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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一个严峻的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弱势群体遭受欺凌的现象更为普遍。长期以来，专制者对人们在精神和物质上进行双重的剥夺，使人民在个人权利被侵犯时往往只能认命，只求活命，不知如何抗争，因而在权利问题上，出现了整体性失语的现象。
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重建“救世济民”的责任感，介入当下现实，参与民间维权运动，体现出强烈的人道关怀。在这中间，出现了艾晓明、郭艳和曾金燕等一批杰出的女性，她们以女性特质为人的基本权利奋力抗争，创造了令人回肠荡气的维权事迹，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女性主义”的精神层次，为女性话语增添了社会关怀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启蒙的历史贯注了活力和动力。
从关注女性身体介入维权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女性作家学习西方女性主义，出现了一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现象，即一味抒写女性的肉体欲望，却抛弃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现实的传统，故意割去了女性话语中的社会参与维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晓明，是一位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曾去美国研修性别教育理论。不少中国学者在研究舶来理论时，只是以知识来装潢自己的门面，他们按图索骥、食洋不化，并不准备把理论应用于现实之中，而艾晓明却试图在这个男权中心的社会里，让更多的人受到性别教育，以提高中国女性的地位。她还以知识分子的公共姿态，为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
2003年2月，湖南湘潭21岁的音乐教师黄静死于宿舍中，死时全身赤裸，存在多处伤痕。官方调查结果是黄静属于自然死亡。黄静的母亲对此表示怀疑，多次要求再调查，找出女儿死亡的真相。
曾经带领女学生演出了颇具争议的话剧《阴道独白》，艾晓明呼吁保护女性的人身权利。在黄静一案中，艾晓明首先注意的，是那伤痕累累的死者遗体，那受害女性的恐惧、痛苦和无助，在遗体的照片上表现无遗，令艾晓明产生愤怒和被侮辱的感觉。这个案例对妇女的歧视是很明显的。
黄静那被人强暴至死的遗体不能说话，艾晓明用笔为之代言，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她说：“黄静案一天不破，这声音一天不会平息。我不是法医、不是律师、不是记者、不是政府官员，我的声音很小，报纸也经常拒绝发表我的文章，但是我不会放弃呼喊；而且我还相信，所有人发出声音，世界就会改变。”
2004年“三八”妇女节时，艾晓明在她所在的学校举行活动，号召男同学系上白丝带，表示他们绝不对女性施加暴力，绝不对暴力保持沉默。
以母亲、妻子的角色介入维权
女性常常被视为柔弱，但母亲却意味着呵护、温情和牺牲。为了保护儿女，母亲往往在必要时变得非常勇敢和坚强。
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就是这种存在得彻底而实际的人，是捍卫人性尊严并承担责任的人。
在介入孙志刚维权事件时，艾晓明自白道：“因为我有一个像孙志刚那样的儿子，我是一个母亲。”孙志刚事件是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一个维权案件。年轻的孙志刚在被无理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此案引起广大中国公民的关注，引发了一场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后迫使中国政府颁发新法规，废除了弊端丛生的收容遣送制度。
这个维权案例获得成功，其中有艾晓明教授参与呼吁的一份功劳。艾晓明以同是天下母亲的心，不懈地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追问：“为什么在执法机关会有虐待狂？是什么样的体制一直在纵容这些虐待狂？如果法律的权力落在虐待狂手里，谁最容易遭受飞来横祸？”“如此光天化日下的凶杀，无责任、无追究，我们社会的公理何在？正义何在？我们有什么脸说我们生活在保障公民人权的社会？”
提及一些人权人士的妻子，例如杨子立的夫人路坤、何德普的夫人贾建英，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及胡佳的夫人曾金燕，令我们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群品格高尚、超凡脱俗的女性，她们在丈夫遭受当局迫害时，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选择了和丈夫共患难的艰难道路。
在这些妻子们中间，最年轻的是才二十出头的曾金燕。近年来，曾金燕和胡佳从志同道合的恋人成为夫妻，他们一起为艾滋病患者忘我地工作。曾金燕曾经自认为是一个“非常满足现状、弱小温和、坚持渐进的女人”，但命运却让她承担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承受的重担。
被人视为“圣徒”的胡佳，因为忠于自己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参与维权，一次又一次被监禁、被殴打、被侮辱、甚至被迫失踪。作为妻子，曾金燕只能一次又一次含着眼泪寻找丈夫，一次又一次为丈夫竭力呼吁。多少次，我在网上读到金燕博客上寻夫的真挚文字，为她所受的精神煎熬而心酸不已。
展开更广阔的社会关怀
由自己遭受的厄运，曾金燕接近了其他很多为丈夫、儿子和兄弟奔波的女性，她获知许多妻子因为丈夫的政治问题砸了饭碗，在贫困交加的生存线上挣扎。金燕因此鼓励妻子们一起坚持，她说：“这些妻子，在爱，在守护家人。声音被消灭了，自由被限制了，她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可是只要她们活着，就是胜利的象征。”
她们的丈夫为维护他人权利遭受苦难，她们自己战胜的怯懦，勇敢地发出声音，维护丈夫的权利。曾金燕认识到：“沉默，某种程度上就是失踪事件的帮凶。”她从自己的遭遇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人道关怀。
2005年9月15日，艾晓明写了一封公开信：《温家宝总理，请救救太石村的村民！》这位自黄静、孙志刚等个案开始对社会问题发言的教授，这一次关注的是大众权利的保护。
太石村案，最初是村干部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租或出卖可耕地，愤怒的村民提出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动议案。此案被认为对中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有关当局使出黑社会的恶劣手段，来对付协助村民维权的律师和知识分子。艾晓明就曾经在维权活动中遭到暴徒殴打。
为什么研究女性问题的艾晓明，要冒着风险去关注村民的权利呢？其时艾晓明刚从陕西贫困县丹凤考察回来，她从网上看到了关于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长事件的报道，其中有妇女到区里饿着肚子表达不满的情况。艾晓明认为：“妇女参与决策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指标，对于一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关注。”
在展开更广阔的社会关怀之时，艾晓明也深化了她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如果妇女研究只是关心妇女，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艾晓明说：“女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别，也取决于她的阶级、种族和性取向。”“保障妇女权利，不能不致力于社会改造。”
以专业知识介入维权
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维权事业中，有一个公共性和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维权的做法，有一种批评意见是：你们不是学法律专业或管理专业的，凭什么对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发表言论？
曾写过《知识分子论》的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他们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局者”。萨义德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局限到专业之一隅，而应该以最基本的学术素质，对公共事务进行业余性言说，扩展自己的精神领域和生命力。
针对那种批评，艾晓明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去进行社会介入。她说“我和‘孙志刚案’的关系，与其说是专业关系，不如说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权得到保障的世界。”艾晓明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知识分子为民喉舌的道德力量，在成为公理正义及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之中，她也再现了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
当然，如果能够将公共性问题专业化，由专业人士参与维权，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近年来，一批法律背景的学者、律师成为民间维权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以专业、理性的法治话语，将人权理想诉之于行动。在他们中间，有一位优秀的女性律师郭艳。
郭艳原是广州珠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担任太石村村民的律师，她曾遭到暴徒铁管袭击受伤，还出现过连续高烧、伤痛伴随血尿不止的症状。前不久，郭艳被她所属的律师事务所无故解聘。虽然丢了饭碗，但她赢得了所有关心维权事业的人们的尊敬。
在承诺做太石村村民的律师时，郭艳心里很清楚风险所在：“在中国内地，律师涉足这类敏感性案件，轻者被暗算投诉，遭勒令停业，重则锒铛入狱，清出律师队伍。”明明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有多少经济效益，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但郭艳仍然接受委托，她把为底层人群提供法律服务视为“积德”。
在为太石村村民工作时，郭艳始终冷静理智，只用法律语言说话，依法帮助其委托人维护合法权益。同时，郭艳还以女性特有的理解能力，多次和一个叫“M副书记”的女干部沟通，试图在政府和村民之间进行调解。
但郭艳终究还是失败了，因为太石村的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制度问题，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法治，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欺骗性，不管维权律师的法律专业水平如何高，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用心如何良苦，也无济于事。但无论结局如何，郭艳和其他维权律师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付出的牺牲，将会被人民和历史所铭记。
注视女性改变现实的足迹
罗伯特·Ｆ·肯尼迪曾经说过：“很少有人能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在遥远的北欧，我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国内这些试图改变现实的女性的足迹。我知道，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人越发的冷漠和自私，大都成为庸俗实用主义的信徒，当年知识分子的那种把自我理想与社会梦想交织的责任感，已经荡然无存。在很多男性都丧失社会责任感之时，这些被《圣经》说成是“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的女人，勇敢而磊落地站立起来，承担起社会脊梁的角色。
2006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