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媚俗观

---- 野性的证明

陈墨

      年前一次文友茶聚,流沙河先生给在座者每人一张签名贺年卡,以表友谊。卡内印一书画小品:画是成都著名画家苏国超先生画的他的独门绝活 —— 泥娃,以及狗年主角--一 一条可爱的宠物狗;书法是流沙河先生所题--记住你的祖先名叫布克,曾入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率领狼群奔跑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之上。回归野性,雄风大振,哪能厮守掛掛钱呢?

     

      这题字简直绝了!对媚俗文化的批判力透纸背,令人回味再三。本来,苏国超先生是成都市著名的媚俗派画家,拿他的独门绝活泥娃来说,艺术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着一种彻底的媚俗精神。他唯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坦诚,他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媚俗,较之那些口说不食人间烟火却大把捞钱的假野鹤闲云派来得厚道一点。在我看来,他敢于将流沙河先生的批判一并印制出来分赠大家,其勇气仍很难得,其艺术困惑也很显然。

      中国人自祖先发明十二生肖以来,大约都喜欢逢鸡说鸡”“逢狗说狗,而且必然将当年之动物性比喻人性。也就是借某动物谈人、人群甚至人类。当然,因为比喻总是跛足的,所以人言言殊,其类比与喜恶也就千差万别了。如近来在网上读到东海一枭的诗作《大陆盛产三种动物》,对就深恶而痛绝。诗不长,抄如下:

    绝大多数人被当成猪

      圈养着。猪栏的门

      总是关得严严的

      时间一长就真成了猪

      生存就是一种幸运

      要活得好就得变

      由猪变狗

      学会摇尾吃屎舔屁股学会

      汪汪汪.狗栏的门

      也总是关得严严的

      狼最自由只有一小撮

      主要靠世袭

      少数由狗进步而成

      猪变狗容易

      狗变狼很难

      狗在狼面前是狗

      在猪面前也是狼

      狼把狗当成狗也当成猪

      狼自以为人模人样

      说到底与猪狗设啥两样

      只不过会牧猪使狗

      会吃很多猪肉

      也喝一些狗血……

     无疑,枭君将狼比喻为那个威权利益集团中人,就像曹长青在《同刘賓雁分道扬镳》一文中说刘自始至终都不承认阿共天生就具有狼性一样,比喻凸显的是某些人的吃人性。而流沙河先生欲张扬的则是人所应当宝贵的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野性。尤其是当今中国,媚俗文化登峰造极,无孔不入,已将全民蜗化、猪化、宠物化、泥娃化。一百年前,启蒙者高唱救民于倒悬;一百年后,觉悟者的确该牢记拒绝腻甜。因为在倒悬并未改变,反而更加严酷(变本加利、花样翻新、主人意识、美好前程、迷魂汤、AX片等等)的当今社会,所有腻甜皆非正常人之感觉;那只是蜗的感觉,猪的感觉,宠物狗的感觉,无心无肺的泥娃娃的感觉。

      马建将这种不自觉被强迫改变的国民性比喻为面团,而把那个威权利益集团类比为拉面者。他的小说《拉面者》就记叙了面团拉面者手中是如何被随心所欲的过程。当然这记叙是十分悲凉的,好在他还给未来中国国民性一个美好的象征,那就是野鸽子—— 跟流沙河先生一样,強调人的不合作与独立的价值,标榜个人追求自由的野性(天性)

      前不久在草堂读书会上听余杰讲演,其主题就是:在文化全面堕落的当今,我们的笔的出路何在?他认为中华民族在現代所受的苦难并不比俄罗斯所受更少,但这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却没法相比。对此,当代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诗人都应感到羞愧。我们不仅应当记叙苦难(像王力雄、郑义、廖亦武……他们那样),更该对极权专制的吃人性给予揭露与批判。至少,也不该为虎作伥,去点缀昇平,去粉饰和谐,去装扮幸福。对此,王怡总结为大声写作

      我理解的大声写作,大约跟鲁迅的呐喊相去不远。然而,可悲的是鲁迅的呐喊不仅为毛所掠占利用,现而今已渺不可闻了;余杰王怡们的大声写作,纵然你喊破嗓子,喊得鲜血长淌,难道还能唤醒这个又聋又瞎,但在严重缺氧的铁屋中还能活得悠哉游哉,自我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民族?在我看来,余杰王怡们年轻气盛,热血未冷,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赶上俄罗斯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还抱有幻想,能够理解,也值得敬重。不过,在从毛时代好不容易活过来的我辈眼里,他们毕竟入世不深,对中国人的人性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他们还有理想,也居然还对当今这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文学艺术存在幻想。

      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们(野草群体)从来都跟这个无关,我们是艰难生存在这个地底下的另类的那个。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们的这种人鬼两重性既注定了我们离群厌世的孤独与悲凉的基调,当然也局限了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永远难以飞越这高高的藩篱。几年前,我在一篇《恐怕难免》的文章中就说过:

           也幸好我生得来不聪明也不笨,与文坛无缘,却与文字混得烂熟;看够了无行文人舔痔吮痈的嘴脸,却也能理解商业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媚俗的苦衷。所以,我若再聪明点点,生存危机再严重点点,潜意识骚动再利比多点点,我也会民族主义、新新儒学(干时),我也会霸语话权、知识考古(欺世),我也会废都隐私、金庸琼瑶、上海宝贝,行者无疆(媚俗)。--凭良心说,恐怕难免。

      人性使然,怪不得民族的劣根性,换了其它民族都一样。谁叫我们在毛时代过禁欲的日子那么长呢?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以及传统的厚黑学潜规则谁又叫被威权利益集团巧妙地利用了呢?二十年前我就说过,独裁专制让我们的文艺全面“避戮”,全民就已被狗化,也就是奴才化。现而今的“经右政左”,不过让奴才们有了点自行觅食、自生自灭的机会。虽然可以各有各的活法了,但从本质上,尔等依旧夹着尾巴。极权专制不变,文化生意再红火,仍然是避戮的延伸与变形。因为你早已将灵魂贱卖给魔鬼了。——“人”就是这样走失的。因为走失的人性使然,一切干时、欺世及媚俗的文艺其实质都在媚权。干时、欺世及媚俗是生存竞争的需要,而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安全;而最大的安全则是以当局之喜为我之喜,以威权之恶为我之恶。正如张艺谋陈凯歌的曼舞金戈,余华张贤亮的自鸣得意,贾平凹的假闲废病,刘心武的逃花红了,钱理群的急速左转等等,要是没得威权者的子弹监狱和鲜花金钱两手,我相信凭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为真正的中国文学艺术添光增辉的。再说,没有浊流,怎显清流的可贵?没有人性普遍化的堕落,又哪来思想者荷花般的幽香,上帝的眷顾,以及被拯救后的逍遥呢?

      所以,当我面对甚嚣尘上的避戮——媚俗文化时,除了反省自己也恐怕难免外,也常常对自己、对朋友大喊一声:给他狗日的雄起!现在,我想向余杰王怡们大声喊上一句:君啊,渡过你愤怒的河!因为我深信——只要有你们的声音存在,无论现在显得多么渺小微弱,也无论遭到怎样的追捕围剿,真又美的披肩发终将飘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鉴于这个形象近来又被威权利用,掀起了新一轮爱国主义的狼图腾热。好像中华民族过于羊性,总被侵略,总被欺凌。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是该引进发扬一点狼的侵略性的时候了。当然这种理论对反美反日的愤青们或新军国主义者说来,是太对味口了。所以在强调人的野性回归时,既然掠美主义者已把狼掠而占之,我还敢爱狼么?何况我从来是偏爱野草野鸽子的。理由是:野草或野鸽子不仅具有独立与自由精神,而且它并不否定忌恨或防碍百花的开放和所有翅膀的飞翔。倒不是它特别懂得宽容,而是它特别卑微,特别渺小,命中注定它不配去否定忌恨或防碍谁。它的所有诉求不外乎平等二字,因为它也有生存的权力、飞翔的权力。歧视我、铲除我是没得天理的,我也是永远不服的。但它天生像个负数,天生让所有正数们提防着它,排斥着它;好象它的存在天然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因此,它不仅为我的人生带来新的视角,也给我的文字注入新的哲思。故为我所特别锺爱。当然,流沙河先生并没有错。狗年嘛,面对一条口含挂挂钱媚劲十足的宠物狗时,他只有拿狗被异化前的祖先——狼来说话了。

      有时语境比语言更为重要。语境不仅制约着语言、颠覆着语言,还往往颠覆着语言本身。让你深感语言的无力与无聊,甚至发现上帝让人类发明语言的荒诞。所以像面对我们这个民族一类话题时,我除了无话可说,就是成都人说的连语言都没得了

      我们的语境是负数?还是我们自己是负数?我想不明白。

      所以我特别孤独。

      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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