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

  　诸如“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抑或还可以加上政治学家、苦行家……老实说，这些已经显得过于豪华的称谓，对于顾准来说，实在没什么分量。重要的正如高建国先生的《顾准全传》一书的副题所标明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献给中国人民的不是眼角膜、肾、肝，而是全部的生命，可以让所有国人通向尊严、健康、幸福的，普罗米修斯之生命。

  　一个20岁出头就当了教授的知识分子，一个枪林弹雨中患难与共过来的丈夫，一个曾经给孩子们带来体面生活的高官爸爸，一个几乎谈不上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有什么道德污点，尤其谈不上有什么罪过的人，一个浑身伤病的患者，一个正艰于生存，还在苦苦读书思考写作的老首长或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却没有了同处一城的亲情、友情以及其他种种人情的触受，哪怕是家人的痛骂、友人的痛斥，都无缘听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凄寒！当不止一次偷偷来到家门口、轻轻叩门，却求不到门开，不得问候一声同样处于恐怖、贫病交加中的妻子、孩子，人是不是会被无数的绝望撕扯得不知所向？我能想象，这比真正与世隔绝的孤囚更多折磨。

  　这就是顾准遭遇过的临终人生。

  　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地狱的最深处，顾准仍然拆下一根根“肋骨”，点亮，让光芒穿过层层叠叠、弯弯曲曲的地狱隧道，刺向沉默的苍穹。

  　顾准的意义已经远不能归入任何一个主义，正如不必要将林昭视为神学政治或者基督教宪政的觉者一样，也不应当仅仅将顾准窄化到共和国某一个主义的先驱去。任何伟大的人格都不是知识性、学科性的，也不是某一价值维度的，而必定是阳光、空气般的大在。

  　带着这样的思悟，我才放心自己以拙劣的思力、笔力，将顾准的精神历程作一撮疏，而动机无不在享之哺育自己。   

一、永葆理想

   　1972年，我们这些后人知道是顾准到了晚年，得以最后一次回到北京。那是顾准处于一生第三次心灵跃升期的一次与张纯音母女的谈话。张纯音直率地问道：　　　

　　“‘你对……走上革命道路后悔吗？’顾准说：‘我不后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倘若当年这些努力都无价值’，那么多仁人志士为此把命送掉，怎么解释？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怎样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利。’”（《顾准全传》648--649页；下同书）

　  三次心灵大跃升是顾准的自我观审。第一、二次分别是1956年、1964年，也是大体上7、 8年一次上一个思想高峰。关于第三次思想高峰期，顾准曾对张纯音说：“‘我觉得，我已经站在一篇金色的麦浪前面，将要收割啦！我好像一个拿着镰刀的农民，正等待着收割的时候！’”（655页）

　  按照一些论者的尺度，顾准既然达到了“经验主义”（我的替代命名是理性自由主义），就因为有了对“道德理想主义”及其血腥代价的深省，而不再“留恋”曾有的理想了。但顾准没有。这当然显示了一种复杂性。我以为，这可是怎么理解顾准的“第一道难题”。

　  人类的丑恶大而别之有两类：一是非集团型的，一是集团型的（也就是制度型的）。对于前者，人类的应对有自发沟通和平解决与自发报复同态讨还两种；对于后者人类的应对则只有自觉革命，依照手段的不同，革命分为和平对话与暴力较量两种。在单作深刻静观的思想家（包括信仰家、道德家）眼中，无论何类何种，都是自然过程，没有新鲜也没不可理解的。看到和承认这些，与道德无关，一如人看到动物界这样那样，与人的道德无关一样。当然，事关者则一定会有道德冲动、热情、激情等等的投入。“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首先是对非个人历史的体认。升至一般理论，革命对于集团统治社会来说，与具体个人入不入，入了后悔不后悔，都无关，乃每日每时皆可发生之事，尽管不是个人吃喝拉撒那样的。如此，用“道德理想主义”或者道德、理想为之辩护或者加以拒斥，都是可笑的。

　  于此，人类的智慧无非是提出了宪政共和的法治体制，包括尊重大多数人的决策，也即民主；和尊重少数人的意愿，也即自由（可不是特权集团为自己乱捞钱、乱搞女人的随便）。难的是如何到达。未达之前，你若只说宪政呀共和呀法治呀民主呀自由呀或者更一般地呼吁人权呀，你这是中立的调解、拉架，在统治者的颟顸期，你有拉偏架之嫌（争斗两边都可能说你不好）——统治者会说你“是不是怪我乱来呀？”被统治者会说：“你应当帮我们追讨争议，说废话有何用？”。在统治者的开明期，情况不甚残酷但甚复杂——你同样面临中立与加入抗争者的两难。在和平演进（近200年左右的人类才出现）进程开始后，因为无论统治者被统治者本来都具有“自发秩序”的潜能，不必由少数人充当导师、救世主，中立者即告失业，而一起成了参与者、当事人。

　  一大一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冲突面前，也是这样的。你光说“有事好商量”，谁也不得罪；双方好说好商量起来，你反而没特别的事情了。你中立的动机你自己知道，别人也完全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由于所谓“中庸之道”（消极的极端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积极的极端才不过是近距离喊“和”、不问是非正邪的“和”）传统的发达，此间以“宪政自由主义”姿态应世不易也易，无论易不易，都有不讲公平、公正，不追求正义的“未必中立”之嫌。

　  一般来说，穷富程度决定了人的应世立场，这是等级阶级论常识。被压迫者反替压迫者说话，不是傻子就是疯子；权贵阶层阶级中人替穷苦人说话，是伟大人格。以我的生活经验，顾准当年参加革命，人格上面有些可算伟大了。

　  贫苦阶层阶级的抗争永远是道德道义的主要象征。今天怀念顾准首先还在顾准可以当教授，却参加革命的理想品格。  

二，需要健全的平衡   

　  应当说对顾准有恩的潘序伦博士，并非什么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个高知商人。而顾准终其一生绝不仅仅是达到了“经验主义”。一个真诚参加过革命或者对革命有健全同情甚至向往的道义人士，也必然如此。就是说必定有鲜明的正义追求，至少有合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趋附。

　  而在涉世未深的道义青年那里，通常会有自觉程度不等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取而代之”的“宁有种乎”，就是中国本土的“朴素无政府主义”——都是人嘛，凭什么那些人就高人一等！这已经包含了对一切身份固制的否定。辛亥前后，中国知识青年中有相当浓的“无政府主义”氛围。顾准在自述中也特别说到了他接受过无政府主义（32页）。有论者说：无政府主义是通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沃土。论者的意图还在狭隘的“反革命”。其实，无政府主义毋宁说更容易通向逍遥——老庄（主要是庄）式的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

  　潘序伦没有影响到顾准的思想，影响到的话会怎样呢？有论者说顾准可能走到胡适道路。这是对胡适的不恭敬。胡适的自由主义固然反对暴力革命，却不反对革命。这是由胡适正宗的美式自由主义熏染和作为新文化主将之一的从容品格决定的。一个人有充分准备投入多年的事业，一定会在其社会品格方面形成重要的定格。这涉及丰富的历练。陈独秀与胡适的友情历经考验而不变，这非同一般的稳固，能说胡适对真正左的理想精神没有深情吗？（中国确然自古迄今未曾有真正的左派政治——如果人们看到了世界上有真正的左派政治，并不再将顾准说的“中式斯大林主义”混同于真正的政治左派；而从历史看来，尽管民间的正义感必定与权势者的邪恶同时诞生，“保守的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倒是很早就出现了）一般说来，青年顾准在商人政客充斥的上海，更容易受到潘、庄（文恭）等更懂得社会方方面面、更有传统立身经验的人物影响，却没有，我从中看到的恰恰是青年顾准难得的纯正。尽管他应当能够在经历了很不成气候的活动之后，有更成熟稳健的自我安置，但他很快被重视被裹挟到连陈独秀都保持距离的漩涡了——这是我在肯定理想的同时不准备继续跟着顾准走向“圣地”的思考。（参54页）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启蒙心智其实很难跃升的，需要种种条件，这只要看看今天很多平庸高知，和一些所谓的胡适Fans其实少有健全的平衡，就不难知道了。据说半坡遗址展有我幼儿时候看到并钻过的拱形茅草滚鼓楼，说明我常说到的很多民众其实离原始人不远，是有根据的——尤其在等级森严的幽闭锁定状态，老死一地的芸芸众生是很难获得心灵跃升的，人类社会进步的缓慢，在20世纪前的东方和工业革命前的欧美，超乎我们的想象——连缓慢这一点也只有少数生活丰富因而潜能得以张扬的权贵、文人知道。陈独秀与胡适们要能始终融在一起就好了！这是中国20世纪的大遗憾。青年顾准毕竟连当时很多能够阅读到的书报刊都没有接触啊！

  　1920年代的罗素、1940年代的爱因斯坦，邵力子、于佑任等国民党左派，等等等等，都对“社会主义苏联”有非同一般的真诚愿想。在黄浦江的堤岸上，顾准虔诚地朝北仰望……这在情在理。（参99页）我肯定理想，但即便基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都需要坚持认为：青年人在认知能够更丰富充实前，身体介入宜乎民意表达与政治观察为限，尤其对实际政治，务必保持距离。认为青年是政治变革的先锋云云，其实是诗或者阴谋家不负责任的怂恿鼓动，既违背常识也于史无据。别说政治变革（这当然需要中老年的真出息），就是民意表达青年也必定首先是学生。但实际生活不是事后作文，无遗憾的人生绝非好人生。批判“道德理想主义”的人士们甚至绌乎民意表达的，没有遗憾了，可宜乎、允乎？

  　为什么晚年顾准对“胡适的自由主义选择”不以为然？是不是没有看过例如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所致？这是一个问题。但答案肯定不是非此即彼的。（参97页）

  　几年来不断有论者提出“信仰”与“主义”的融合，从“神学自由主义”、“基督教宪政”到“神学政治自由”，几成小小的名教运动。其实，历史事实是，信仰家多通向“社会主义”或者“福利主义”，而非“宪政”、“自由”。林昭的精神流溢着基督教的大爱，也是人道主义的博爱。顾准曾多次当众怒斥，“现在的中国是实行‘狗道主义’……”（630页）青年顾准曾在三所基督教大学任教，受到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熏染。1950年代中期顾准托胞弟陈敏之购买《圣经》，至晚年保存有多种版本的《圣经》。张纯音的女儿徐方明确论及顾准“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怎么理解？高建国先生由此将顾准对社会弱者的同情，和恩格斯说到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相同点，联系起来。（参120--122页）《圣经》提倡“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交给他打”的格言，顾准不反对进行必要的反抗和斗争，但他指出：“‘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和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647页）这里的宽容、仁爱是宗教、人道主义、平民主义、自由主义交融的，不同于交往理性，不等于儒家的仁爱伦理，在精神形态上有入世与脱世的非限定性。

  　信仰无论如何只是个人的，是“绝对命令”层面的道德律令。其世俗内容除了通过悟性粹化内省美化，便是人格德行。一方面我不能接受居高临下的知识化灌输，不该有说教冲动的偏偏说来说去，弄成了知道、学问多寡直接影响到信仰有无、深浅、纯杂，不是“文化基督徒”的问题，而是似乎没文化没学问便不知基督教、不可能是基督徒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接受拒绝理性拷问的双边界限主义。人毕竟更多世俗、理性、常识的纠缠，即便是红衣主教也只能如此，尽管知识上面确实有界限，但人们免不了会在思想理性的层面探讨知识意义上不可讨论的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主张宗教方面应当“沉默”、“虚心”、“安静”，正好作为人格修行的机缘，而不能有丝毫埋怨理性越界的反应。这可以归纳为“理性可动信仰不可动”。林昭、顾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神学思想，但他们的人生的信仰光芒，足够我们感悟。知识上的非理性主义与修行中的美德主义可以在信仰领域安处。这很可能也适用于不同信仰领域间的关系安排，除非不同信仰永远无声面对，永不对话，否则，世俗与诸宗教的关系就会有类似的呈现。

  　曾经，不少“党产”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几千两黄金，却为了给党节约几个铜板，经常在家里吃咸菜、泡饭，等到顾准或有关上级派人来取款，便立即将所有利润和节约所得全部上缴，不留分文。而新四军“党产”总负责人顾准的克己奉公，更是有口皆碑，简直到了对自己刻薄的地步！他们为了理想，绝无半点个人利益，近似宗教情绪的自律与忠诚，足令后人敬佩。（217--218页）这里面的人格修行，是超乎一切世俗壁障街垒的。可是，一些基督徒宪政论、自由论者，不论他们如何高深前程，他们生活之奢侈、出手之阔绰、资源之机巧，与“三自”之媚俗，都是可疑之处。怀念林昭、顾准，需要修炼俗灵间的平衡境界，而其底线只能落实在人格德行，别的都不牢。

　  与秦晖先生集中论述的“共同底线”相关，一个重要方面还有民众利益与非清算之间的关系问题。此间的自由主义较多主张不清算腐败，可是对民众利益、对严重不公却也多“第三者”姿态。这至少不同于顾准。

  　1953年（斯大林逝世）、 1955年，顾准曾“将他的初步想法，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355页）顾准曾在日记中揭露“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459页）作为经济学家，顾准又揭露说：“政治挂帅——Non Economical Monopoly（非经济的垄断——引者注）”。这里的垄断与教科书上的所有垄断（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都不同，是一种全能的政治超经济垄断，后来的诸如电信、电力、金融等等垄断才更接近行政垄断。又揭露说：“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七千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称号。……”（475页）有没有所谓的“宪政自由共和论”者，对“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暧昧的呢，我看不少。我已经说过，他们只在与“新左派”论战时才想到说说公正（才想到秦晖也是自由主义者），当面对权贵抢劫主义时，他们就像离开上下文便不认字了一样，不知公正为何物了。顾准注意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陈云说到上海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邓小平说‘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491页）

  　顾准的良知甚至是倔强的：“1960年1月下旬，刚从哀鸿遍野的河南商城、信阳回到北京的顾准，有不知今昔何昔之感。腊月二十三的日记最后一句话是：“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法。”“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他刚从大片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实在无法接受‘人民’大会堂的沉默，也无法接受这样大兴土木，这样粉饰太平。他在心里愤慨地说道：‘我永远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数年之后，顾准由于这句著名‘黑话’，摘帽以后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中国唯一的两次戴帽‘右派’。……他只是想告诉别人：‘天国’虽然好，路有冻死骨！”（ 478--479页）

  　通过翻译熊彼得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顾准自己最重要的升华不是抛弃道德理想，而是认清了“古典民主理论” 与“现代民主理论”的界线，“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对于民众利益、福利民主，顾准是没有“保守主义的傲慢”的。他甚至现在看来有些学理不通地说；“他曾数次直率地指出，1949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已不恰当地将‘人民民主主义’定义为：‘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团英雄主义’，与‘文革’理论有着前后关系。……应该合理地提倡和发扬‘民主个人主义’。”（623页）意思是通的，用特有的概念表达了顾准自己的共同底线观。顾准的“经验主义”也很左的：“‘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676--678页）“五四精神”当然不会像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士”那样，连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也要冷嘲热讽甚至拒绝的。

  　“顾准一边大口吐血，一边举笔愤怒地问道：“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他用杜鹃啼血般的文字，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忿然宣布：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686页）一次被猛烈批斗后，顾准以伟大信仰家的从容姿态说：“‘坚持研究与探索的，大凡是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谋生或谋利益，另一种是为了探求真理。我一生不愿放弃探求真理，我受的痛苦就是我得的快乐。科学的大门就是地域的大门，我一定要趟过这个地狱！’”（610页）

  　顾准是有血性的，不会是面对红顶卫视文化商人采访叼着斯大林烟斗那样的闲适悠然。

  　前面谈到宪政共和论的“中立”品质。顾准也谈到：“以赛亚·柏林曾说，遇到正义与不义交战，知识分子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堂正正的人献身投入。”（686页）  

三，实践顾准  

　  我对说一些话有太多顾虑。什么样分量的话题由谁说合适，什么事由谁来做，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讲究里面有传统，有现实，有很多世俗生活的东西，没有讲究、不顾讲究不行，有一点讲究也不行，必须是很讲究，不是一两个少数几个人讲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善于讲究，才能话说得像样，事做得像样。

  　阅读、研究、认识顾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顾准的人格、顾准的精神。实践，实际地践履，需要做实做好案头工作，但案头工作也是没有定数的，你不能说几百年后研究顾准完全没必要了。但是，实践顾准从何谈起呢？

  　按照李慎之先生较晚形成的想法：“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这个判断是我需要慢慢消化、体会的。

  　顾准不是甲骨文、吐火罗文，研究顾准几百年后肯定是纯学术，现在呢，也可以单吃学术一面，但要研究得像点样子，没有社会生活的非学术（不是反学术）热情莫办。而以现在的情势论，对非学术热情的调度是越来越有逼迫性了，从容余裕的空间是相当逼仄了。

  　我在感召之下，也算对顾准有初步了解了，当然首先是读原著，有些地方读不很懂（例如纷繁的古希腊史），大体看到了顾准的宽、深。也读与顾准相关的，于是对“理想主义”、“直接民主”，简化讲主要是种种道德浪漫主义及其对面，更有了强烈的印象，确实有比鲁迅、陈独秀“更切合今天的需要”的地方，但也有不那么切合的——“顾准过时说”不对，但“顾准圭臬说”也不确。譬如说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价格自发涨落”、“企业独立负责”等等是最闪亮的，但一是不能说很系统，用微言大义法研究顾准本身就不是“经验主义”的，吴敬琏先生敬服顾准是很有人品的，但倘若以为顾准经济学上永远高过吴先生自己，就不对了；二是后来人碰到的政企分开之难，权力垄断行业的蛮价、黑价，假冒伪劣泛滥及其根源……顾准都没有也不可能预先道及。可以说顾准是英雄、是巨人，但不无遗憾——他不能逃过灾难性的环境局限，一些地方他只是一个开明派，自由主义在他那里还不能说是绵贯通畅的。顾准学科性遗产中特别有价值的还是哲学、史学与政治学的，当然是越原则、越学理、越理论性的，越不可能过时。

  　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有其“本体悖论”的性质，例如，一方面要批判“政治中心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不得不占首位”；一方面深受完美的理想主义捉弄之苦，另一方面又深受反理想的犬儒实用主义之害；一方面要尊重本土传统资源，另一方面又饱受传统惯性之累。我在《初入清园》一文中诉说了人们纷相自设乃源于人们无法做事，很多事情你静态论道当然不得其解，现代政治哪一基本面可以说说写写就出现？都是“实践的学问”，说得再溜、写得再好，做起来白眼青眼、红脸白脸都还难说，后来人可以说陈独秀如何失足，胡适如何不洁，书斋瘙痒而已。做事的没有不犯错的，完全可以借用80年代“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这句话。将精力主要用在切磋顾准上，而不是放在践行林昭精神、顾准精神、遇罗克精神、张志新精神——“人格自由主义”（与梁漱溟式的“原儒”精神并不全然相隔）上，这本身就是研究顾准首先要面对的课题。否则，我可以预言，顾准只能成为一个“思想史偶像”，人们宝贵的精力又会要耗费许多在种种顾准问题的争论上。不是有人连写序都不忘刺一下  “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的人么，这不像有顾准的厚道、宽广吧。如果不是通过实践带动顾准研究，那至少不能够在发展顾准上走出多远。不是为了实践顾准、发展顾准，研究了干什么呢？就说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吧，村民们当然会坚持直选村长，议员们当然会坚持直选议长，而言论无禁区也有直捅的民主成分吧。许多事情对底层老百姓当然是间接的，但怎么个间接法主要还是做起来才明瞭。

　　这样看来，如果成立的话，我的说法是：顾准的实践精神不超过陈独秀，顾准的自由权利思想不超过胡适，顾准的政治思想不超过罗隆基……顾准与马寅初、梁漱溟是不是也有需要审慎比较的侧面呢？能不能说今天一些学人的思想水准不在顾准之下了呢？能不能说，即使是那样的时代，顾准还有些欠缺呢？顾准是一个天才，小学毕业后自学成才，20出头当了教授。但是，考虑到顾准“生也不晚”（1915年生于不算闭塞的上海），14岁就进了银行，并且与大学者兼金融家潘序伦共事，还经常出没于图书馆，至少到他当教授的时候，是可以接触到有别于“浪漫理想主义”的“理性自由主义”的，为什么直到李慎之先生说的“特殊历史阶段”完整到来，他才大梦初醒呢？是“会计专业”或者“经济专业”的局限？是微观人际交往的局限？是信息输入的局限？是气质、性格抑或家庭境况的局限？事实上，确定顾准水准的参照系，不但要与五四先贤比，还应当与今天的优秀学人比，更应当与人类的先进比，如果这种比较不仅是文本世界的，那么，更应当充分考虑到顾准的境遇，与种种现实问题比一比，否则，恰恰会导致低估顾准的人格、顾准的“更用功”与“更执著”，也会使得顾准所陷身的那个时代失真，更会松弛了后人学习顾准的人格要求。

  　顾准是革命党人觉醒得最早、最深刻、最到位的一位，但是，在人们甚至已经对百日维新之前的进步思想（不止是洋中国人的）也有了深度挖掘的今天，我觉得似乎更应当将顾准看作百余年血泪史中的一个英雄、一个贤哲，否则，很可能将思想水准与学术成就混淆了，很可能降低了标准，很可能正反映了不能实践时的一种“精神疗法”。

  　我尊敬的老先生多在1949年前就有过“公民教育”的开蒙史，我希望自己今后除了继续看到顾准先生“革命知识分子”的经历外——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左翼知识分子往往人品好一些（当然不是规律），多少能看到他早年也有一些“独立”、“自由”的一面。傅国涌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精神史”，我希望研究、认识顾准的过程，是一个独立精神孕育疯长的过程。我当然希望我前面说的话，也有点这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