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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轮功老人擦屁股
和很多国人一样，虽然长期生活在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视气功为杂耍的社会中，我并不认为宗教、气功或法轮功侵扰过我的生活。在1999年4月25日之前，我不知晓法轮功的存在，在2002年因“颠覆政权”罪坐牢之前，和法轮功信仰者也未曾接触过，而且认识上已有的不同存在至今。然而，在中共的牢房里，本人不仅被暴政令人发指的摧残手段成功转化成了法轮功坚定的同情者，而且深深地被信仰者们凛然卓绝的反抗意志所折服。
几天前，偶然遭遇到一段嘲弄法轮功的文字，讥讽部分民主人士“为法轮功擦屁股”，意气者的揶揄再次让我回想起了那段血腥记忆。这里先记录一段与一位法轮功老
人的相处。2003年6月7日，因为绝食抗议我被北京市看守所转进了设在地下的公安医院病犯区。8月25日，我被转入一间小囚室。这里有4张床位，两张空着。我被四肢固定在20床，19床上同样固定着一位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法轮功老人。
我无法逼真地记录下当时所看到的情景，无论语言文字如何发展，都难以描述原始的野蛮。首先你应该建立起耄耋老人枯槁的面容形象，然后是非洲饥民干瘪的躯干和四肢,肤色换成黄黑色，再把这些安置到中世纪刑讯室和法西斯解剖台的混合背景中：在厚重的水泥墙体的角落里，一具瘦小骨架在铁床上被四肢分开、上下拉直，双腕被扣入皮肉的手铐锁在床头，两脚被锈迹斑斑的重镣铐在床尾，布满血迹的躯体旁是凌乱的输液架，垂着滴血的针头。你还需要恢复起20年前公厕的视觉和嗅觉，床上、墙上、地上和老者身上满是粪便、污渍。一群戴着口罩的打手虎视眈眈地围着你，但是鸦雀无声。灯光打在黑洞洞的铁窗上，日光灯的镇流器发出嗡鸣。把这些同步合成后就
比较接近于我眼前的景象了。
为了抗议４年前颁布的镇压令，７月２２日，老人面对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警察呼喊
了抗议口号。被关押后，老人据理抗争，“邪不压正”！义愤填膺的老人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无所顾忌的暴政机构动用多种刑讯和羞辱手段，强迫老人背叛信仰。视信仰如生命的老人不得不绝食抗议。8月初，奄奄一息的老人被转进了病犯区。老人身上的血迹相当一部分是输液针孔。病犯区的公安护士未必依照规范拔针头，也未必使用止血棉球，某人甚至会拽着一米来长的输液管把针头连同固定胶纸一起扯下来，这些我都亲身领教过。医院曾给老人使用过静脉输液套管针，正常使用可以
减轻患者痛苦和护理强度。老人在反抗中挣脱了针头，血从套管中喷涌而出，恼羞成怒的护士和看守竟然扭头走了。同号犯人不停呼喊，数十分钟后才有护士姗姗而来。“满地都是血，同号说够做块血豆腐了，现在身上这点血不算什么”，老人似乎对任何虐待都不感到意外。
“邪不压正”是老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判断这就是老人的精神支柱。对于长期绝食的人来说，说话是很费力气的事情。在断断续续的攀谈中，老人无意间说起自己有
70多岁，姓名和住址始终都没有透露。他有明显的东北口音，但是否认是东北人。因为中共实施连坐暴政，很多被捕的法轮功信仰者不透露个人情况，也不编造。
老人在抗议前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只身去了广场，被捕时押收的物品只有一块手表和一双皮鞋。谈起那块表，了无牵挂的老人似乎有些感伤。表是老人父亲的遗物，那个时代任何品牌的手表大概都是多数当今的中国人无力购买的，而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多数当时的中国人所能预料的。
调号的目的很明显。由于国保队的特别关照，我不能象其他囚犯那样正常地和家人取得联系，由此我判断家人也始终不知道我的下落，这些都使我异常痛恨办案机构。
我在年初决定，如果“64”前不能获释，我将从“64”到“911”进行100天的绝食，抗议恐怖主义。而且当年的“64”是端午，“911”是中秋。为准备这次绝食我尽了最大努力。转进病犯区后，我接受输液，但是拒绝鼻饲。我一直坚持在双手被铐的状态输液，为随时可能出现的严管做适应准备。
调号前，由于开罪了某科长，我遭受了一周严管，四肢持续被铐在床上。虽然强行下了鼻饲管，但是看守接受了不鼻饲的建议，因为这样更痛苦。最困难的时期是从第
三周开始的50天，以及被严管的日子。绝食80天后，四肢连续一周被铐着过夜是很痛苦的经历，而且看守有意没有拴死手铐，钢片很快就勒进了肉里，双腕的伤
痕至今可见。但是熬过一周后，人的适应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公安医院对绝食者的感受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总能在你基本适应了变化后及时做出调整。调号后，开始对我强行鼻饲，引起了严重腹泻。最痛苦的阶段都经历过了，我对所剩的两周绝食很有信心，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但是几天后的一件事迫使我作出了调
整。
那天下午，老人出现了腹泻，护工姚某竟然用清扫厕所的墩布粗暴地清理老人的下身。目睹此景，我怒不可
遏、破口大骂。姚某是护工头，据说是总护士长介绍的。他当然不甘示弱，不过还是停下手悻悻地走了。我向可以走动的人提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他/她们只是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完，然后扬长而去，甚至嗤之以鼻。长期绝食者出现腹泻是危险症状，但是所有人对老人的命运都表现得不以为然，即使有恻隐之心也不敢有所
流露。在保证自身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这些人也确实没有拯救老人命运的余力，但是至少可以帮老人干干净净地去和父亲会面，让上个时代的人不至于对今天的中国
过于失望。
我向监管科提出可以接受鼻饲，同时要求换到老人的邻床，以便照顾老人。他们没有同意我换床，但是
把老人的床向我这边移近了一些。由于配合鼻饲，白天我的双手被放开，晚上也只铐一只手。我得以探着身体为老人接尿、擦拭、盖被子。被捕后老人就没再洗过脸，浑身刺痒难受。我要求为老人洗澡，获准。洗好后我已是喘吸困难、大汗淋漓。此后老人坚持与我兄弟相称。虽然体力严重不足，我坚持每天为老人打水擦身。
有一天，我正在为老人擦身，某看守过来说：“吴一然，不错”，有些意外，因为就是同一个看守曾经威胁过我不要干涉他们惩罚老人，当时老人疼得大声喊叫。一部分护士的言语开始变得和缓或保持了更多的忍耐，老人的床单、被罩都更换了，墙壁和地面也清扫干净了。仍然看不
到同情，但是部分人开始有勇气表现出一些耐心，而不再竞赛凶狠，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我感到有机会为老人的生还做些努力，虽然老人不同意，我还是向护士室建议，安排护工长时间监护老人输液，得到采纳。只要现场有人监护，任何捆绑结实的人都无法抗拒输液。所以不存在因无法输液而导致死亡的情况，只捆
绑而不输液就另当别论了。我反复提醒能走动的人，法轮功问题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老人的生死更不能被视同儿戏。我对残暴镇压的厌恶是明确的，而且没有人能阻止我公开自己的经历，这一点对方很清楚。
几天后，朝阳区看守所送来一个抢劫犯，被安置在老人的邻床。他叫于臣，黑龙江省某林场人，杀伤4人。他愿意接替我照顾老人，我得以恢复自己的抗议。在医院连续开出病危通知后，老人在9月12日被带走了。奄奄一息的老人是护工姚某用轮椅推出囚室的，经过我的床位时，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过后，姚某特意过来告诉我，“真回家了，来的是外地警察，车是往火车站开的”。后来也有公职人员主动这样说起过。我当然希望如此，虽然回家后老人也并不能摆脱伤害，但是至少可以拿回父亲的手表了。
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老人毕竟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信仰自由，再次把法轮功信仰者顽强的反抗意志深深地烙印在了镇压者的意识中。镇压者被培养起来的这种意识将惠及其他众多的信仰者，使暴政当局面对法轮功信众时感到格外棘手，这成为推动镇压尽快终结的根本力量。为了纪念与不知名老人的患难相逢，也为了向老人的反抗意志表示钦佩，我把绝食抗议延长了29天，直到双十节，那天是辛亥革命胜利92周年。中共狭小的囚室难以容纳下任何一个龌龊囚徒对亲情的眷恋，但是却足以见证一个民族的沧桑，这种现象在多数国家早已消失了。
寻找李毅兵先生
2006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