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停刊，其直接动因是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写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的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然而，返观历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喝下的狼奶，并不仅限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其直接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以苏俄为师的陈独秀、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来自鲁迅及孙中山的“狼奶”。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鲁迅和比他大15岁的孙中山，都是被奉为楷模和偶像的历史人物。只是孙中山生前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之间，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作者、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理解的楷模和偶像大不相同。

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明确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一派，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文字作品中提到国民党最高领袖孙中山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鲁迅的业师章太炎、绍兴同乡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的是非恩怨有直接关系。在有据可查的鲁迅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鲁迅应国民党北京党部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请，于1926年3月10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写作的纪念文章。

鲁迅一落笔，就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压倒，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更充分地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了苏联当时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若干年后，当托洛茨基一派被斯大林一派不择手段地打倒粉碎，并且定性为“反革命”的时候，鲁迅又站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针对托派发起新一轮的政治攻击。

按照《鲁迅全集》提供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鲁迅全集》第7卷第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不过，按照笔者的理解，上述的“风凉话”，显然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的“赤心”和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在公共媒体中所履行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即使孙中山确实是“创造民国的战士”和“第一人”，在“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的前提下，“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依然是没有经过“我们大多数的国民”正式表决的非法之举。梁启超所说的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也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而不是鲁迅笔下“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的道德诛心，或者说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有罪推定。袁伟时教授在《孙文民初政治迷误的根源》一文中，就曾经依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总结出孙中山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存在的不少重大缺陷：一、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二、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三、权欲、领袖欲很强；四、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本人，就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示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两地书》原信十九，1925年5月3日。）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在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敷]药。”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的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应景文章，这也是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第二次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鲁迅全集》第8卷第159页。）

中山大学所谓的“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臭名昭著的“党化教育”，也就是通过把国民党最高领袖孙中山的“革命的精神”绝对神圣化，以压制扼杀自由思想的“神道设教”的愚民教育。这种中世纪式的或者说是前文明时代的政教合一的教育模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于蔡元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人所开创的超越于党派之外的教育独立运动的彻底败坏。

正是遵循国民党当局强行推行“党化教育”的政党逻辑，鲁迅随后在《黄花节的杂感》中，再一次提到孙中山的名字。这是鲁迅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专门写作的一篇应景文章。他在开场白中介绍说：“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鲁迅全集》第3卷第409页。）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3月29日定为“黄花节”。为了表白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的立场一致，鲁迅介绍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在该文中再一次重述孙中山遗嘱中最为著名的那句话：“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所留下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留下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也没有留下他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他所谓的“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纯属子虚乌有的文学虚构或道听途说。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乘船抵达上海。10月25日，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前孙中山秘书易培基的邀请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演讲，他在开场白中一张口就谈到了自己与党国要人易培基之间“党同伐异”的同党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后，所创办的一所党化学校。鲁迅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演讲中，所要提倡的恰恰是孙中山晚年的党化理论，所要否定的也恰恰是《新青年》同人极力提倡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知识就仿佛是罪恶，……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的，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而鲁迅所说的“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其实就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等人，准备以易培基来替代杨荫榆的校长职位的女师大党化学潮。

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中肯的盖棺定论。而此前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把孙中山认定为“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又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把孙中山美化为“常在革命的前线”，分明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的言不由衷。用“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的标准来衡量自相矛盾的鲁迅本人，显然不能进入“在中国总算是好人”的范畴之中。用“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标准来衡量“陈炯明”，却分明是比孙中山更“好”的一个人：原因很简单，陈炯明与黄兴、赵声等人，恰恰是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广州起义的直接参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常在革命的前线”的革命战士。无论是“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还是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租界的鲁迅，在“常在革命的前线”这一点上，与陈炯明、黄兴、赵声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都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换言之，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的是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不可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不可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事实。

按照袁伟时教授的原话，所谓“狼奶”就是“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就笔者眼界所及，“吃狼奶”一说，出自瞿秋白借外国神话对于鲁迅的赞美与神化：“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