我对民族主义魔咒附体的人群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群体一旦陷于癫狂,其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和可怕。这样的群体,既可能成就历史大事件,更可能带来人类大灾难。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我不想牵强地把由足球带来的群体狂欢政治化,我并不反对那些喜欢群体狂欢和现场宣泄的人们。只要没有足球流氓的暴力破坏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蓄意煽动,群体狂欢毕竟给亿万人带来了无数个幸福的90分钟,谁也无权蔑视普通人对此种享受追求甚至陶醉。

其二,我喜欢足球没有国界,只想看高水平的比赛和欣赏卓越的足球艺术。无论哪个国家的足球,难看就是难看,决不会因爱国而变得赏心悦目。作为中国人,我不喜欢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的水平之差、制度之僵硬、球员素质之低和绿茵黑幕之普遍,不但无法给我观赏的愉悦,而且其中的人性堕落令我恶心。所以,我从来不看国内甲A联赛,亚洲杯也很少看,甚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也仅仅是看新闻。甚至,中国队打进2002年世界杯32强,中国球迷的狂热和御用媒体的煽动,也没有让我激动起来。事实上,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表现,仍然一如既往地丑陋。中国的足球体制也像整个制度的僵化和堕落一样,无法为足球的进步和球员素质的培育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反而成为葬送人才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

无论在任何国家举办世界大赛,只要有狭隘而癫狂的民族主义作祟,就都可能制造出最为丑陋的体育丑闻,2002年世界杯即是足球史上最丑陋的大赛。

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铺天盖地的红海洋中,凭着主办国的地利,韩国人打进四强。而正在进行的德国世界杯上,打进32强的亚洲队,沙特、伊朗、日本早早出局,唯一有希望打进十六强的韩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也黯然出局。至此,四支亚洲队在小组赛中全军覆没。

也许,踏上德国土地的韩国人仍然沉浸在02年的辉煌记忆中,每有韩国队的比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完全淹没了其他色彩。所以,畸形的“大韩民族主义”使韩国人无法忍受在小组赛上就被淘汰。当瑞士队打进第二个进球之后,失态的韩国队球员围住主裁判埃利森多理论,而现场录像显示主裁判的判罚毫无问题。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的红海洋变成了沮丧的泪水,红色的呐喊和锣鼓变成了喋喋不休的抱怨:裁判不公。韩国队主教练艾德沃卡在赛后也同样抱怨裁判不公。

然而,韩国人恰恰忘记了,如果不是在前一场法国队与韩国队那场的明显误判,韩国队不可能幸运地逼平法国队而获得1分。那次明显的误判出现在上半场第31分钟:齐达内左侧开出角球,皮球传至门前,维埃拉抢前点甩头攻门,皮球重重砸地后被韩国门将李云在从球门内单掌拨出。法国的多名球员同时高举手臂,向裁判示意皮球越过了门线,但边裁和主裁都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反复重放的电视录像清晰地显示出,李云在的手碰到皮球的瞬间,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门线,李云在整条胳臂也在门线里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太明显的误判。

输掉与瑞士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和球场上的红魔队对裁判的抱怨,不能不让我想起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那届世界杯之所以成为足球史上的持久话题,绝非因为出人意料的冷门迭爆,而是因为足球黑哨的丑陋。在那届丑陋得前所未有的世界杯的背后,是更为丑陋的足球政治和民族主义狂热。

回想日韩世界杯,几乎想不起什么精彩的场次和球星的表演,倒是裁判的丑陋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小组赛上劣质裁判的多次致命误判,已经令人厌恶,但对韩国队打进十六强,我还是为之欢呼,因为韩国人在小组赛上踢得的确不错。然而,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后,尽管韩国队创造了接连打进八强和四强的“奇迹”,但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被黑哨吹出世界杯,种种丑陋已经让人不忍目睹。

首先,执法世界足坛最高赛事的裁判是丑陋的,那么英俊的意大利蓝衣军团居然在四场比赛中被吹掉四个好球。特别是意大利对韩国的进八强之战,在短短的加时赛中,那个厄瓜多尔裁判莫雷诺居然两次误判,先是吹出托蒂的红牌,接着吹掉了意大利的一个绝佳进球,最后韩国队安贞焕的一记进球,把意大利人送回老家。

接着,在韩国对西班牙的进四强之战中,斗牛士踢得韩国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那个埃及裁判甘杜尔吹掉了西班牙的两个好球,最后在点球大战中韩国队胜出。

在大陆球迷评出的世界十大黑哨中,甘杜尔位居第三,莫雷诺位居第一。

其次,挑选这些丑陋裁判的国际足联是丑陋的。国际足联居然让几位毫无国际大赛经验的小国裁判出现在世界顶级足球大赛上。正是这些劣质裁判直接造成了足球盛会的丑陋。靠利诱来拉拢足球弱国而连任主席的布拉特更是面目狰狞,布拉特借助手中的足球权力,既教训了向其权力挑战的欧洲人,又还了主办国一个天大人情。国际足联已经由世界足坛的组织者仲裁者变成了以权谋私的腐败大本营。

最后,红色海洋的韩国是丑陋的,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了足球史上最大的黑幕及冤案。当韩国的老板为所有员工买来红背心之时,当韩国光州的所有中小学为了韩西大战而全部放假之时,特别是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韩国人的群体狂欢场面之时,看到金大中总统和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相互拥抱庆贺“胜利”之时,这个大韩民族的面孔已经畸形得猥亵而狰狞。

狂热、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和内幕交易,在把球技平平的韩国队送进四强的同时,也葬送了2002年世界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陪葬还只是个案,关键是葬送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和诚实无欺的人性底线。身为国际足联副主席的韩国人郑梦准,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前的关键时刻,背叛盟友而倒向被丑闻缠身的布拉特,功利民族主义和权力交易就已经为那届世界杯准备好了黑哨,为爆发户般的足球小人准备好了投桃报李的肮脏答谢,也为郑梦准本人准备好了谋求更大权力的民族主义资本。

所以,当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被黑哨所害之后,无辜受害者愤怒了,球迷们愤怒了,马拉多纳、贝利、贝肯鲍尔等足坛命宿愤怒了。因为受害者都是已经把韩国队踢败的优秀球队,而得益者都是东道主韩国队。

在韩国,作为一国足球之母体的国内联赛不受重视,而国家足球队却受到韩国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过渡宠爱和优待。这种高度民族主义化的体育,即便能够靠政府和民意的喂养创造出骄人的成绩,也无法培育健全的体育精神(特别是公平竞争的意识)和民族精神,而只能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愚民工具,也只能生出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民族狂热,而这种狂热又恰恰是独裁者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后避难所。

什么叫韩国人的意志顽强?什么叫韩国的光荣和亚洲的荣誉?当竞技体育的基本公正被出卖之后,当韩国人只为自己的丑陋胜利欢呼而全无内疚之时,意志顽强不过是恬不知耻。当某些亚洲人以韩国为荣之时,这样的荣誉不过是拿屁股当脸。

2002年世界杯,韩国足球腾飞了,而韩国人堕落了;民族虚荣满足了膨胀了,世界杯空虚了腐烂了;赢得了四强的韩国,却输掉了长远的民族的信誉;从黑幕交易中受益的布拉特以及国际足联和郑梦准以及大韩民族,却亵渎了人类道义和民族良知——为了个人私利和本民族狭隘的既得利益而公然践踏普世公正。

韩国队出局后,韩国《日刊体育》炮轰没有错判的主裁判埃利森多说:“裁判偷走了我们的胜利!”然而,这样强词夺理的炮轰,有没有想到四年前韩国队被黑哨吹进四强。那时,整个韩国是红魔乱舞而毫无自省。

被共产主义红魔劫持的北韩是丑陋的,被民族主义红魔劫持的南韩同样丑陋。近年来,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已经进入走火入魔的地步,不断地制造出世界性丑闻:

1,2002年世界杯上的红海洋所掀起的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制造了足球史上最丑陋的一届世界杯,可称为“体育造假”的典型。然而,韩国人至今仍然把这届世界杯视为大韩民族的辉煌。

2,向暴君加无赖金正日献媚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他的平壤行制造出重大的黑金丑闻。与暴君的握手使金大中戴上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却让现代集团峨山公司的董事长郑梦宪付出自杀身亡的惨烈代价,可称为“政治造假”。然而,已经下台的金大中仍然矢志不渝地向金正日献媚。同时,这种民族主义红魔发展到颠倒是非善恶的程度:在许多南韩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眼中,仅仅因为是异族,美国这个昔日的恩人和现在的南韩安全的保障者,正在变成邪恶霸权的代名词。而仅仅因为同族,北韩这个昔日的入侵者和现在的南韩安全的最大威胁者,却正在变成亲人。金正日近年来频频向国际社会玩弄“核讹诈”游戏,显然与韩国的反美情绪

3,韩国著名科学家黄禹锡曾因其在克隆领域的成就,而被韩国政府封为“国家首席科学家”,也被狂热的民族主义视为“民族英雄”和“国之瑰宝”。然而,这位民族英雄兼首席科学家却制造出欺骗过全世界的弥天大谎,是典型的“科学造假”。但即便黄禹锡造假丑闻大曝光之后,仍然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秉烛夜游”,发誓要力挺“民族英雄”到底。

在此意义上,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被挡在十六强之外,既是技不如人的必然,也很有点“造假必遭天谴”的意味。

无论如何,世界杯上的天谴,至多是对民族虚荣心的打击,还不至于造成多么严重的现实灾难。现在,如果韩国仍然拿民族主义向美国示威、向暴君金正日献媚,使北韩的“核讹诈”变成丧心病狂的“核试验”,很可能制造出南北关系上的“天谴”,那就不仅是韩国、也将是整个亚洲的灾难。

2006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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