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记：

谈话至此，屋里已抽泣成一团，我不得不暂时关掉录音机，悔罪似的低下头。户外狂风大作，似有无数无形的脚，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摇晃。我曾寻访过无数冤案，自以为已心如铁石了，不料此刻却心乱如麻——这样追下去的意义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权利忘掉噩梦，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

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日本新民谣歌手冈林信康的声音：“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地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能够“注视”已经不错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视以后呢，就走开？或者象我这样，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

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上帝在哪儿，当我空想这些问题时，他觉得好笑吗？

最体面的解答是，这个民族需要历史。可国家、民族、政府等东西除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灾难，就是虚妄和疯癫。

打住吧，别费这多余的脑筋了。 

老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话题还得进行下去。其实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当我爷爷的田地和院落被瓜分掉，人叫抓起来斗争时，我爸爸正在外县教书，他不敢回去，怕人指责阶级立场不稳。后来我在老家了解到，我爷爷婆婆被划成四类分子，几乎天天挨斗，还挂黑牌游乡。有时候，民兵将砖头竖起来，命令我爷爷站上去，这种体罚最多持续几分钟，人的腿肚子就哆嗦，接着就摔倒。一两个钟头，我爷爷要挨几十次摔，直到爬不起来……

张美芝：这不算啥啰，在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杀害之后，他们也把我抓去，连斗40个昼夜，天天五花大绑，只有吃饭和解手才松绳子。由于不准回家，我两岁的小女儿吃不上奶水，就活活饿死了。

老威：你有多少儿女？

张美芝：除了没活成的，当时我家共有五儿两女。我小杨区长19岁，是续弦，所以我嫁过来那阵儿，前房留下的孩子已成人了。大儿子叫杨思源，19岁，旧社会就在读武定县初中，一解放，受家庭株连，上不了学，还被人诬陷，说他有歹心，要杀解放军多人。天哪，老大是文弱书生，连枪都不敢摸，还提杀人？但是大形势下，有口难辨，他也只有逃命，躲在山上做了两年野人，1954年才被捉住，判了20年徒刑；我二儿子叫杨思蒲，不满16岁，在本地上小学，被贫下中农检举，罪名是“书写反动标语”……

老威：什么反动标语？

张美芝：晓不得啰，检举人是文盲，可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一说工作组就信。就这样，老二被抓起来判了7年刑，服刑期满继续留场，也和老大一样，相当于坐了近30年牢。我的三儿子12岁就死了，很惨。

剩下的儿女都在本地，就一言难尽了。

（此时，老人抬脸望了望房梁，两滴浊泪粘在眼角，接着又垂下脑袋，连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还以那老树根一般的手指狠戳腰眼）

老威：老人家累了，你们可以接着讲吗？

杨思仙：可以。

老威：你当时才5岁，记得清楚吗？

杨思仙：我虽然小，但记忆已经烙在心灵深处了！只可惜从小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文化浅，不能像你们作家一样，把这苦大仇深的家史写出来。

老威：讲出来也一样。

杨思仙：爸爸和舅舅都是当年抓当年毙，乡里杀了十几个地主，都齐齐倒在河滩那边，据说水都变色了，河底的鱼由于喝了太多的血，眼睛也变红了，大白天嗖嗖地往上窜。我大哥如果不跑，下场绝对与爸爸他们一样。那时没正式的法院，也不讲究调查，说你杀解放军，你就莫辩解了，乖乖地把脑袋交出去吧。

我大哥是中学生，在乡里算很大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事情，在书上也看过的。杀旧朝廷的人，株连九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在1952年头上，他就逃了。他跟妈妈说要学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去，我还不懂是啥意思，因为则黑周围没有叫首阳的山嘛。

我记得他逃的那晚，也跟今晚差不多吧，风把瓦片刨得夸夸响，月亮偶尔露脸，像个吊死鬼。

老威：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觉得月亮是吊死鬼？

杨思仙：我最怕看月亮，因为在漆黑一团中，反而要安全些，还能去野地弄些吃的。我大哥睡觉从来不脱衣裳，还把一个裹着几本书的小包袱当枕头，这样，墙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弹簧一般蹦起来，挽着包袱，顺着屋角的杆子朝房顶爬，那儿有早就掏好的一个洞，平时用泥巴糊成的盖子塞着，不容易看出来。

家里的大人都抓走了，白天抓妈妈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的都抱住她的腿，但民兵用枪托子打，用脚踢。小孩子只顾着哭，却没有像大哥二哥，始终站一边，听天由命地看着这一幕，表面上麻木，其实心里已在打主意了。大哥后来说，那个民兵连长盯了他好几眼，那瞬间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和弟弟却仍不明白，还喊饿，没有了大人，长兄就当父啰。

大哥煮了些红苕分给我们，他自己却没吃；他叫我们睡下，又从门缝看了几回动静。我不久就开始做梦，眼睁睁的看着大哥从门缝跨出一条腿。我想喊，可发不了声；我还要翻起来拉他，也动不了。我在梦里晓得是在做梦，我还说，大哥，你为啥不去爬杆子钻洞呢，人不可能长翅膀飞嘛。大哥摇头说，贫下中农都长着翅膀，乌鸦一样歇在瓦顶，所以我不敢朝上钻。我说，那就变小，藏进灶台里。大哥说，我又不是耗子，钻不进地心啰。我说，你先变小嘛。大哥说，小娃娃懂个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只有脱胎换骨才行啰。

我晓不得这梦做了多久，可大哥却边和我说话，便扁着身子出门了。他本来就瘦，这时更像一张纸，被啥子东西吱啦吱啦拖出去。最后是手，包袱吊在上面，还向我摇了摇，一本厚书露出角角。我本想说，哥啊，逃跑还带书干啥，不如带两包老玉米在路上啃，可那手却消失了。我迷迷糊糊地挣起来，可门却栓着；我正纳闷大哥他是怎么出去的，却听见大哥在我背后吃吃笑，我吓得叫出声来……

老威：几十年前的梦你也记得吗？

杨思仙：非常清楚，因为醒过来大哥就不见了。天大亮时，果然来了20多个民兵，把房子铁桶般地围起来，然后猛一下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一窝娃娃只得投降，到门外靠墙站着。民兵连长喝问：“杨思源呢？”我们都没吱声。接着枪托子就下来了，我们像几个足球，被捣得满地滚，屋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15岁多的二哥和10岁多的三哥都叫麻绳扎了，揪住头发往墙上撞了很多下。

老威：你们全被带走了？

杨思仙：二哥和三哥弄去拷打，几天后三哥放回来了，二哥却在爸爸被枪毙不久，判了7年刑，送蒙自的草坝农场劳改，稍后又转富源县煤矿。在那儿一呆20几年。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原以为7年刑满，他好歹也会回家，没想到他与家里人重逢已是30年之后。按当时的劳改政策，反革命分子刑满将被强迫留场。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我们和大哥二哥就永远见不了面。

老威：你们家15岁以上的人都抓走了，剩下的？

杨思仙：我5岁，弟弟3岁，姐姐不足10岁，妹妹更小，妈妈被抓后，她缺奶，饿死了。三哥说，民兵把他们兄弟俩用麻绳串起来，押着去搜山。全乡的青壮年都出动了，像赶野猪，几百人朝山上拉网，又是鸣枪，又是在洋铁桶里放鞭炮；遇上林子或者山洞，还点茅草、湿柴，哇刺哇刺向里面扇浓烟。当年的山里，啥子野物都有，所以人没逮着，野猪、野兔、野鸡倒猎了不少，据说还放翻了狼和熊。

老威：真是一场集体狩猎。

杨思仙：是啰，大伙在山上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扛着各种野物，欢天喜地回来。他们在乡公所外头挖了一眼灶，架上海锅，就剐皮煮肉了。而我的两个哥哥被吊在旁边的树上，如等待着宰割的野物。有人吃饱喝足了，就拿骨头去逗他们，命令他们伸出舌头舔，可又不让舔着。二哥不愿受辱，就紧闭嘴，将脑袋偏向一边，却把人家惹毛了。二哥挨了无数骨头，嘴还叫刺刀撬开，灌了一碗粪便。

张美芝：我被斗了40个昼夜才放回家。在则黑小学里，先是逼着我检举丈夫和哥哥，后又要我交代大儿子的下落，是不是受我的指使上山为匪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自从嫁过来，无非相夫教子而已，那晓得场面上的事情？大儿子是个读书人，与土匪更联系不上了。我还晓得，如今斗我打我的贫下中农里，做过土匪的不少，当然那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匪，天一变，就成了“苦大仇深，逼上梁山”。

那是雨季，我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跪在一滩污水里。膝下铺着碎砖和炭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都痛麻木了，可身子一歪，民兵就过来把脑袋踩在水中，让你醒脑。风湿的病根就这样留下的，直到80多岁了，腿和腰还直不起来。

还有打，吊，一把接一把揪头发，用皮鞋、布鞋、草鞋的鞋底扇嘴巴，用杠子压腿……人想得出来的刑全搬出来了。从那年开始，我的牙就没剩下几颗。我没想到能活出来，感谢主，我真没想到我的寿命比好多贫下中农还长。

回到家，两个儿子又没了。老三悄悄告诉我，他晓得大哥藏的地方，我都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大儿子没跑远，就躲在后山垭口的一眼废窖里。

老威：虽然逃过了这一劫，往后的日子怎么捱呢？

张美芝：在我丈夫和哥哥遭枪毙的会上，他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乡里村里都张榜抓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回来，更不能在有人烟的地方出现。

老威：只有做野人了。

张美芝：大白天在窖里埋着，下半夜拱出来，去坡地里掏些生东西充饥。大儿子读过书，加上一个人在坡上坎上晃荡久了，听觉也跟野兽差不多。这样，时间一长，土改高潮一过，人们就淡了，好像不再为一个反革命野人多费工夫。

老威：后来呢？

张美芝：后来家里人也上山种地。大儿子的双手经常刨东西，指甲又长又厚，于是他就在家里的荞子地底下，掏了一眼窖，顶上盖石板，石板上盖土，土上再种荞子。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想不到。

老威：如此复杂的埋人工程，得要你们的合作才行吧？

张美芝：一家人只能抱成团，要不一个也活不出来。我被盯得紧，哪就把吃的（有时是粑粑、炒面，有时是煮熟的洋芋、包谷）绑在几个没成年的儿女腿上，带上去。我们还在地窖边上种满竹子和向日葵，竹子里面的节疤是可以打通的，而向日葵的秆内有天然的气眼，这样，既可以透气透光，又可以将葫芦里的水灌进去，给窖底的大儿子喝。

老威：这算地球上最绝妙的地牢了。

张美芝：没人发觉，渐渐也没人过问，张在村里的逮人榜也褪色了。我呢，还是开会，还是挨斗，但罪状就那些，也挖不出啥新鲜货色。秋去春又来，生土种成了熟地，我还以为大儿子会永远与世隔绝地生存下去，又在地边的一棵老树干里慢慢钻了两个气眼，以防意外。

老威：可人不是蚯蚓啊。

张美芝：赖一天算一天，顾不上多想。我大儿子活埋了两年余，已忘了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地窖里寒湿重，憋得他浑身长疮，衣裳也烂成刷刷，最后在身上挂不住，就赤条条的了。有一次，我磨蹭到天黑，终于等到脚边慢慢挪开一个洞，我儿子的脑壳像木头桩子一般拱了上来。我一阵心酸，就趴下去，母子俩搂抱着，唉，这哪是我一表人才的读书郎啊，除了裆里缠了一团乱草，真一丝不挂，并且瘦成了一副骨头架架。

老威：这算是阴阳两个世界的接触。

张美芝：作了什么孽，我儿子变成了鬼？那么大个子，却轻得如一段泡桐木，我都能把他给抱起来。这副没有一块好肉的糙皮壳子，汗毛一寸多长，像霉豆腐，又细又白。特别是头发，齐腰深，破麻袋一般，我岔开手指替他梳理，才几分钟，虱子就一把芝麻似地朝下撒。做妈妈的肉疼啊，忍不住，就哭出声，儿子他急忙堵住我的嘴，眼睛一闪一闪地四处张望。幸好快秋天了，荞麦长出半人高，母子俩坐在黑地里，外面瞅不见。

我还没来得及把吃的拿出来，儿子他就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捏，把到手的红苕和炒面往嘴里塞，噎住了，就响尾蛇一般丝丝仰脖子。奇怪的是，他吞了那么些干的，喉咙都顶出一串包了，也不喝一滴水。直到肚子填得差不多了，才野物一样四肢着地，嗖嗖跃至十几米外的水沟边，趴下去埋脑壳饮水。

目睹此情此景，我晓不得该说啥，又不敢久留，因为那年月搞阶级斗争，民兵随时可能上门。我凑在儿子耳边说：“思源，妈妈走了。”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我又说：“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还是啊啊了两声，我明白，他一个人呆得太久，已不习惯讲人话了。

老威：这样下去十几年，他也许就忘掉人话了。

张美芝：我站起来走出荞子地，下山回家。我感觉儿子始终在看我，就回头，还举了举手，不料他转身就逃，眨眼就不见了。唉，他还以为我在发出“人来了”的信号！

老威：小时候，我看过反映解放区土改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剧情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贫农杨白劳，强奸杨喜儿，搞得人家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当野人。天长日久，仇恨与营养不良使喜儿成了白毛女。

张美芝：那我儿子是啥呢？

老威：算地下版的《白毛女》？也不对。总之，《白毛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世仁成了天下地主最著名的代表，它的作者贺敬之因此晋升为共产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历史就这样永远颠倒下去，谁也想不到地主在土改中被逼成了《白毛男》。

张美芝：《白毛女》我看过，她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翻身得解放了。可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却永世不得翻身！1954年秋天，他已经在山上躲了两年半，头发都齐大腿深了。我的三儿子杨思洪，当时只有12岁，与他的大哥感情特别厚，就经常上山见面。开始，兄弟俩在一起呆一会儿就分手，也没啥事儿；渐渐，就有些难舍难分。我被阶级斗争搞怕了，就阻止他，让他莫去得太勤，暴露了秘密将不可收拾。可这娃娃表面上点头，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一段，农村正在搞初级合作化，生产占了上风，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好像要松懈些，集中学习开会时，体罚也减轻了许多。我心里的弦也没绷得那么紧了，甚至想，杨思源“失踪”了这么久，对村上乡上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杨思洪人小鬼大，最后一次，他居然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白天与他大哥挤在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我又担心又着急，就叫其他几个娃娃去劝他回家，不听，我就亲自去，把利害关系讲了，口水也说干了，他们却只顾点头，就是不动脚。我一时心软，想到都是没父爱的娃娃，既然他们要患难与共，我也不能太不通情理。

杨思源还说：“妈妈，您就让三弟再陪我几天。我反正已是活死人，过去学的文化对这个社会也莫用，但三弟聪明，教给他，将来或许有用。”

我只能叹气。

杨思源又说：“如果不是三弟上来和我说话，我恐怕已变成舌头打结的哑巴了，更莫提思考问题。”

我说：“你三弟人小，你可不能连累他。”

杨思源一下子哭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连累家里的任何人！”

我也哭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都让几个娃娃轮番给他们送吃的。但那几天，我老做恶梦，血淋淋的场景，一会儿是我的丈夫和哥哥，一会儿却是那藏在地窖里的兄弟俩，一个压着另一个，身上布满了枪眼，醒来时冷汗直淌，手脚全抽筋。这是咋回事，果然村里的民兵又来了，他们对着本子，挨个清点人数：“还差一个！”

我敷衍说：“一大早走亲戚，晚黑就回来。”

民兵排长瞪眼道：“狗地主，为啥不报告？”

我说：“正要报告啰。”

民兵排长说：“狡猾的地主婆，敢给老子耍花枪！你娃娃走的是那家亲戚？从实招来，是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去了？”

我一时答不上，民兵们就一拥而上，用细麻绳将我五花大绑，严刑拷打。我家缺一个人的敌情被迅速上报乡里，上级指示：无论老幼，一律严加控制，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并且要彻底查清地主三儿子杨思洪的下落。

事已至此，我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家里人上不了山，那兄弟俩饿急了，肯定在地窖里呆不住。而一露面，哪怕半夜三更露面，也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猎物。那时我还没信上帝，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列祖列宗和天上的神保佑我的儿子逃过这一劫。

老威：我晓得那个人民战争如汪洋大海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也躲不开群众的耳目。

张美芝：除了劳动，吃喝拉撒都有专人看管；晚上睡觉，民兵就用两根长绳子，从老到幼，一手一脚地拴一长串，绳头还固定在门斗上，娃娃翻一个身，门也嘎嘎响。

老威：看管你们的人也不舒服吧？

张美芝：那时的人阶级觉悟很高的。况且烦闷的时候，还可以打骂我们，想方设法用我们取乐，比如一边打锣一边领着我们游乡啦，让我们学狗爬啦，往我们身上淋尿啦。听说民兵们还争着看押我们，仿佛是一桩肥差。

老威：肥差？集体变态。

张美芝：莫办法，谁也顾不了谁。我那两个儿子在地窖里憋了四五天，又渴又饿，都在喝自己的尿了，才忍不住从土里拱上来。民兵刚烧过山，四处焦土，树子和荆棘都赤条条，没个遮没个挡的，偏偏那晚又是大月亮。兄弟俩的脑袋冒出地面，还如一对地老鼠，东张西望了一阵儿，才一前一后向水沟爬去。解了渴，肚子更咕咕叫，于是他们又四肢着地，跳跃到几十米开外的另一块地里，埋伏在地坎下掏红苕。他们掏了两个大红苕，搓了搓泥巴就开啃，然后继续掏。他们在地里耽搁了十几分钟，将一包红苕运入洞里，还把战场打扫干净。

他们又憋了三四天，因为第一次没出事，第二次出土胆子就要大些。哥哥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最好跑远些。于是兄弟俩野物一般翻着蹄子，跃过了几块地。那晚月亮实在太大了，白白的光都刺眼睛，他们已习惯不穿衣裳，所以在掏了红苕之后，就滚下一个地坎，脑袋抵脑袋，在那儿吭哧吭哧。他们啃得太香了，没想到夜太静，更没想到前次出洞就留下了痕迹，人家已发现红苕被动过。

轮番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已把枪口指定了他们，有人突然大吼一声：“有鬼啰！”兄弟俩一惊，扭头刚要跑，枪就响了。吓得崖石顶的一群歇鸟扑索索地飞起来。

第一下擦着哥哥的耳朵过去，激起一团泥烟；弟弟大叫“完了”，转身扑倒哥哥，第二下就响了，他的肩膀叫射出个大窟窿。跟着是稀里哗啦的乱枪，他的头叫射爆了，脑浆子四溅，盖了他哥哥满脖子满脸。隔了好久，枪声歇下来，民兵们提着冒烟的猎枪围拢去，借手电光埋腰查看，才发现那个失踪已久的12岁的地主娃娃已被射成一张肉饼，裹在他的野人哥哥身上。

他们把一死一活的兄弟俩绑在一块，用麻绳子牵着下山。回村后将死弟弟卸下来，换根铁链子将哥哥吊在牢房里。整个村子轰动了，老老少少都半夜起床，打着火把要去看野人。

因为山上一响枪，脚底的群众全都惊醒了，有些人早就穿了衣裳，钻出房门打望。而我们却浑身哆嗦，魂都飞了。

第二天，乡里又是出告示又是打锣，方圆百里都开了锅。第三天，全乡开大会，反革命野人被押上戏台，在上万群众面前亮相，我们全家也被揪去陪斗。由于两年多不见天日，我大儿子在台上睁不开眼睛，他大约瞎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辨清模糊的人影子。

张美芝的五儿子杨思义插话：

我1949年生，当时才5岁，可也是在大庭广众下第一次看见我大哥这个样子。皮肤和拖地的长发都是灰白灰白的，嘴很尖，牙槽都突出到嘴皮外了。以前在晚上见过面，不觉得像鬼，而现在，他真是个可怜的活鬼了。许多人还向他扔石块吐口水，还扯他的头发，忍心哦，他的命可是我三哥的命换来的。

老威：他不是被缺席判了死刑吗？

杨思义：土改过了，政策宽松些，乡里区里也不能随便毙人了。所以大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昆明的云南省第一监狱劳改了近30年。家里人，包括我大嫂，都直到80年代才与他重新联系上，晓得他刑满后就在监狱隔壁的机器厂就业。

四女儿杨思仙插话：兄妹分离时我才7岁，可重逢时我已35岁，是3个娃娃的妈妈了。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就抱着她，坐了一两天长途汽车才拢昆明。打听了几个钟头，快天黑了，才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已50多岁的大哥——当时他正在洗脚，一听别人说妹妹来了，一下子傻了；接着就跳了起来，洗脚水翻了一地。

老威你看，这张照片就是第二天上午照的，大哥还穿着劳改就业服装，手里抱着他的小侄女，脸上有微笑了，这很难得。

我大嫂一直没有另外嫁人，大哥出狱后，他们又生活了20多年，却没有后代。大哥两三年前害肾衰竭，死得很不甘心；大嫂现在还与我们住，她熬不住夜，已经睡了。

老威：我明天能见她吗？

杨思仙：见到她也问不出啥，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辈子就活在泪水里。

张美芝：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太多痛，逆来顺受，却活了80多岁——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生离死别了十几回，人都麻木了，所以能无知无觉地熬到头。几十次政治运动，几百次批斗，稀奇古怪的刑罚……我一个妇道人家都见识了。又能咋样，感谢主，我还活着。我曾经恨自己为啥不早早地死，因为儿女都受阶级的牵连，只读了小学，就不能再升初中，也没有钱升初中。任何朝代，没有文化就完了，我以为这个辉煌了好几代的家族完了，被共产党毛主席整来整去，恐怕连耗子也不下崽崽了。家谱族谱也烧得干干净净，贫下中农没搜尽的地方，我自己再搜一遍，免得再惹祸。恶梦啊，恶梦啊。

老威：你记恨那些整过你的人吗？

张美芝：大形势摆在那儿，我能恨谁？全能的主在头上，他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用宽恕去惩罚敌人。我的儿子辈没受到正常的教育，可孙子辈翻身了，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昆明工作，有的自愿回到家乡，又像他们的祖上一样，成为这方圆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出息人，村里乡里要办啥大事，都缺不了他们。我的一个孙儿还做了官，于是，几十年前把我们朝死里整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又上门来巴结了，口口声声叫我这命大的地主婆为“老祖母”。我耳朵背，听不太清，人家就贴上来连叫好几遍。我不好意思，就答应了，还笑呵呵地问：“你的亲祖母呢？”人家回答：“没您老福气高，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不知咋的，我一阵心酸，就点头说：“晓得晓得，她还小我5岁啰。”

老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讲过土改的事儿吗？

张美芝：估计不会讲，你想一个杀人犯会给自己儿孙提“当年勇”么？党和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群众要“一切向前看”。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还蛮高的。

张美芝：我孙儿每天把单位里的报纸拿回家，我就认认字，受受启发。去年，我那当官的孙儿出钱在我们杨家大院的旧址上，摆了十几桌酒席，筵请在土改当中与我家同命运的地富分子——一大半都死了，就让那些冤魂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们吃酒吧。我们还请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都是从土改到镇反到四清到文革等几十次政治运动中，对杨家比较好的，暗中关照也算，整人时没下狠手也算。我特别叫孙儿把杨家过去的长工某某请到上席，坐在我身边。他小我两三岁，是个老实人，在土改中，工作组反复动员，要他起来斗争我们，他死也不吭声。因为划不清阶级路线，他还挨了打。如今，我当着众人替他夹菜，还大声将孙儿唤过来敬酒，我说：“这是我的老兄弟，按辈份你该喊老爹，他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比如现在，他孙女读书缺钱，你每月能不能补贴一点？还有给他家老幺在街上找个铺面，做个小生意好不好？”孙儿当然满口答应，хх连说当不起。

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酒席在当地影响很大，相当多的人都没请，只能远远地观望。50岁以下的人或许不太明白，但老一辈心里肯定有数。我的重孙儿女们还放了鞭炮，那个高兴劲儿啰，相当于杨家自己给自己平反。我将几个大学生孙儿叫到一边说：“是不是太招摇了？”他们都回答：“奶奶您还担心个啥？过去已过去了，杨家彻底翻身作主了。” 

后记：

午夜读旧报 

结束了对土改受害者张美芝家的拜访，已是2005年12月31日凌晨。我和孙医生步行回教堂的中途，风嘎然而止，月亮拖着一根长长的丝带从云里闪了出来。我不禁刹步，请孙医生先行。面朝浩浩旷野，茫茫群峰，我解裤下蹲拉起了野屎。快活之间，吹了一段口哨，不料惊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狗吠，还有些昏黄的狗眼在四周飘飘落落，与天上的狗眼混杂。我想，那稍远处横贯着小河的旷野过去就是召开土改大会的操场吧？如今时过境迁，枯骨之上已长满了庄稼。

没带手纸，我就像个真正的农夫，拔了些衰草擦屁股。草根很肥，浸透了血似的——也许张美芝家的死者已融化为植物生生不息的胎记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早就在长诗《海滨墓园》里吟叹过：“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

我慢悠悠地继续走，还与一头水牛擦肩而过。终于接近街面了，桔黄色的路灯令肮脏的小镇显得浪漫。我埋头上斜坡，又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进了半掩的窄门，拐了一个弯，就准备入室休息。

两张床并排，一张床横着。孙医生已入梦，鼾声隐约。由于经常出门，他把随身带的床单、被套都用上了。我打开供基督教徒歇脚的被子，在令人不适的异味中躺下。由于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不良习惯，我又爬起来东找西翻，想不到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旮旯里，搜出一卷边角焦黄的报纸。我蹲在床尾细细查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文字垃圾，不堪一读。唯有41年前的大半张旧报，竟与地主的命运密切相关，现公布于后，可作为这次系列追访的官方佐证。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版，作者：景文灿

这是“人情”，还是毒药？  

（编者按）山西文水县马村十一队贫下中农社员阶级警惕性高，他们从地主分子送几个粽子给队长的“小事”中，识破地主的阴谋，帮助队长划清阶级界限。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十一生产队的贫农张松富向我讲了他们队里一件事，很开脑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平素很不老实的地主分子王淑珍，鬼鬼祟祟地溜进队长孟耀吉的家里，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对孟的妻子景秀如说：“您嫂子，我知道您家没有做下粽子，特意给孩儿们送来几个。”从这以后，接连几天，王淑珍不是提出要白给景秀如看孩子，就是要把磨面的家具借给队长家使用。

在王淑珍给孟耀吉家粽子的第二天上午，一伙在地里锄玉米的贫农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这件事来。有人说：“听说王淑珍昨晚上偷偷给耀吉家送粽子。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地主把队长拉下沟底不管啊！”也有人说，怕管了到头来要吃亏。他的话刚落音，便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咱们给队长提意见，是为了大家好，也为他自己好。不该不吭气。”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好好帮助队长孟耀吉认识这个问题。

在贫农下中农的提议下，在送粽子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分子王淑珍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诚地批评和帮助了队长孟耀吉。贫农张松富说：“可不能小看这几个粽子，你想想，为什么地主分子不给别人送粽子专给你家送？为什么从来不送偏在你当队长以后送？为什么他们过去一毛不拔，现在愿白给你家看孩子？”贫农张秀峰说：“我们一眼就看透了王淑珍的鬼胎，可是你还在鼓里蒙着，原因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了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贫农刘占奎说：“现在不法的地主分子换了新办法跟我们软斗，当干部的可要时时刻刻操他们的心啊！”

孟耀吉在贫农下中农的帮助下，恍然大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要不是阶级兄弟早点拉我一把，非要犯错误不可。今后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照着党的阶级路线办事。”从这以后，孟耀吉大有进步，遇事主动找贫农下中农商量。他说：“只要多和贫农下中农商量，常请贫农下中农指点，就走不错路；万一走错了，也能早点改正过来。”

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主动地监督和帮助干部，把错误纠正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篇报道的时代背景是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旁边还配有草垛下斗地主的图片。不过贫农下中农都戴着工作帽，显得衣冠楚楚，而地主却一身补丁棉袄，像是大家共同的长工。我想，土地改革已过去十几年头，再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气息奄奄了，更别提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地主婆。可假想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弱化，送几个粽子也成了“阴谋”，还上了官方最高级别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这就意味着地主的铁案永世不得翻了。

共产党就是做土匪起家的，我采访过自称“职业革命家”的何家栋先生，据他回忆，30年代初期，红25军曾把他家征用为临时监狱，将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当作“土豪劣绅”关起来，倒吊，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其目的是“榨些油水”。这跟山匪绑票是一种性质，因为红军当时没有自己发行钞票的能力，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扩充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直到夺取政权以后，煽动仇富的惯性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并且一直持续了30年。理论家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披露，在土改期间死于非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200多万，而被划为地富成分的总人数超过2000万。

我虽然是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也受过株连，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我在文革中跟父亲下放到某地农村，就近上一所小学时，就被老师强迫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还因此被剥夺参加红小兵的权利。当我解释说，我爸爸是人民教师，我也该出身于“教师家庭”……额头上竟被戳了一食指：“地主的儿子当了教师，就不是地主了？你就不是地主的孙子了？”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孩子强忍泪水，张口结舌的情景。但又能怎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了，包括这个不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阶级斗争活靶子的地主婆，恐怕也没等到揭帽，就已作古了——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今夜碰巧读到了有关她的旧报，徒劳地辛酸着，而她的后人呢，又在何方？是否保存了这张旧报，以及一段荒唐的历史？

教堂外的鸡叫了，旁边的孙医生喃喃嘀咕了一句梦话。我记起还要起个大早，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彝族山寨寻访，就叠起旧报，熄灯宽衣。刚躺下，腰间一阵猛烈的刺痒。估计是跳蚤，狠挠了几把，也懒得顾它了。倦意袭来，人就如瘫痪一般，感觉中只打了一个盹，身体就剧烈摇摆起来，原来是孙医生在催起床了。

我瞪着一双眼，却仍在做梦。“洗个冷水脸就清醒了，”孙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