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往事

牟传珩

 

 1981年4月12日,我因参加民主墙运动,创办“民主志友学社”及《理论旗》《志友论坛》两个刊物,被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深陷难狱,关押于青岛市常州路看守所。

青岛常州路看守所是一处德式建筑,位于青岛海滨,与老市府和市中级法院毗邻。走进那所监狱的大门,要拐几个弯,通过一条狭窄阴森的通道,才能进入深狱大牢。我当时被押于这所监狱西廊最北端一处不足10平米的长条形小监室。室内新调来两个在押犯,一个犯故意伤害罪;一个犯强奸罪。因我入所时全天候戴铐子,生活无法自理,狱方便分配这两个犯人来监室料理我的日常生活。当时我带着手铐生活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解手都很困难,夜里经常做被狗咬住双手的噩梦,为此我多次抗议警方残酷迫害政治犯。

这处小监室,很小有阳光照进来,常年阴冷、潮湿,夏天水泥墙壁上都滴水。地板是木质的,已多处开裂,没有床,夜晚打地铺就寝,白天卷起被卷,正襟端坐。监室铁门紧闭,门上有个小探视口,只有看守巡视时才打开查看。室内墙角上有个马桶,大小便通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巴掌大的小屋,空气屎臭尿臊,令人作呕。狱内每隔两天放一次茅,仅三分钟时间,让在押人员倒马桶,上大便。当犯人们报告未大便完时,看守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掰断”。

那时坐牢最难熬的是饥饿,每顿饭仅一个二三两的窝窝头,一天两头吃咸菜,仅中午喝点乱菜汤,星期日吃黑面馒头。犯人们因腹内没点油水,每天闲饥难忍,眼巴巴地盼三顿饭,常常饥饿的心慌意乱。那时我正是青年长身体的时候,整日饿的我连铁都想啃几口。最残酷的是星期天,吃两顿饭。为了渡过这漫长的饥饿日,犯人们只好从每周一开始,从牙缝里省下星点咸菜,积攒起来到星期日就着喝凉水,把肚子撑起来死熬。那年月,狱内不干活,也不准送任何吃的。狱内也很少有腐败。各牢房里常常不约而同地唱起囚歌:手里捧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

我们监室最初仅押了3个人,后来发展至5-6个人,大家常常为分饭不均争的面红耳赤,甚至为窝窝头多出点或残缺点,碗里的菜汤多片菜叶或少片菜叶而大打出手。为避免此类吵得我整日不得安宁的纷争,我动了不少脑筋,最终想出主意,用黑面馒头捏成小方块,晾干后做色子,把每份窝头与菜汤配好,排列有序,掷色子按序号拿饭。

进监狱的人不乏是“二进宫”,个个绝顶聪明。他们多能带着手铐脚镣熟练地脱衣穿裤,用线拨胡子,自制针线缝被补衣,无所不能。当时狱内严禁吸烟,烟瘾大的整日坐立不安。胆子大点的常常借提审之机,拾几个烟头,回来后从被褥里掏点棉花,用鞋底子在木地上反复搓擦,直到冒起烟来,再轻轻一吹,红彤彤的火光就从棉花里亮了出来。于是他们点燃烟头,每人吸一小口,便飘飘然了。

那时,看守所这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毫无人权意识,提审人犯仅喊编号,不叫名子。我对此种侮辱深恶痛绝,看守喊我的编号,我故作没听到,直到他们叫我的名子为止。自从我被押进这看守所,预审人员发疯似的日夜提审,轮番轰炸。我记得当时提审我的有公安局预审处的李处长、刘云锋、刘平等。那次抓人是中央下令,全国统一行动。他们急于查清与民主墙运动有关的所有人和事,因而天天日夜提审,我根本无法休息。为此我抗议他们变相体罚,并不再回答任何问题。当时青岛市检察院李文英处长一直伴同公安提审,他们经研究接受了我的抗议,七天后不再夜审了,但白天仍不间断地审讯。他们以搜到我的一本日记为线索,主要问我与全国那些人有联系,写过那些文章,特别是陈尔晋提出建立共权党的事。由于我情绪抵触很大,审讯僵局一直难以打破。当时《刑法》《刑讼法》刚公布施行不久,加之政治上批判文革余波未尽,他们执法还算文明,对我的惩罚也不过是撤座而已。

一个月后,在我的反复抗议下,手铐也去掉了,我可以如其他犯人一样,轮流出监室打饭。这天早上,我手持盛窝窝头的小筐,跟随提小桶打稀粥的人,跑步去楼廊门庭取饭。我第一次打饭,不懂规矩,背对着给犯人打稀粥的看守,翘着屁股向筐里拾窝窝头,不料屁股挨了重重一铁勺。我回头一看,那高高的、黑黑的人,人称“大老黑”的看守,正怒目圆睁地骂我不懂规矩,说我把屁股对着他。

我望着“大老黑”怒不可遏地扔了窝窝头,大吼起来:干什么,凭什么打人?

那“大老黑”听我一吼,竟愣在那里。他压根没有心理准备,监狱里的犯人竟敢如此对他说话。楼廊里的所有监室都打开小窗,向这里瞅。正在这时,值班看守一面向“大老黑”递眼色,一面推了我一把,让我回监室。我刚回监室不久,“大老黑”就拿了两个窝窝跑了过来,打开小窗,扔了进来,冲着我心虚地说:给你的。我不是打你,你屁股耽误我打饭,我是捅了你一下,叫你让让。看得出“大老黑”分明是听到值班看守说我是政治犯,怕我在提审时抗议他打人。其实当时尽管我很火,但回来后就没再当回事。不过抗议看守打人的事,的确有过一次。

那年夏季,我们监室有个犯人被叫出去谈话,回监室时浑身凸起道道血痕,监室的人问他怎么搞的。他说是看守用湿毛巾抽抖的。这在看守所里本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但那时我年青气盛,眼里容不得沙子,第二天提审时,便当着检察院的面,揭露他们狱内残酷戏弄、折磨人。预审员还真当个事,认认真真问了挨打者的名子和情况。我当时内心还暗暗赞许他们。但没想到事过一天,那个挨打的犯人又被提了出去,回来时红肿着眼对我说:你可害苦我了。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肯说。我这才反悟,原来我是帮了他的倒忙。这是多么博大精深的中国监狱文化特色啊!

当年我被关押在青岛常州路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如雄狮在笼,很少放风,且三个月后也不再提审我了。我天天面对铁窗铁门,寂寞如同饥饿一样折磨人。为了对抗无聊的侵蚀,我把吃饭用的竹筷,劈下一片,蘸着抹疮用的紫药水,在节省下的大便草纸上,天天偷着写作。先后写下《镣铐哗啦》诗集和《对规定的否定——我的多元非决定论》哲学文稿。我把这些文稿偷偷缝在枕头里,但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狱中清号时,撕开我的枕头,拿走了我的全部底稿,直到我获释后,才凭着记忆恢复、整理出那些底稿。尤其是我那首“独持已见说自由,奋笔纵横扬国忧。文章沉浮成冤狱,铁窗试枷亦风流。”一诗,还特请了书法家,写成条幅,悬挂家中,以为对铁窗生活的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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