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汪建辉老汪，虽未谋过面，却有过一段小插曲。03年，互联网管制还不如现在这么黑暗。小乔在主持一个叫《启蒙论坛》的网站，我去给她当义务水工。那时候我心血来潮，想尝试写作，搞出一堆17万字的垃圾，并将其号称为“长篇小说”。这堆垃圾无人问津，却被一位认识老汪的朋友称为“《尤利西斯》式的天书”。于是老汪过来看了看，留下一句：“先看几章，日后定当完整拜读。”而后离去。

那时候，他刚写完他的《十四年》，他说：“每写完一部，都象害了一场大病。”虽然当时我觉得《十四年》实在是技法上太艰深，而且对着屏幕我心不静，所以没有用心领悟，也没有将它读完。我却知道这一定是部了不起的作品。虽然未能细细理解他的意思，但已经能够感悟到其中的凝重：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仿佛在流逝，却永远无法流逝，只能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灵魂伤痕刻得越来越深。作者如此呕心沥血，写的又是如此深刻的题材，作品必定不凡，只是可惜，这样作品也许要等着后世来发掘其价值，而且有可能会湮没掉。

秦耕兄读了《十四年》后说：“老汪的东西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子弹象蝴蝶搧动着翅膀飞来。’”一边说，一边双手做蝴蝶搧动翅膀状。他认为在当前的环境，需要深入浅出的作品，来赢得大众。

当我拿到黑皮书的时候，才知道《十四年》已经收入《有没有》，而且是其中最厚重的一部分。于是我决定得对得起老汪。我的垃圾他都来看过，哪怕只是几章，他的大作，我当然得好好读读。

我读过库切的《耻》和耶利内克的《啊！荒原》，它们是最近两部获诺奖的作品。虽然诺奖并不能证明作品就是世界水平，但也非俗物。这两部作品，在手法上都独一无二，只属于作者本人，不属于任何主义。也许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我觉得那两部都不如《十四年》。因为那两部里面，嗅不到灵气，我更愿意相信是蹩脚的译者破坏了它们的灵气。而老汪的作品，即便没有深刻细致地分析每一个细节含义，再将所有细节综合起来整体看待，光凭感悟，就能带给人莫名的悲愁，刻骨铭心的烧痛感。也许老汪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非要把每一个具体细节都弄得充满层层含义，他只是凭借一股感知力，不靠理性就写了下来。从手法上来说，《有没有》和那两部一样，只属于一个人，不能与人共享。当然，《有没有》本身也在变化，老汪的手法在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扭曲：将时间与空间扭曲，真实与虚幻扭曲，自我与他人扭曲，真理与谎言扭曲，爱与恨扭曲，美与丑扭曲。只不过是扭曲的办法不同而已。

有没有？也许可以换个名字：悲悲悲！从人类诞生到现在，一切都是悲剧。所有的爱，所有的美好，最后都将走向悲剧。甚至连那美好和爱本身就是悲剧，如它们不是悲剧，它们又怎么会可能是爱，怎么可能是美？

库切和耶利内克生在民主世界，尽管两人的世界也迥然不同，但他们没有承受过象老汪以及和老汪相似命运人们一样的灵魂煎熬。库切局限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反思被殖民主义毁灭掉的人性；耶利内克则试图揭开高度世俗化现代人的心灵，她将几颗现代心灵放到荒原中去，长年累月承受荒原的折磨。而我们的老汪，他生活在四千年的极权之下，极权仍在继续，即便极权崩溃，一个灵魂枯萎的民族又将去向何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何逐渐抬头？德国却在沉痛地忏悔？那些爱和美好为什么会是悲剧？因为那些不是神圣的爱，不是神圣的美好。她们尽管有生命力，却短暂，她们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深入到灵魂最深处。

这四千年来，这个民族一直缺乏一个最本质、足以奉为神圣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撑。先秦时代老庄哲学具备了一点雏形，数千年后的曹雪芹又试图进行一些探索。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被捻得粉碎，遭到排斥、歪曲、篡改。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只能不断地反复着王朝更迭的轮回，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在我们这里爆发？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杀了和自己争夺耶路撒冷的死对头阿拉伯士兵之后，会精神失常；而中国士兵，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骨肉同胞却没事一样？我们这个十三亿人的民族，在一千万人的以色列面前，如同一粒草芥之于一座大山。

回到这部书的重头戏《十四年》上来。当时是十四年，如今已经变成了十七年。老汪在结尾处近乎哀告的喊：“但愿不会再有第十五年。”可是，似乎一百五十年都有可能。当我们面对十四年或是十七年的悲伤时，这悲伤的本质，不是失败的命运，甚至不是流血青春。悲伤的是，明明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明天，去抛洒青春和生命，而茫茫世界却视他们为别有用心者，将其视为图一己私利之徒。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思考过人们究竟因何起来，又因何死去。只是凭借数千年来的思维惯性，对此漠视不顾。这个民族的心灵还未开化，他们将一己私利奉为生命的真谛，他们感受不到自由和理想的召唤。可怕的不是机枪和坦克，可怕的是麻木不仁的心灵，机枪和坦克，以及后来的无数牢狱只不过是这麻木心灵的表现形式。当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不闻不问，甚至视那些苦难的命运为理所当然。譬如，去年年底，记者王克勤披露了一条惊天新闻：河北因暴利的非法采血、卖血、输血造成数万人当场感染艾滋病，在三年潜伏期内，病毒已经不敢想象地扩散了出去。当王克勤本人因此获罪时，很多人居然说：“这种事瞒着才好呢？抖出来干嘛？他去抖，当然要整整他。”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这才是悲哀的根源，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根源。所以，在中国，如果不尽快改变，文革重演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文革已被忘记。我们要求平反六四，并非要求某党给个好听的说法，而是渴望广大民众和我们一起悼念那场屠杀，一起去渴望一个美好明天。

狱中的林昭曾在一首名为《大地》的诗中哭泣：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这个真实美好的黎明，并非指什么制度。乃是指人心，当民族的心灵得到救赎之时，黎明才会升起。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它本身不会发光，它之所以看起来是光明，那是因为在背后支撑它的那些人，有着煜煜生辉的灵魂。过去、现在，人们一边俯首帖耳当奴才，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去赚几个奴才来来供自己耍耍。就象个巨大的传销网络，被虚无抽去灵魂，再张牙舞爪地扩张。为什么老汪会象是在害病，因为病在心中啊！要是有一天，这个民族象伽太基人一样灰飞烟灭，或被同化，就不必有什么悲哀了。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繁殖能力超群，偌大的酱缸般的民族，要它消失实在不敢想象。所以，还是去改造它吧。前不久的太石村事件，至少让人看见了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希望。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村民，同样能坚持理性与非暴力，坚持目前中国最缺乏的程序正义，且足够勇敢。

遗憾的是，老汪没有明确地指出道路在何方，可能他自己仍在寻找道路。也许再过几年，就能看到他更为激动人心的大作问世。愿汪建辉先生下一部大作问世时，他已不再有“害了一场大病”的感觉，祝他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