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源种下绿色梦想

——长江源环保纪念碑五周年侧记

谭作人

 

1999年9月的一天,好天气来了。我走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沿着楚玛尔河走进可可西里腹地。这时,幸运终于降临——我看到了藏羚羊的矫健身影。藏野驴在远处奔跑,野牦牛的粪便冒着热气,几只斑头雁从河边飞起,河滩上印着一只雪豹的清晰的脚印。

我轻轻地把手放进雪豹的脚窝里,听到了一种心跳的声音。无数次的梦想终于成真:走进自己的梦境,我感到幸福无比。

那一年,我和杨欣、朱成等朋友一起,在长江源种下了“一棵树”——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后来,我作为绿色江河志愿者,有幸参加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三期工程的建设。

当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保护站时,不堪回首的二十世纪已近尾声。100天后,新世纪来临了。我祈愿:新世纪能治愈从二十世纪逃生出来的伤痕累累的可可西里,让它可以健康地活下去。

                                                             ——摘自《学习作人》(未刊稿)

 

设问:长江的源头在哪里?

水有源,树有根。长江源碑为环保而立,起源于长江儿女对长江源生态危机的深切关心和永不停息的追问。长江源在哪里?这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去想问题和提出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地理学问题。经过中日科考队联合考察,根据“河源惟远“的国际公理,1978年,中国政府宣布了母亲河长江的出生地: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水系、北源楚玛尔河,三源共组为长江之源。河源区汇流面积广达14万平方公里,海拔54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大河源区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中国探险家的问题。从小就在尧茂书头脑中生成的疑问,把这位在岷江之滨长大的摄影家引向长江源头,直到单人独舟漂完河源区,扑进金沙江通伽峡的怀抱里。尧茂书的英雄壮举,造成了我和长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985年9月,尧茂书遇难三天后我即整装出发,奔岷江,出三峡,独闯虎跳峡,在尧茂书的遗孀和亲友们的帮助下,用二十多天写出了电视文学剧本《长江第一漂》,并送往四川电视台。《长》剧经SCTV改编录制后成功播出,捧回了该台首座电视“飞天”奖杯。

从此,我和长江续上了前世的情缘。  

谭作人与成都银杏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江的源头在哪里”成了一个典型的杨欣式的问题。这时杨欣已从1986年的长漂队员,转变成了1996年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因此,这是杨欣作为一个摄影家,探险家和生态学家提出环境问题。并且,杨欣正在努力,要让全国的孩子都知道都看到长江源,所以,这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环境教育问题。

近二十年来,杨欣二十多次到达长江源区,七上长江源头,目睹长江源生态退化带来的环境巨变。杨欣知道,笼统的地理学定位,并不能完整反映长江源的真实情况。在杨欣的环境考察的镜头里,南源当曲水系因草甸沼泽的枯竭而日益短缩;北源楚玛尔河因沙化和可可西里荒漠化而日渐干枯甚至断流;长江正源沱沱河因姜古迪如冰川快速消融冰舌退缩,源流越来越小越来越长。二十多年来,源头冰川已经向上退缩了600多米,并分为南北两支冰川加快消融。源头初测二十年后,如果现在按照东经91度1分20秒,北纬33度16分11秒的法定交会点去寻找长江源头,你看到的可能不再是融冰化水而成的潺潺溪流或冰碛湖泊,而是砾石堆积的一片荒原。

长江源头冰川的短缩,漂移或延伸,也许并不影响长江源的地理定位,但它所传达的环境信息却不容忽视:长江源快干了!源头告急!!而在超过人类生命禁区海拔5000米的姜古迪如和岗加曲巴冰川,牧民还在5300米处扎下营地,任饥饿的羊群“啃地皮”:一旦破坏,一百年也难以恢复的地衣!心急如焚的杨欣在思考,怎样才能有效地把长江源的生态危象传达出去,不仅要让科学家和环保志愿者知道,更应该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给长江源留下一个救治的机会。他想到了在源头看到过自己也曾多次立过的“长江源碑”:探险队带上来的临时性的“碑”。他想在世纪之末,在源头建立一座既有源头标志意义,又有环保警示作用的永久性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并拍一部《看长江》电视专题片,以“‘99中国长江年”来迎接21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态世纪的到来。

1999年6月5日,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世界环境日。这个环境日的主题是拯救: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广义地说,拯救一棵树就是拯救一条河。

拯救:为了“一棵树”的青春

无论从平面上观察,还是在立面的思考,江河水系都象一棵树,并且形神兼备。或者,河流充满树的哲理。溯流而上,江河形似大树通天;顺流而下,大树生命之魂在江河体内运行。如果说,江河之源像树根,河源区植被或水源地就是根须;支流是树枝,干流是树干,河堤和护岸林带就是树皮;湖泊是树叶,水库是果实,无数农田水网和干支斗渠就是绿叶的经脉。造物伟大!

江河的流域,是地球生物共有的一棵生存之树,人类只是生存其间的某种“蚂蚁”。长江,就是这样一棵通天大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的一棵“树”。从“江之头”到“江之尾”,长江的“树液”流经树干、树枝和树叶,养育着4亿多中华儿女。但是,长江病了。在二十世纪未期,正值青春期、刚接触工业文明的长江因大病一场而迅速衰老,向着老年期的黄河靠近。

1954年长江中上游特大洪水围城,199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漫堤,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决堤奔腾毁屋夺命!长江的生态灾难,在二十世纪末叶接踵而至。三次特大洪水的损失,何止万千的生命和4000亿元人民的币?天灾可躲,人祸难防。透过长江滔天的洪水,我们看到了黄河1998年累计断流226天的千古生态奇观。看到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黄河从1600多次洪水溃堤水多为患,走到了十年八断流(1977年~1999年28年中,断流年份多达22年!)无水可流的绝境。看到长江干支流众多的河流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干涸断流,千年河床现底,万年河槽见天的凄惨场景。条条干涸的河床,尤如地球深深的伤痕,如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林一样,触目惊心!

黄委会的专家明白,黄河退化成为季节河直至内陆河已成定局。黄河短暂的生命史说明:只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只要今天就将失去明天。当一条河淌过了五千年农业文明,当一条江刚走进五十年工业文明,今日江河将流向何方?1998年长江洪水在牌州湾溃堤后,一棵树救了6岁的小江珊的生命(她的5位亲人却葬身水底)。是无数棵树,成为无数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士兵的救命树。然而,这些救命的树在灾后重建中竟遭受到成排的砍伐!

伦理的崩溃比洪水溃堤更加可怕万分!世纪末,有一代人正在迷失,在贪婪中迷失。这代人改天换地,唯利是图,恩将仇报,崇尚暴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貌似奉献,绝对索取,集体舞弊,鲜廉寡耻,自毁家园,逆天而行……千山鸟飞绝,万径“兽”踪灭。不需几年,“不废江河万古流”,也许将废于某些人的“人生一日游”。山已穷,水将尽,自作孽,人未醒。

世纪末不是世界末日,不应有末世心态,更不该有末路行径。世纪末,“拯救”需要行动,而有些“行动”需要拯救。为后代,为明天。杨欣是一个拙于言而敏于行的人。自从1993年在深圳认识他以来,就不停地见到他把想法变成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惊奇不已。

1998年,杨欣在持续开展了五年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大型活动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环保志愿者,组建了西部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绿色江河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由杨欣策划并发起了“立碑长江源,救助母亲河“的倡议,以及《看长江》电视片的拍摄计划。杨欣在给四川省环保局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在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中,长江是唯一的一条已确认源头而无江源标志性设施的江河“。他希望通过设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把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长江环保宣传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他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今天的长江源在哪里。他希望通过树立永久性的江源标志碑,记录源头冰川的位置并作为今后环境考察的标志物,作为今后社会公众长期关注长江的一个视点。

作为绿色江河的副秘书长,笔者协助杨欣,参加了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策划、设计、制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为长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通过立碑,我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复杂性、官场政治的非理性和中国环保NGO的艰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祝愿:但愿不是“华丽的转身”

1998年底,绿色江河关于筹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项目建议,首先得到了四川省环保局的支持和响应。省环保局以(98)547号文向国家环保总局汇报请示,于1999年1月8日得到国家环保总局(99)4号文的批复同意。1月27日,四川省环保局以(99)34号文通知绿色江河,明确了由绿色江河负责长江源碑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以及碑文的撰写等工作。2月8日,笔者邀请四川著名公共艺术家朱成先生来家,开始了初步方案设计。最初的设计构思是建造长江源头的标志碑。为便于运输,碑体采用砌块分体组装方式。

碑顶为金字塔式的珠峰形象,以著名的“珠峰脊线”为轮廓线。碑侧显示中国三级台阶的地势特征。碑面有现代冰川的肌理和长江干流的造型,围合着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的碑名“长江源”。碑的设计风格是大方、朴实、有力,既亲和源头冰川环境,又便于识别,还富于环境教育意义。

3月21日,杨欣携初设方案二次上京,就立碑诸事向国家环保总局作了专项汇报。3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以(99)73号文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汇报并恳请江泽民题写碑名。4月13日,江泽民题写了碑名,并立即转交在京等候的杨欣。同时,中办秘书局以(99)61号文对立碑作出同意批示。4月17日,我在成都收到杨欣寄来的江主席题字,立即制作成金属字体并镶嵌上长江源碑。4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建立了由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青海省环保局、四川省环保局和绿色江河组成的领导小组,杨欣任领导小组成员。

会议确定前三个单位和青海省政府为主办单位,在长江源碑落款处留名。四川省政府莫名其妙地“出了局”。(见附件一《长江源碑记》)。正是这次会议,提出“立两个碑“的方案,把主碑立在距长江源头300多公里的沱沱河沿。标志碑由“刘是”公司设计制作,立在沱沱河上游,距源头冰川5千米之遥。立碑的意义,由观测和关注长江源的环保行为,渐变成宣传为主的形象工程和政治任务。在会上,就长江源的碑址、碑形乃至目的意义,杨欣与会议主持者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杨欣从大局出发,服从了会议的决定。此后,我们为长江源专门设计制作的源头标志碑被弃用了(此碑现陈列于朱成<私人>石刻艺术博物馆)。在国家环保总局官员的督促下,我们赶制了另一座巨型石碑,以便立在沱沱河沿的公路边上供人观瞻,并成为人们关注长江源的见证。5月22日,在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有关部门参与下,我们在成都市府南河音乐广场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送行。杨欣从省政府翁蔚祥秘书长手里接过队旗,率绿色江河科考队和安装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沱沱河沿。我们在雨中祝愿:一种“揭幕”,但愿不会变成另一种“落幕”。

1999年6月5日,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在沱沱河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揭幕仪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揭幕式,并首次以长江源(青海)——长江口(上海)——CCTV演播厅(北京)三地联合直播的形式,播出了大型环保宣传节目《绿色家园》,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加完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揭幕式后,杨欣率绿色江河科考队跋涉数百公里,再上长江源头,进行源头自然与社会本底的专项考察,给源头带去了世界环境日的专程问候。

奉献:以千河之省的名义

在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四川省对长江源碑所作的特别贡献。

长江上游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55·5%,总人口1·26亿,占全流域1/3强。长江上游最大的省是千河之省四川,是长江主要集水区和水源地,人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1985~1986年,川人发起首漂长江的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为理想献身的长江壮士:尧茂书、万明、杨前明……当年的长漂队员和记者后来大都成为环保人士和志愿者,其代表包括杨欣、刘建、杨勇、冯春、颜刚、吴为、李大放、陈连跃、王列诗等。1994年,川人杨欣发起“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环保活动,在可可西里建起中国民间第一座自然保护站。1998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天保工程。为了长江的健康和安全,即使是对三峡工程持保守看法的四川科学家,也为三峡工程提供了更为客观翔实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持。

1999年,四川省作为长江上游主要水源地首先发起了立碑活动,社会各界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省政府在听取省环保局的工作汇报后,立即从省长基金里垫支15万元用作立碑经费,并在省环保局当年行政事业费中列支,长江源碑才得以诞生。四川著名公共艺术家朱成先生表示愿作无偿奉献,后经劝说才象征性地收取了制作成本。四川省环保局始终积极支持,顾全大局,毫无私心地推动各项立碑工作。《华西都市报》拿出大量版面,积极宣传报道,并派记者李灵随队上源头采访。而杨欣和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们,默默无闻地承担了长江源碑的大部分工作,无怨无悔。事后,共有88个单位和个人获得了表彰,其中包括四川省的省环保局等7个单位和个人,也获表彰认可。这一切,长江不会忘记。7月23日,杨欣率绿色江河科考队李大放、谭作人、曹敏、卢小华等人,与SCTV长江拍摄考察队在宜宾长江口会师,参加了由宜宾市政府主办、SCTV和凤凰卫视台联合直播的万人广场集会《长江,永远的母亲》。这是SCTV建台三十年来首次大规模远程现场直播,川台出动了100多人的专业队伍,与凤凰卫视的合作取得了成功。集会场面十分感人,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然而遗憾的是,为了一个今天看来很荒谬的原因,北京的电话响起,以中央某单位的“死命令”,把四川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从中途掐断,令人不知所云。好事突然变成了坏事,在海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1999年由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引发了全国性的“长江热”和环保高潮,国内各种大型活动此起彼伏,十分壮观。但我的感受却是,保护自然环境固然重要,保护社会环境的和谐和人文生态的平衡同样重要。有时,更加重要。如果体制有病,山河安能无恙?因此,自然环境的保护,应该与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否则会得不偿失,甚至南辕北辙。

梦想:在绿色开始的地方

1999年9月,我终于来到思念已久的可可西里,作为绿色江河志愿者参加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三期建设工程。经过二十多天的义务劳动,我和志愿者何国雄一道为保护站铺装了木地板,修建了贮藏室,修理了发电机和损坏的门窗,新建了门前的水泥地坪。当时正在“整编”之中的野牦牛队员丹增扎西,已成编外队员的东珠和江文扎西(野牦牛队之歌作者),以及青海省新能源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和我们一起并肩劳动,为完善保护站的功能出了大力。

做完工程,我来到沱沱河沿。站在长江源碑下,眼望烟雨蒙蒙的沱沱河上游,想到三百公里外,长江源头继续在干涸萎缩,谁在乎?谁过问?谁采取措施了?此时, 一个疑问浮上心头:眼前这座立在青藏公路边的“环保纪念碑”,究竟在“纪念”什么?我至今仍在疑惑。水是无色的,然而水是生命之源,是绿色开始的地方。“中华水塔”青藏高原,不仅是神州大地哺育万物滋生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大河文明的源泉,是人类文明之梦开始的地方。它允许合理的利用,不容强暴和欺骗,如今,它更需要关注、守护、反哺和救助,而不是拿起刀子毫无节制地索取。

多年前,笔者当过开田改土专业队长,炸过山毁过林;为“防兽保苗”扛过枪,打过老熊猎过野猪;作为生产队副队长,还指挥过毁林开荒“烧火地”。在三十年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我们集体犯了罪,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长江水。因此,为长江源立碑的意义,除去标志,感恩和警示外,更应该包含反思和忏悔。

如果我们没有这点起码的环境道德认知,我们还将继续犯罪:以“生存”的借口破坏生态;以“发展”的名义透支环境,以眼前利益侵害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80年代初,人们耽心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由此启动了长防工程。‘98世纪洪水之后,国家痛下决心,终于启动了天保工程。然而,更大的环境灾难也在悄悄临近:近年来,一场全国性的“大坝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在轰轰烈烈地全面兴起!水利曾经是农业的命脉,如今“利水”——利用水来获取利益——似乎也成了国家的命脉。当生命之河的动力直接变成了相关部门的利益而“转产转型”,当“水头”取代了“木头”成为利润追逐目标,当“渠化全国”成为防洪的唯一选择,当“梯式河流”成为发电的必然方式,当七大江河劣质水体高达61·4%,可接触河水不足四成,我们能听到的,只能是中华母亲河们生命末期的一声叹息!“人头”应该善待“木头”和“水头”,并且,轻轻地退出河流的“产房”——源头,给儿女们留一点看头和念头。做人做事,别太过头。以“过去决定现在”或者“现在决定现在”,还是“将来决定现在”?生存模式的选择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可听之任之漠然处之。

二十世纪末,我们在白色的长江源种下了绿色的梦想:祝天与地永远和谐,愿河与树永不分离,让人与人相互理解并且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我们到哪里去,为什么去。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自己——以长江儿女的名义。

附件:长江源碑记

摩天滴露,润土发祥。此姜古迪如冰川,乃六千三百八十公里长江之源,海拔五千四百米,壮乎高哉!自西极而东海,不惮曲折,经十一省市,浩浩汤汤;由亘古至长今,不择溪流,会九派云烟,坦坦荡荡。如此大江精神,民之魂也,国之魂也。江河畅,民心顺;湖海清,国运昌。感念母亲河哺育之恩,中华儿女立碑勒石,示警明志:治理长江环境,保护长江生态。玉洁冰清,还诸天地;青山碧水,留以子孙!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中国科学院

青海省人民政府

国家测绘局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敬立

注:后经四川省环保局和绿色江河力争,长江源碑补刻上了四川省人民政府为立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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