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在中共政权主导的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六四后中国，跛足改革在使权贵私有化甚嚣尘上的同时，也使中国特色的自由经济学变成最值钱的显学，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沦为跛足改革和权贵利益的辩护学。面对急遽转型的中国，这种显学，缺少学术诚实，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即便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弊端时，智囊身份的限制也使之只谈技术问题而不谈最根本的体制问题。于是，为富不仁的大陆富豪与攀权附贵的御用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最受病垢的两个群体，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抨击，特别是在新左派和民粹愤青的眼中，这些经济学家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和暴富群体的代言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学者朗咸平对富豪蚕食国有资产的激烈抨击才能刮起“朗旋风”。“郎旋风”引发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涉及到跛足改革的负面效应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但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能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更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关注争论的民众无法了解真相，被朗咸平抨击的民营大老板和当红经济学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而造成两极分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原因却被轻易放过了。

其实，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秦晖、徐友渔和刘军宁等大陆自由派学者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

1994－1996年，秦晖先生在期间，就在当时的《东方》月刊上连续发表“四论公正至上”，激烈地抨击过“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国企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根本弊端“权力作弄权利”，提出改革应该遵循“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的法治化市场规则。

1997年－1999年，徐友渔先生写过《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他指出：腐败泛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为旧权力体制对市场的控制，是市场的不规范、不成熟所致。在权力主导经济改革的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权贵们以加快改革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

1998年-1999年，刘军宁先生写过《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利息税：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如何实现合理的财富分配》等文章指出：中国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不是市场经济太自由化了、竞争太充分、太公平造成的，而是行政权力、垄断行业和既得利益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育，没有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中国式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独裁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官员任意滥用权力，漏洞百出的豆腐渣制度。正是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一些有权的人可以更从容地以政策设租，以职位寻租，利用手中权力敛取巨额不当财富。

然而，为什么大陆自由知识人的提醒却无人喝彩，而香港的朗咸平在2004年的发言却能刮起“朗旋风”？

第一，中国素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传统，朗咸平的香港身份和著名财务专家的身份帮他出名。第二，在大陆的语境中，中国本土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到打压，胡锦涛政权急遽左转更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越来越被大都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而朗咸平以“左派”的面目出现，恰好投合了当局左转的“政治正确”，故而“郎旋风”可以畅通无阻地尽吹。第三，朗咸平公开点了大陆几个著名企业的名字，并引述了许多实证的数字资料，使被批判的目标变得更明确、更具体，也更醒目；第四，近年来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显现，底层民众的不满急遽升高，但由于直接抨击现政权及其高官的风险过大，所以愈演愈烈的底层不满大都转向富豪和某些经济学家，而“郎旋风”所横扫的，不仅是私人老板，也是主流经济学家，正好迎合了社会的胃口，使社会不满借此倾泻而出。

也就是说，朗咸平虽然是境外经济学家的身份，但他同样免不了大陆知识分子（新左派与御用经济学）的通病，即对跛足改革的诊断和批判大都采取圆滑的避重就轻。朗咸平激烈抨击国企改革，甚至惊呼“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但“郎旋风”刮得再猛，也只说出事实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他那锋利的矛头所向，仅仅是“柿子捡软的捏”——只敢抨击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和经济学家，而不敢抨击逼出了“坏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及其贪婪的权贵。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决策者永远正确，不允许批评。所以，当改革出现争议后，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他坦言：“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

江平先生没有明说的全部事实应该是：无论国有企业以何种方式完成转制，也无论国有资产的流失多么严重，决策权都在中共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党政官员的手中，所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大祸魁及其受益者，不是私人富豪而是为权贵私有化的保驾护航的独裁权力及其官员；最该抨击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坚持邓小平跛足改革模式的江朱政权和胡温政权。再看朗咸平，他确实点名批判了几个著名企业家，但对中央到地方的决策者及其权贵家族，他却不敢点出一个名字，而这些人才是当下中国最富有的群体。

在中共掌权后的中国，“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的称呼本身就是欺骗性的文字游戏，因为，中国的现实明明是“党有”，却通过冠以“国有”的包装来欺世盗名。事实上，“国有企业”就是“党有企业”，“国有资产”就是“党产”，而这些“党有企业”和“党产”的形成，来自中共掌权后对所有个人财富的暴力掠夺，所谓“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是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这两大财产抢劫运动完成之后，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有权全部归在中共政权的名下，中共也就变成了具有独占权力的惟一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如何改革、如何再分配的决策权，自然也在中共手中。一个独占性的特权集团主导的经济改革和财富再分配，怎么可能不走向瓜分公共资产和权贵私有化之路！

朗咸平为医治跛足改革所开出的药方，也是昧于中国现实和违背时代潮流的浑抡。他认为，因为民营企业的效益未必超过国有企业，更因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被民营富豪据为己有，所以，中国改革必须停止“民进国退”的产权改革，而开始新一轮“国进民退”；必须“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中止放权让利的改革，加强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把中国再次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也就等于回到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几乎与高呼“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陆新左派如出一辙。所以，“郎旋风”的效应才出现两级化分裂，新左派们齐声推波助澜，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表示质疑。

在我看来，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挑战私人富豪顾雏军，是一次毫无个人风险的机会主义乖巧，事实上，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郎旋风”的最大受益者仅仅是他本人的双赢：他一面享受着香港的健全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的一切好处，一面在大陆赢得了敢于挑战权贵的经济学良心的超额声誉。他充分利用了目前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信息不对称，把信息匮乏的大陆百姓对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的强烈不满引向私人富豪、进而引向“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朗咸平的“国进民退”行事，将再一次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和机会从民间夺走，转而交给独裁的官僚体制及其官员，也就将再此重复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历史的错误。因为，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朗咸平不会不知道，接近一个世纪的两大制度竞赛已经作出了结论，自由经济是富民强国之本，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在中国现行体制和改革政策下，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不过是：权力干预市场和官权垄断暴利行业，官权从干预中和垄断中获取暴利，权贵阶层是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国情下，即便朗咸平指出的“保姆变成主人”是事实（他把国有企业比喻为一个家庭，国家是的主人，企业经营者是保姆，但保姆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变成了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却出局），那也仅仅是事实的一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表象下隐藏的事实则被遮蔽：谁有权让保姆变成了主人？

保姆无法自动变成主人，必要得到主人的允许甚至纵容。国有资产的主人在法理上当然是“全体国民”，政府及其官员是国有资产的看守者，但国有资产的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看守者却是垄断性政权及其一个个有权有势的大活人，他们具有不受监督和限制的国有资产处置权。由此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最大弊端——所有者缺位且毫无权利与看守者在位且权力无限的悖论。换言之，在中国的权力独霸体制下，从毛时代的全盘国有化到今天的国企改革，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国民，除了作为国有企业的雇工都得到一份可怜的工资之外，就再无任何主人应该具有的权利。

中国式的国有制，国民非但不是什么主人，反而沦为独裁权力的奴工，他们既没有国有资产的处置权，也没有有效制约看守者的监督权、罢免权，在财富再分配的改革中，自然缺少与看守者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政府及其官员从来都是利用看守权对国有资产进行任意处置，要么是毛泽东为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而任意挥霍国有资产，搞得民贫国穷；要么是寡头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侵吞、瓜分、变卖国有资产。

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全体国民无法参与国企改革，在根本上是整个制度本身导致的。首先，独裁政权之下的制度架构，既无政治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也无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不可能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机制；其次，民间社会既无私有产权，也无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更没有通过选票选出民意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更不可能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社会性制约。所以，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处置权掌握在中共党权及其官员的手中，他们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又大都是黑箱作业，不但全体国民不知情，甚至某一国企的职工也不知情。

朗咸平激烈地抨击MBO式的产权转让，矛头直指收购国企的私人富豪。但他却对官权的作用不置一词。事实上，官权主导下的国企转制，没有官权的介入，任何民营企业家都无法完成MBO式的产权转让；在任何产业内，凡是一夜暴富的私营老板，背后大都有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朗咸平只谴责位于前台的民营老板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却轻易放过了出售国有资产的官权，也就放过了从中牟取暴利的官员。

大陆富豪的为富不仁，明明是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逼出的制度性原罪，在主流民意中却被避重就轻地归结为道德性的黑心；当人们谴责房地产老板拉高房价的黑心时，却忽略了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成本或权力租金的高昂；当人们指责股市的大户庄家在幕后操盘掠夺散户的金钱时，却忽略了中国股市的畸形准入制度才是权贵在股市上大把圈钱的最佳工具；当人们激烈声讨偷漏税的富豪们时，却很少有人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文明原则，把批判矛头指向纳税人毫无权利的制度，轻易放过了中共当局的黑箱财政和作为黑箱财政的橡皮图章的人大制度。于是，出现了极为荒谬的颠倒：纳税人的无权利和中共政权的独裁财政乃天经地义、合法合理，而国人的偷漏税却是大逆不道、违法犯罪。

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民营老板，固然免不了资本积累的制度性原罪，但国企转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首先是看守者的监守自盗。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中所言：“权钱交易、权贵主义等等，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个重点不解决，走市场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样也挥之不去。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我讲过，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见：《经济观察报》2004年9月11日）

2006年5月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