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吴鼎昌辨

刘自立

 

 大公报三巨舰匠之首应该是吴鼎昌。这个判断出于吴总持对于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创办,组织和筹资。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主脑,而胡政之是主体。主脑和主体组织成为大公报的主干。而吴鼎昌则相对又成为局外人。因为他的主要经历和精力还是在政治行为上。大公报“新记”以后,或者以前,和张,胡一样,吴问鼎的政治举措,已经辑录于历史册。他是辛亥元老,和张的身份同。如果说张季鸾是自由主义,“四不主义”的灵魂,那么,胡政之是身体力行者,而吴鼎昌则比较超脱。王芸生加入大公报于1929年。后来马上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举成名,成为第四驾马车。王芸生比较左倾。在40年代末,容忍共党分子混迹大公报,以致诱他北上,“起义”,改馆,封杀文字,闷死新闻。(“起义”,这个定语,是王公子芝琛先生最为反对的。呵呵。)所以有一个说法,如果胡政之1949年不死,以后会不会有变化,大公报也许不致于北上。这个说法倒退到1941年,如果张季鸾活着,对待1949年又会如何?他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是唯一布衣入室,无需请示者一;还有一位是康国雄先生,我的忘年交——康心如先生公子。他们两人是蒋府上自由出入者,且无时间限制。当然,北上结果,是大公报名存实亡。王芸生晚年也说,是他埋葬了大公报。于是,出现一个如何看待大公报与两党关系之问题。一面是,吴鼎昌忽而赞成自由主义之原则,同意张季鸾的办报方针;忽而又弃报皈蒋,当了贵州省长等——他前后都是官场人物。再一面是,吴问鼎商务,与其政务一样,也是历史中可圈可点的。而大陆人士一般而言,是看谁是亲共,谁是亲国,而定其功罪。你吴鼎昌不但亲,还要加入,那还得了!就半个多世纪把吴妖魔化。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是太可笑了。这个本身就是妖魔思维。旁及资料,他的历史多有学者涉及。台湾亦出版其传记。大陆方面,近来也对其抗战期间在黔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辑录,做出充分肯定。

莫子刚先生在大陆「《近代史研究》」杂志,2005第1期,发表《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一文,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政府为了完成“开发贵州,建设西南”的历史使命,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状况,创建了我国抗战时期第一家省营大型企业,即贵州企业公司。该公司在投资办厂方面具有重调研、重引导、重工矿交通建设以及重时局需要和地方资源等特点。在经管方面的成功之处则表现为组织系统比较全面和严密、决策机制充满活力、生产经营分工合作、财务制度健全有力以及重视延揽和培训人才,讲究员工福利等方面。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在开发产品与技术,探测黔省地下资源,带动和促进贵州近代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公司本身的兴衰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

——本此一端就可以说,吴在离开大公报以后,虽回归政务,但是,他的政务还是和大公报之鼓呼抗战,遥相呼应,本为一鸪的。作为政治家之吴鼎昌,对于政治本来是熟门熟路的。一直传说之,袁世凯说他脑后有反骨,就是一个旁证(袁说:“你看此人‘嗓哑无音’又‘脑后见腮’,有‘反骨’,你敢用而我不敢用!”(袁世凯对梁士诒说——笔者))。他从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人,到服务段祺瑞,参政蒋介石,吴的一路走来,是反映了他的政治情结和政制抱负的。虽然,他抑或站在保守派一边。比如,他就在南北对峙时期,和王揖唐南下说和,与孙文谈判。有学者记录此事——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诏,因此(1911年——笔者)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

这当然是较早时期的事情了。至于国共两端的争执中,一般而言,说吴是置身局外了——这是针对大公报所谓的中立立场而言。其实,大公报之所以可以存在,是有赖于蒋介石的有限空间,在这个“有限公司”的领地里活动的。包括「新华日报」。所以,大公报的具体事务吴鼎昌虽很快超脱,但是在感情色彩上,张季鸾还是比较亲国民党,蒋介石的。因为从西安事变,张的“国家中心论”,就是证明。所以,简单把吴鼎昌说为和张迥异之人,颇为不妥。虽然,大公报社评多为张的手笔,后为王芸生写,但是,在问学一端上,吴做为早期的商人和资本家,是懂得,也乐意问学的。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也有所及——

“吴鼎昌在1935年任实业部部长之前,主办天津《大公报》时自许以不偏不倚的姿态论事。他于1927年发表《中国新经济政策》,提出既不象欧美的集富于国家并集富于个人,又不象苏联的完全集富于国家的,”不令国家独为大资本家“又”不令个人进为大资本家“的均富于社会的经济政策;其经济思想被时人称为”新均富主义“,虽可见孙中山”节制资本“理论的影子,实为模棱两可。1933年,吴鼎昌在上海银行学会讲演,又表示如果政府能够”以可怜的统治权,逐步地谨慎施行“统制经济,那么他有条件赞成。但是,他又指出当权者”不是整个中国脑筋,便是整个外国脑筋“,怕他们视统制经济为万能,又自以为是斯大林、墨索里尼或希特勒,那么”也许统制经济起来,比自由经济还坏“,”只得一个扰乱经济之结果,造成一种摧残经济之事实“。

对于统制经济这一经济学的新名词的源由,吴鼎昌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统制经济在国内成为舆论的热点,是由于“中国人专喜欢用日本名词”,而正是日本人将经济统制(Economic  Control)称为统制经济。这样,统制经济从日本到了中国,而盛行于英美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反而无人注意。在一度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同义之后,出现了对二名词的辨析,认为“统制经济,仅是资本主义者维持其原有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补救办法,一种舍本逐末之消极的经济政策”,而计划经济则是“依一定之计划,用统制之方式”,根本改造不良的经济关系,积极地创造经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徐建生)

这个争论其实是中国人关于若干政治经济文化之争论的一种。最大的争论,当属孙文,梁启超,胡汉民,陈天华,关于中国可不可以实行民主的争论了。关于“统制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之争,是一个子门类争论。但是,吴担心的,有人要当希特勒,斯大林,却也是一段高论。几多年后,他老人家被打成中共第十七号战犯,可以说,戏言成真了。只是戏本身,不能上演于永久。“统制经济”是不是比自由经济更坏,现在的现实,或许为吴老作证了。

台湾一家杂志披露一个小故事,是讲台湾二·二八期间,蒋介石搞白色恐怖的事情。那个故事主角叫欧阳亮山。是一个报纸总编辑。他被无缘无故抓了起来。说是犯了策动罪。后来,他辑录了以下涉及吴鼎昌之对话——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当時,担任「自強报」的总编辑,而「自强报」则不断地发表社论,抨击政府。」

「不对,那時候我不是总编辑。「自强报」在合法登記期间,我是总编辑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报」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当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车子,到永乐町和林樑材开会?」

「谁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认识呀!」

「你不要说謊,林樑材逃去哪里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产党嗎?」

「绝对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

「一点关系也沒有。我从沒参加過任何党派。国民党也好,共产党、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么关系?」

「他儿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学同学。」

我后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亲吳鼎昌求援。听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仪,要求他「不要杀欧阳可亮。」“(见《台湾史料研究》第11号)

吴鼎昌让国民党放人,而王芸生在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时,因为特务抓人,也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让他放人——他们抓了记者。看来,国共两党的苏联式,斯大林式的恐怖政策,有一脉相承之处。吴鼎昌是不是只是反共而拥蒋呢?也不是。1935——1937年间,吴鼎昌因为追究抄做纱价,得罪了皇亲国戚。事情是,“那时孔祥熙、宋蔼龄及其代办人吴启鼎、盛升颐,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兴风作浪,进行投机炒作,造成棉纱价格飞涨,将众多的”空头户“逼得走投无路,同时带动了其他物价的上涨,引起社会上巨大的恐慌。蒋介石令吴鼎昌这个实业部长彻底查办。然而吴鼎昌一认真起来,就查出了孔宋的事,这又令蒋介石非常难堪。所以当吴准备将情况认真向蒋汇报时,话刚一出口,蒋介石竟说”我知道了。“ ”

这让我想起傅斯年,殷海光,都有过批评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拥共。这是两件事情。

吴一般而言,好像是个碌碌无为之人。其实,在问政问学经商实业上,他并不是平俗之辈。就拿他兴建上海国际饭店一事,可以看出他不无魄力,极有眼光。

1933年日本人和何应钦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吴鼎昌得到消息较早,知道日本人将暂停进攻,债券股票交易行情要涨。所以他购进大批公债。为其盐业银行购进一大批,赚了一把。同时,他别出心裁,力排众议,建造在上海立建国际饭店。出资500万。落成于1934年。成远东第一高楼,且保持了半个多世纪这一纪录。何况,那时是兵临城下啊!这说明吴先生也是一个做大事情,有长远眼光之人物。

报人,兼政治家,兼商人,兼学人。吴鼎昌的在世地位不比张季鸾,胡政之逊色。他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外间不太言及。只是有一桩悬案迄今争执不休。一说是,他是1945年毛蒋重庆谈判之始作俑者。王芸生等人如是说。一说不是。始作俑者为老蒋本人。理由是,如此关乎政局大事,惟老蒋本人莫属。云云。笔者赞同后一个主张。

而这也说明,为中国人计,为中国计,吴鼎昌和所有上下左右中人,都是希望和平民主自由的。他的历史选择,忽而朝廷,忽而军阀,忽而总统,他的角色。忽而报人,忽而政客,忽而商贾,忽而学人……也是中国人无可指责的选择之权利。且无论那种选择,于道理,于历史,于国民,都还是迄今未定优劣高下的,且不可以胜负定真伪的。大公报一百年纪念,吴老后代亦赴纪念会,与会者,无人敢于,愿意讲:吴鼎昌是战犯。谁是战犯,自有定论,于历史之最后裁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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