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考近代黎庶草民与士大夫的反帝心路历程，电视剧《走向共和》恰好是一份历史“心电图”表。    

1、李鸿章之末世情怀  

  　该剧追寻中国百年来欲走向共和而颠沛流离的痛苦历程，说了许多大实话，譬如它道破：参透中华帝国必然沦丧之宿命者，李鸿章实为第一人。说到此公，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评价相当贴切：李为中国历史上之非凡人物。梁“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然而那些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士人和自命儒家文化卫道士的“清流”，把李化为公共痰盂，而自己继续霸占“道统”的香坛，实在可哀之至。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尽丧于黄海与刘公岛，但也还打出个别的“英勇”战例，岂知陆战更惨，数十万湘、淮诸军次第在辽东辽南被击溃。光绪召见军机大臣“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李赴日前，其实他和“清流”翁同和一样，也是不愿割地的，李鸿章声言“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反是其余军机大臣担忧不割地则无从议和。光绪再问海防诸事，李答：“实无把握，不敢粉饰。”慈禧此时推病不出，朝廷唯有授李商机处理割地议和。  

  　马关谈判，日方咄咄逼人，李苦苦抗争，本来中方已无筹码，实系待宰羔羊，何况日方并未停火，兵锋所指，凌厉非常，台湾未割已被日军打下澎湖列岛。故此，日本浪人行刺李中堂的事件确实帮了中国一把，西方列强舆论哗然，均谴责日本，而且声言日本索价太高则不能坐视，日本逼于形势，自行无条件停火，谈判索价有所收敛。滑稽的是，清朝垄断“爱国”话语霸权的主战人士居然主张整军再战，翁“清流”和翰林院学士文廷式强烈反对割地，满人大臣尤其不能同意割让奉天以南的“龙兴之地”，于是总理衙门电复李中堂，“让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一亿)为断。”但日方已破译密电，晓得中方之底线，最后的谈判终是俯仰由人。倒是有几段精彩对话记录在案，李申明银二万万两过巨，伊藤博文则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李答：“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伊藤博文又说：“国步维艰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李说：“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首相如何？”伊藤博文再答：“鄙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绵力。”  

  　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变法的首相之议，即源于此。而中国“无人杰可奈何”之痛，唯李中堂深知其中三味。还有一段饶有意味的对话，李依然不肯轻易割让台湾，伊藤博文威胁出兵入台，李说台湾瘴气重，岛民都吸鸦片以避瘴气，日军据台恐怕不易。伊藤博文：“日后据台，必禁鸦片！”李：“至为佩服。”  

  　《马关条约》文本激起中国朝野愤怒，李为“汉奸”已为不易之论，张之洞、刘坤一均反对批准和约，内阁、翰林院 “体制内”二百余朝官和过千的“体制外”应试学子，均泣血拒和，故有康有为执笔之 “公车上书”……  

  　主张批准和约的意见主要来自军机大臣，军机处仅翁同和、李鸿藻二人有异议。但朝堂上反议和的声浪至为浩大，然而忠君爱国的衮衮诸公，除了铿锵有力的道德话语，并无明见，只有康有为的万言书言之有物(这一笔容后再谈)，但当时康的万言书被都察院所拒，未能“上达天听”。于是帝与后均彷徨无计。慈禧对军机大臣的旨意是：“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会商一策以闻。”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光绪则“极为难，徘徊能不决，天颜憔悴”。然而，眼前这个“无人杰可奈何”的中国，战无可战之卒，守无守土之将，四月三十日，他召见军机大臣，翁同和、李鸿藻倾向于延期批准和约，其它军机大臣则倾向于按期批准。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天颜憔悴的光绪终于被迫批准和约。  

　　《马关条约》主要条款为：  

  　一、中国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

  　二、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

  　三、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四、日本国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种货物制造，并可装运进口各种机器；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  

  　其中第四、五条款虽然颇能刺激闭关锁国的天朝爱国者关于“主权”的肾上腺素分泌，但在今日之中国则为常态，就算彼时，在19世纪工业化浪潮下，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也迟早撬开中国的国门；同样，第一款承认朝鲜的脱藩而去也是迟早的事。但第二、三条款却令中国创巨痛深。首先，中日两国当时都受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但中国仍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令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民的自信心和中国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战前的三十年间的洋务运动，中国向西方各国借债总额只有四千多万两，战后中国为偿还日本赔款，大举借债总计三亿两，合计须还本息六亿多两。    

  　甲午战争令二流国家日本跃居亚洲龙头老大，一举挣脱半殖民地的枷锁，成了世界列强之一。    

  　《马关条约》本来订明赔银二亿，何以后来却赔了二亿三千万？这就是辽东半岛的“赎金”。中国最后没有依约割让辽东半岛，全在于西方三国的干涉。  

  　《马关条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令俄法德三国颇为不忿，便联合警告日本必须放弃辽东半岛，三国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外交备忘录，同时辅以军事威胁，三国舰队均频频游弋于日本国门之外，德国公使还威胁道：“与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日本大受震慑，便求援于英、美，未果。权衡再三，日本唯有忍痛放弃辽东半岛，但声明保留向中国索取报酬的权利。  

  　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自然是出于自家利益的考虑，但其客观效果是否有利于中国，则是应该考量的。关于这笔辽东半岛“赎金”，德、法立场较为有利于中国，因为这两国表示：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并非对中国让步，而是对三国的让步，故此日本不得借此勒索中国。但俄国并不反对日本要求中国付赎金，日本遂开口索偿一亿两。经讨价还价，终于敲定由中国偿银三千万两。这就是马关条约平白多出来的又一笔巨款。  

  　如《走向共和》所描述，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洞悉宦海风云的他自知不免，果然在归国火车到埠时，一道革职圣旨已在迎候李中堂。当日孤注一掷而开战的光绪皇帝与殿前群臣，亟需一头代罪羊，而当初反对孟浪启战的李鸿章正堪此任。堂堂帝国，谁也不愿担当哪怕分毫责任，如此社稷怎得不亡？  

2、与朽木共眠的孤臣孽子  

  　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大汉奸”经此一遭，其实深恨日本，他后来访问美国，回程在日本横滨需由美国轮船换成了招商局轮船，李鸿章坚决不肯踏上日本码头，宁愿在两船之间架跳板，以高龄之躯颤巍巍地走过去……哀哉李鸿章，这还不是此公悲剧命运的终点。五年之后庚子拳乱，这个国家真让人给“卖”了，那就是下诏向列国宣战的西太后，以及披肝沥胆、扶清灭洋之“爱国贼”——义和团民；当然还有象刑部尚书刚毅、“儒家原教旨”的大学士徐桐等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贰忠臣，他们“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终于壮烈了一回。实不知，庚子拳乱后伏诛的174名主战派忠臣情何以堪，他们当时引颈就戮的情景，与戊戌六君子可有一比？  

  　却说庚子宣战后，朝廷函电飞驰，频频急令南方封疆大吏提兵北上勤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电仅八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与李鸿章共进退，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均不奉诏，联手保国脉以一息尚存。  

  　不消说，城破之日，啸聚京师并有符咒护身、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民顿作鸟兽散，帝后仓皇辞庙，收拾残局的又得靠李鸿章这个“卖国贼”，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当日吐血不止(洋人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又过了两月，李鸿章黯然辞世。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最早洞悉中国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独醒者，他主持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大致同步。他依仗民间集资创办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创办了招商局轮运公司，一举压垮了英美合资的轮运公司；创办了“官督商办”的电报公司；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家新式军校、第一间机器制造工厂、第一支铁甲舰队……他是第一个指出清朝不能闭关锁国的重臣，他在奏折中写道，时至今日，如何国邦都无法闭门而自祈多福，必须打开国门参与世界贸易。梁启超之“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关键在于最后一句，李生逢没落王朝，正是孤臣无力可回天。自不待言，李鸿章也有不可推诿的历史罪责，他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以及门下党羽的贪污腐败，均为斑斑劣迹，这些在《走向共和》里都未加掩饰。至于李鸿章苦苦维持清朝这座朽木大厦，那是历史的局限，剧中也借李之口感慨道：“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不过，《走向共和》中未提及的一笔，则完全是李鸿章对国际格局的严重误判----甲午战争之后，因李种下仇日情结，加上法德俄三国对辽东半岛割让的干预，令李鸿章产生了“以夷制夷”的幻想，在签订《马关条约》次年(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廷赴俄国彼得堡参加沙皇加冕大典，并秘密签订了旨在遏制日本的《中俄密约》。这回不再是帝党或后党逼着他干的了，而是李鸿章本人对亡国灭种之废存危机的认知，诚然当时也并非他一人之见，许多满汉大员(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亦复如是。结果《中俄密约》非但未能趋吉避凶，反给了俄国无数勒索的借口，更不消说，1902年打响的日俄战争(战事持续19个月)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皆墨，根据《中俄密约》由俄人经营的东北中东铁路和租借给俄国的旅顺港全部易手予日本……而此时李鸿章已撒手尘寰，再也看不到中国人在这场战祸中的血渊骨岳了。  

3、时代的先觉者康有为  

  　其实，真正能振兴国脉，一洗颓风的，不是回避政改的洋务运动，不是合纵连横的“以夷制夷”，而是厉行变法。这就要说到比李鸿章这个独醒者更为前进的另一位时代先觉者了，他正是康有为。  

  　可惜的是，《走向共和》里关于康有为的塑造，却有多处败笔，说来该剧最失色的人物就是康有为，而非为诸多批评家所不喜的什么慈禧、李中堂和孙中山等角色。

  　先把话题拉回到“公车上书”，当时朝野反对《马关条约》，恨不得生啖汉奸李鸿章之肉，却都是道德话语，开口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较为煽情而且听去“入情入理”的，当推当时在山海关督战的刘坤一，他力主重整旗鼓，与倭人周旋到底，并先于后世的毛泽东氏提出“持久战”的方略，他的奏折云：“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数千万与二亿，在算盘上的划拉，甚是简明，殊不知实乃纸上谈兵！如果当时中国仍堪一战，何至于此？  

  　所以同有“国将不国”的忧患情怀，唯见康有为彻夜秉烛一挥而就的万言书，言之有物，寄语于拒和，喷薄而出的却是变法之声：“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约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实际上，中国亦唯有此途，方能重铸国魂。康有为敦促朝廷下罪己诏；迁都上海；厉行政治改革等立论，与周围衮衮诸公的一片“说不”怒吼相比，高下立见。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和戊戌变法的意义，对近代中国的变迁影响至为深远。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也对维新运动给予了相当笔墨的正面评价，但为了推崇孙中山的共和思想，确乎有打压立宪改良派的嫌疑。不过，剧中还是借孙中山之口道出：“无论立宪，还是共和，那都是一样的，就是实行宪政。”这表明，该剧至少在思想理论的高度，认识并不含糊。可惜，在人物塑造上，康有为显得狷狂、狭隘甚至阴鸷，尤其漫画化的一笔，是康有为在美国奉“衣带诏”的舞台募捐，对梨园子弟一毛不拔，反衬孙中山倾囊相授之磊落。康有为在美国侨界远不如孙中山受欢迎，这是事实。当时美国华侨多系粤人，与康、孙同籍，为何厚此薄彼？实因美国为共和国，华侨多系剪了辫子的共和国民，对“衣带诏”委实感情稀薄。  

  　诚然，该剧既是讴歌共和精神，对立宪派加以若干贬抑，恐亦难免。而且事实上后来康有为从君主立宪走向了保皇派，而梁启超仍能“与时俱进”(参阅梁《辛亥革命之意义》)。如前述，孙中山没有一味贬低立宪派，并认为在民主宪政意义上当属殊途同归。孙反对“虚君制”的理由是，中国帝制逾千年，国民心理上的“辫子”难以剪断，有什么风吹草动，“虚君”可能复辟为“实君”。此说不无道理(参阅鲁迅的《风波》 )。令人扼腕的是无论立宪还是共和，百余年来都未尝实现(台湾除外)，哀哉中国！  

4、仇外昏热与“爱国”谵妄  

  　且观《走向共和》再现的“反帝”史实----  

  　该剧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回到了民国时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80年代。也客观重现了庚子拳乱的来龙去脉，如慈禧欲“废帝”，把另一宗室子弟扶为太子，但西方各国对维新失败的光绪颇有好感，故此册立皇太子的仪式，各国使馆无一使节进宫贺礼。而那个皇太子在紫禁城中终日穿着义和团的行头，念着拳坛咒语，自封义和团的“二师兄”。  

  　剧中慈禧在废帝未果时说：“大清的臣子们呢，你们就看着洋人这样欺负我吗？”又谓：“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华。《走向共和》此段描述基本如实，只是略去了义和团滥杀洋教士和中国教民，及集体屠杀保定铁路的西方工程人员。庚子之乱，本系朝中后党与在野的仇外群氓的祸国罪孽，《走向共和》对此基本未加粉饰。  

  　然而，庚子年列强主张肢解中国时，率先提出反对的并非剧中八国联军的德国统帅，而是美国。美国主张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走向共和》张冠李戴，可能是体恤当下大陆浩浩荡荡的“说不”反霸斗士之感情吧。  

  　《走向共和》也没有抹去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对，让中国人民晓得，“干涉内政”也者，并非全系本朝历史教科书上所言的“狼子野心”，原来这世界上确有希望中国进步的国家民族。

  　便要说到，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中国并未照单全赔。人们可从中看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意义，尚不止于振兴中国之教育。美国所摊得的银两3200余万两（折合美元2400多万），约占庚子赔款总数的8%，《辛丑条约》于1901年签订，1906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接纳教会建议，在国会提出退还庚子赔款为中国兴办教育，获得国会通过。1908年美国宣布退还庚子赔款半数（计1160万美元）；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把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北洋政府委派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为基金会董事。  

  　而那时美国作为后起工业国，影响力已非昔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前已晋身为全球第一富强之国（与此同时，在华的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美国占了七成），来自新大陆的价值观，成了新世纪的徽记。以美国为表率，法国于1924年开始退还庚子赔款；比利时于1925年退还庚款；英国国会在1926年也通过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如荷兰于1926年全数退还庚子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庚款。不过它们迟了许多年才开始退还，所以退还实额远不及美国多。因为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份额折合2400多万美元，先退还一半，后来第二批退还的也有1254万美元，扣除利息增值，美国可说是绝大部分予以退还。  

  　至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则是另一笔政治账和经济账。1917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庚子赔款自然拒付。同时，中国向协约国当中的债主国提出延迟10年偿付庚款，获得同意。而同盟国战败后，1919年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所有赔款，庚子赔款自然在内；奥匈帝国战败瓦解，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赔款。作为战胜国之一，这是中国理所当然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它所摊分的庚子赔款约占30%，份额最大。1917年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故停止赔款。1920年苏俄政权宣布放弃庚子赔款尚未付清的部分，也放弃其余在华特权，条件是中国承认苏维埃政权。1924年两国签订《中俄协定》确定庚子赔款余数用于教育。不过，俄国原先所得赔款份额最大，故此实得也多，苏俄最后放弃的只是中国已经拒付的庚子赔款余额，等于撒手舍弃实际上已经拿不到的东西。诚然，这对中国毕竟是一件好事。

  　仅有一国，基本未尝有过实质性的作为，那就是日本。在各国先后退还庚款之际，日本也随大流，不过规定退款只能用于三种用途，一是在华发展与中日亲善有关的文化事业；二是资助中国留日学生；三是用于日本在华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促进文化交流。结果仅其中第二条略具意义，而第一条形同虚设，因为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为止，中国从未有过一个文化团体机构能申请到日方退还的庚款；说到第三条，本来就与中国人无涉，它是资助在华日本人的。    

  　鉴于日本自近代到现代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中国坊间百姓的“仇日”心态其来有自。历史之创伤确实不可忘记，“落后就要挨打”听去象句大实话，但“落后”的根源何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千年专制窒息了民族的生机？时至今日，仍把“仇日”情绪纳入民族主义大合唱的一个重要声部，对中国进化为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这种仇恨心理实系有百害而无一利。  

5、成也制度，败也制度  

  　无妨从一处闲笔道来——日本经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所遇均无敌手，遂于珍珠港一役再捷之后，豪气干云，声称自1598年败于中国舰队以来，日本海军从未输过。此中所指的是“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这场仗是中朝水师大捷，但明朝军队虽在陆战颇有斩获，但海战主要是人家朝鲜名将李舜臣的功劳(明军水师老将邓子龙为辅)。日本人从心底里更瞧不起朝鲜人，故宁愿把帐算到中国人头上，以找回心理平衡。  

  　然而日本海军终于落败，而且几乎被杀得片甲不留，那便是输于美国人之手。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军管下通过和平宪法。日本现为民主宪政之国，而蹣跚跋涉了百余年的中国，至今还可望而不可即，环顾左右，13亿同胞是誓言立宪的康党后人还是矢志共和的孙党后人？抑或只是拖着辫子的帝国臣民之后人？何物百年怒若潮，国民揽镜自赏，至今可曾一洗羞愤？  

  　“落后了就要挨打”，甲午战争时中国比日本落后？历时三十年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国政府岁入与国力均远胜日本；海军强于日本；陆军武器装备不输日本；兵员比日本充盈；朝鲜战场上中日陆战死伤相当，日本不占优势，但中国还是输了，而且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比美国落后？日本空军远胜于美国，零式战斗机横扫所有型号的美国战机；日本海军在珍珠港袭击后力量对比也远胜于美国；日本陆军不须多说，看看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便可得知；要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意志和民族主义精神，谁能比得上日本人？但它也输了，输得更加一败涂地！  

  　美国当世称雄世界之格局，史家可旁征博引去纵横论说诸种因由，但归纳到终极的“硬道理”还是在于它的制度先进。美国之一家独大，并非没有负面效果，目下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确实也不乏遭人诟病之处，然而要对之制衡，无论蒙面死士的人体炸弹抑或“说不”群豪的口水大战，都无济于事，到头来还须靠美国的民主制度去纠偏，以抑制政治“病毒”的恶性蔓延。美国政府是“信不过”的，此语千真万确，盖因这也是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对政府保持高度的戒备与警觉，美国人不相信政府，但相信自己的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并不完美，但美国立国二百多年走过的里程，已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制度糟糕的国家，只能有着黯淡的过去，而且决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且观当年的中国和二战时期的日本一般无异，都是“制度”落后于人，所以“挨打”。现时中国经济改革廿五年，还未及洋务运动的年头呢，爱国者便气壮如牛，“烧包”至此，殊不知当局之“舆论导向”及“仇恨密植”，期待收获的正是臣民们盘在脑门上的精神辫子。  

  　百年昏睡，国人仍未醒。集权政治之癌与民族主义昏热症互为表里，堂堂中国，离宪政与法治依然遥不可及，与百年前相比，真可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注：神州反帝考之一《 未做完的法事：画符、施咒与纹身》已发表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