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记北洋军阀段祺瑞 

(北京)石岩

 

 老同学小云陪着他的姑妈张乃慧女士来找我,寒暄落座后,乃慧老人对我说明来意,她为了给活到百岁方才逝世的母亲了却心愿,按照她母亲的讲述,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写了她外公段祺瑞的故事。她说:“我母亲临终前一再叮嘱,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现代人。我听小云说你在出版社工作,能不能帮助我出版这本书?”

段祺瑞?在这资讯爆炸、真伪难辩的时代,谁会对早期军阀感兴趣?我读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军阀就是在民国初年,割据一方土地;掌控部分军权;相互争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阻碍中国统一的罪人恶人,军阀这个词早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尤其是段祺瑞,更被大文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鞭苔得体无完肤。早成定论的人物,难道还能翻案?

乃慧老人凝视着我,目光充满热切期待。我沉吟不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小云见我犹豫,就问:“你是不是认为不该宣传段祺瑞?你知道段祺瑞是什麽人吗?他做的官有多大?在蒋介石一统天下之前的民国初年,除了袁世凯,民国还有四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再加上一个大元帅张作霖,这五个人谁都不如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的权势大。况且他还当过“总执政”。总执政是什么官?那就是换了名的总统。我们先不提他三造共和的功勋,那是史学界的事。只说这样大的官居然没有自己的房产,一直租房住;他任职期间的二十来年里,先后搬家超过十次,他老家也没有一砖半瓦。现在还有这种没私产靠租房住的高官吗?”

乃慧老人接过小云的话头,说:“也曾有过所谓的私房。怎么说呢?我的外婆是袁世凯的义女。在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时,袁世凯见他一直租房住,就以送住房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外公一栋房产。这栋房子原房主姓殷。他在和袁世凯打牌时,输了40万大洋,就将房子让给了袁,但他没交房契。等老袁一死,姓殷的儿子就拿着房契,找到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我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外公二话没说,就带着一大家子搬了家。这栋房子也只住了两年。”

我有点兴趣了,就说:“看来,段祺瑞还是满民主的嘛!若是放在现在,估计姓殷的没这个胆子,也不会这样走运。”

小云说:“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俭朴。他不置别墅,不收财礼,不抽鸦片,不打茶围,不循情卖官鬻爵。当时的人叫他六不总理,就是不贪,不沾,不抽,不喝,不嫖,不赌。”

“啊?是这样?听说当时的军阀都娶姨太太,就像现在官员的包二奶,三奶,难道段祺瑞没有姨太太?”我吃惊地说。

乃慧说:“听我母亲说,当时的官员沿袭了前清的陋习,都娶姨太太。最出格的,像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数十个姨太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段祺瑞的姨太太是我外婆帮他张罗的。我外婆自己好面子,怕其他官宦人家背后说她不贤惠,就花钱买了几个贫苦人家的女子做姨太。大姨太进门后不久病死,后来的姨太太命运各有不同。一九二八年,段祺瑞带外婆和二姨太去大连住一段时间,风流成性的三姨太刘氏就在外面招蜂引蝶,与他人有染。外公回家得知后,并未大发雷霆,而是平和地打发她回了娘家,每月给她三十元钱做生活费,算是了断。四姨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一进段家就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外公见她郁郁寡欢,就问她原因,并安慰她说,有苦衷尽管说,决不勉强她。她就含泪对外公说,自己在外边有恋人,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她来到段家,是受母亲逼迫,不得而已。外公听完,决定成全他们。就由外婆操办,准备了嫁妆,如同嫁女儿一样把她嫁给了她的意中人。后来外婆又为外公找了五姨太,外公看她太年轻,比自己的大女儿还小,不肯留她,又像对待四姨太那样把她嫁给了一位报馆编辑,据说两人结婚后挺恩爱。外公解放姨太太的事,在当时社会上传为佳话。”

小云笑着说:“看来,段祺瑞的思想比现在的某些大款先进的多。那个时候,他就懂得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不简单吧?!”

真是前所未闻!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今日官场风行的贿赂中,有一种贿赂比钱财物更厉害,这就是情色贿赂。如果把前者当作常规武器,那么,后者就是无坚不摧的特种武器了。在当今社会中,极少有贪官不好色的。近期在广州珠海深圳三地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当事人百分之百包养了二奶。那些包二奶的官员、老板们,又有哪个不是老夫少妻?在这些肮脏腐臭官员的心目中,越年轻漂亮,玩起来越带劲过瘾。民间有个顺口溜,形容腐败官员作风十分形象,说,“领导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开宴。吃足喝够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领导转累怎么办?洗浴中心涮一涮。涮舒坦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出火来怎么办?拉着小姐干一干。玩够小姐怎麽办?找个大款算一算。大款算完怎麽办?给个项目赚一赚。”——活脱脱丑态百出的官商勾结,一幅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我问乃慧:“段祺瑞给你们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吧?有值钱的文物吗?”

她苦笑着说:“除了好的家风外,啥也没留下。听我母亲说,当时的官府都知道外公不收礼,不吃空缺。我母亲记忆最深的是当时任江苏督军、后来成日伪大汉奸齐燮元的礼物。他送的二十件礼物中,有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璀璨夺目。家里所有人都喜欢得不得了,孩子们更是半夜爬起来摩挲它,都盼望父亲能留下这件宝物。可是,第二天上午再看,这件宝物已不知去向。原来,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了。他收的最完整的物品是冯玉祥送他的大南瓜,其他人送的东西都是留几样不值钱的,其余一律退还。我外公任职期间,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别的收入,可是他却不忘救助有经济困难的人。他部下有求,他总是从自己薪俸中,分出一部分接济他们。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寓所,压减服务人员。以前从不过问家事的外公,开始对日常开销亲自过目,算细账。实在没钱用,由老部下们支援一下。”

根据她的介绍,我想,这位段执政可算是一位自制力很强,清心寡欲的好高官了,那么他的子孙又怎么样?中国经过数千年“家天下”与“世袭”的传统熏陶,哪有高官不荫及子孙的?咱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例外,有些高官子女借助老子的势力,平步青云。他们得到的哪种肥差、哪个职位不是权财双赢?!时下,这样高官出身的新贵为数不少 。难道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于是我问:“那么,段祺瑞的儿孙们,总少不了沾他的光吧,因父辈的关系而做官,也算是很正常的事啊!”

乃慧摇头说:“听母亲说,外公用人唯才不唯亲。虽然当时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处在求职阶段,但是他没给任何亲属安排一官半职。他大儿子段宏业小时候寄养在亲戚家,长到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由于幼年没受到良好教育,不求上进。有人提议给他找个职位,外公不答应,说他儿子放在政府里只能坏事。不过说句公平话,我大舅也非等闲之辈,他在围棋方面造诣很高,属当时的佼佼者。我外公常说,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底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做高官。他说这话是以自身经历为根据的。我外公七岁就进军营,除受儒学教育外,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由于家庭横遭突变,被迫十五岁就独自离家,带着几件衣服,两双鞋子,一吊铜钱,一把雨伞和一张地图,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自己的堂伯从军。这其中的艰难困苦一般人无法想象,而这也玉成了他刚毅的性格。我外公为儿女的选媳择婿条件也是看对方人品,不论门第。如我的父亲张道宏毕业于美国克莱克大学和西点军校,外公是通过报纸的介绍选中他的。一次我父亲坐火车时,见一个小孩因为来不及而把屎拉在车厢地板上,小孩的妈妈正要清洗,不巧被一位外国车长看见,他大声喊叫,硬逼着小孩母亲把粪便吃掉。我父亲愤怒地用英语和这位车长争论,最后使他不得不认错。火车上围观的乘客,都向我父亲伸大拇指。我外公看见报道后,认为我父亲有骨气,有才华,又经过外婆了解,就把我母亲嫁给他了。

我一路听来,觉得段祺瑞的为人和现在一些腐败臭烂的高官的确有着强烈的反差。可是,段执政时代的三一八惨案经过数十年不懈的鼓噪,已经家喻户晓,这种武力镇压爱国的学生和民众,致使多人死伤的罪孽,能用他本人生活清廉来抵消吗?

于是,我提起三一八惨案。我说:“现在北京的张自忠路,有三一八惨案纪念地,说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5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等人领导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曾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射击,造成死47人,伤150多人的血腥惨案。牺牲者中包括国立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已把该处作为纪念殉难烈士、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教育基地。对这件事该怎样解释?”

乃慧叹了口气,说:“或许你不信,听我母亲说,外公是无辜的。当时他不在执政府内,而是在家里和人下棋。顺便说一句,我外公对中国围棋是有贡献的,如围棋巨匠,被誉为以棋悟道的吴清源,就是被他发现和培养的。当时吴清源经常来段家下棋,他的家庭经济困难,外公每月资助他一百元,直至送往日本深造。还有其他围棋高手如顾水如等,他都尽力培植。这些事相当多,我先不提了,就说三一八惨案吧!那时,军阀奉军正和北伐的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交战,日本帝国的军舰公然助战奉军,并联合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名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要求大沽口炮台撤销防务。列强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干预行为,引起北平民众的极大义愤,在李大钊等人的带领下聚集到天安门前抗议示威,然后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激愤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里冲去。见群众来势凶猛,一个值班营长慌了手脚,脱口喊出:开枪!士兵奉命向人群射击,惨案就此发生了。”

小云接着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像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梁启超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鲁迅先生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更成为以后咱们中学教科书的必选读物。

当时,诸多媒体全都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报纸就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就连当时被民众讽刺为花瓶的国会也做出决议说:此次聚会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

乃慧又说:“外公知道这事后,情绪十分悲愤,几天来吃不下,睡不着。他曾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他们是值得同情和保护的。’又颁布文件,说:‘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手下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逐一给以优恤抚慰。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素食,以示忏悔。对八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也回电断然拒绝。”

小云说:“段祺瑞算是北洋军阀中的大军阀,但是我认为,就政府的人性多寡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你看,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段祺瑞虽然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绝不反对五四运动,这从他任命拔攫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精英分子一事可看出来。一九一六年他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二四年任命章士钊为教育部总长;在五四运动中担当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的马叙伦,也被段祺瑞封成教育次长。在对待平民方面,北洋军阀的确是宽容和人性化。比对北洋以后掌控中国大陆的政权,看看他们在对待群众诉求方面所采取的无人性手段,段祺瑞政府是不是相当温和开明了?记得老舍的话剧《茶馆》有句台词,说:‘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前清。’按这逻辑,咱们在政治民主方面真有点一代不如一代。”

说实在话,我对小云的这番话和她姑妈说的段祺瑞事情,陌生得很,乍一听真不知如何接话茬。他们口中的北洋和我脑子里偶尔想到的北洋军阀差距太大,让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我相信小云和她姑妈的话句句是真,但是,能出版她写的书吗?出版社要考虑生存啊!

小云见我不说话,又接着发表高论,说,“你看过最近新京报上袁伟时的文章吗?他说,‘从民国初年至1928年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是中国历史罕见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你算算,他说的黄金时代正是北洋时代啊!袁伟时说,‘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是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其基本形式是自由讨论。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强制力,人人自由选择。即使有极端主张,也是说说而已。只有这种形势才会涌现那么多大师级人物。’请你想,如果当时政权专制凶残,不容异己,能出现如此生动活泼的局面吗?”小云越说越来劲,她是有备而来啊,我该怎样回复她?

我记得有人说,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太长时间的人,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陈述,不会再花精力去求证核实真相,因此长期以来,很多历史真相都被严实地遮蔽了。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认知就是完全附着于主流话语的诱导。我想,不独是我们这一代,即便是老年人,绝大多数也已对那段历史以及演绎那段历史的风云人物感到遥远,隔膜,恍惚,脑海中的印象仅仅是各类教科书中的政治定论,空洞,教条,绝对化。谁还能有活生生的感性认知?我拿不准现在出版由他亲属述说的、比较真实的关于段祺瑞的书,是滞后了还是太超前了。它在市场上究竟如何定位呢?

小云冲我喊:“我们说了半天,你倒是表个态啊。”我慢吞吞地回答她:“你们若能自销两千本,我们出版社开印了才能不赔钱。”

 

2005年9月22日脱稿   2005年11月25日修订于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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