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的回忆:

我在学校最后的日子

曹维录

 

 在学校最后的一段儿日子是最难熬的,每天都要写检查,然后到造反派组织的学习班儿让他们通过。毛泽东当时有个指示,意思是说在运动中站队站错了也不要紧,站过来就行了。在学习班上,也说了“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能揪着学生问题不放,不能搞秋后算账。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每次“斗私、批修”会都是非常难过的关,针锋相对,刀刀见血。说是“站过来就行了。”但是永远也不让你“站过来”,还要说你顽固,死不改悔,不接受挽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打成造反派的坏头头儿。

那一段儿时间我心里很怕,我们一家已经迁回了老家,哥哥他们还很年轻,对我的事关心不多。好在我有一个姨在本镇,她给我规定,每天必须见到我,我放学后就去她家吃饭。我的一个姓鲁的同学在我姨家附近住,和她家关系很好,我姨就要求这个学生必须每天把学校发生的情况及时跟她说。

有一个人在保护我方面起了很关鍵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王昭山。王校长原是县一中的语文教师,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儿。文革中“站对了队”,受到支左部队的支持,被派到我们学校当了革委会主任,我们学校的原校长白振东算是个有问题的当权派,调到县城新华书店去工作了。按理说,我们县所有学校都是同一个部队支左,王昭山的组织得到部队支持,和我们就是对立的组织,他就应该站在对方组织的立场上想方设法的整我。王昭山没有这么作,他和我单独谈了很多次话,从来没有说文革的事,倒是谈了许多语文方面的问题——字的读音、词的运用、文章的结构和章法以及逻辑和修辞,我们还谈了一些教育界的名人。看得出来,他好象很愿意和我在一起谈话,我们在一起过从甚密甚至引起了对方组织一些头头儿的怨恨。

有一次,我被安排清理校园,他看到了开玩笑地说:“老学究(这是他给我起的绰号),干什么哪?”我对他说:“劳动改造呢。”他和我说:“说得好,我们都得进行劳动改造。”他一边说着,一边和我一起拾地上的碎砖,我们边干边说,一点也没觉得累。十二年后,我在河北省的一所中学里教书,王庆坨中学的曹式敏老师在我们学校实习,就把见到了我的事告诉了王昭山。王就托他给我带了长长的一封信,邀请我来王庆坨中学教书,并和我谈到了陶行知,让我学习先贤,献身教育,我就又回到了这个学校。那段儿时间我干的工作很多,也很累,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课,文科班的地理课,还担负着全县文科教师的进修辅导,但我的心情很舒畅。

事情总会过去的,我们离校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在王昭山的保护下,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或造反派的坏头头儿,也没有宣布我是“右派学生”,只是没有发给我毕业证。我心里暗暗庆幸,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我没有等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是万幸了,我还求什么呢?我不需要什么毕业证,我也没想用它来干什么。我们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开的毕业会,会开完后我们就离校了,走出了校门儿,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学校,人们已经走散,还有零散的人在院子里活动,参天的大槐树枝叶茂盛,在夏季微风的吹拂下摆动着它的枝条,见证着历史的过去和现在。

68年的夏季,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的学校生活已经结束了。现在回想这段儿时间,感触颇多。人生的道路虽然很漫长,但是紧要的地方只有关键的几步,这几步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兵联”组织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政治报酬,所有“兵联”的学生差不多都直接升入了高中,他们的头头则直接进入工厂,农转非当了工人,再由工人慢慢转干,成为国家干部。许多人都知道刘少奇的“入党作官论”,却很少有人谈及农转非也是作官很关健的一步。中国对农业人口的歧视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一个农村户口的人最多只能当到村级干部,当国家公务员的第一步就是“农转非”。“兵联”中有一些学生参军后,学校则写了为他们评功摆好的信,直接发到部队,为其以后升迁铺垫基础。我于69年在河北老家参军,学校知道消息后,也急匆匆地写了信,历数我在学校的劣迹和罪恶,追送到了部队。

80年代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都认为那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象苏联的解体、半吊子改革一样,只有罪恶,没有执行罪恶的人,所有罪恶都由“四人帮”承担了,除他们四个之外都是好人,都没事了,“不再争论”并且都“向前看”了。造反派们运动中所创造的政治利润到现在还在享用,甚至延续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都成了国家的精英。前几年,我有几个当了局长、部长、和“党委书记”、镇长的“同学”托人给我捎话儿,说要和我在一起喝酒叙旧。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问题上我只对这一点“又臭又硬”,罪恶不得到清算,正邪不区分清楚,就没有和解,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和这些人坐在一起,我这也是“对事不对人”。

我们的学校很小,受灾也不是最严重的,但他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全国文革受难的情况。经过文革,学生们荒废了学业,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知识被当作罪恶,造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的青黄不接,人的思想被扭曲,政治投机蔚然成风,人人相见似敌,其余毒影响至今不减。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文革中的一些事件,我们就会低估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2003年《羊城晚报》有一篇题目叫《无法幸存》的文章,文章说:“当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常日子忽然被撕裂,不幸的人死于噩梦中,幸存者活在噩梦中,也许后者尚可茍且生活,但创痛不会平复,幸存者无法幸存。”事实正是如此,文革的每一个受难者都有一个家,他们的死给其家庭带来的伤痛是无法平复的。张丕林、姚志敏的死也为他们的家里带来灾难。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历经魔难,幸免于死,是苟且生活在噩梦中的幸存者。李铁城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和文革前判若两人,再没见他打过篮球,而在文革前他是球队的前锋;李国福老师过早去世,死时只有五十几岁;张丕树老师文革后长年瘫痪在床,我来学校任教时曾和曹式敏老师去看望他,他早已不能说话了,但当我们谈到文革时,他情绪激动,胳膊一抬很高,不住地砸床铺;李得良老师去了别的学校任教,但那个学校的老师们说他精神有毛病,不能再任课,后来又回到我们学校,在学校干一些勤杂工作。这些老师都可以说是幸存者,但正象《无法幸存》的作者所说,他们也“无法幸存”。

王庆坨中学在80年底迁到了新校址,我上学的那个学校成了一个大队的小学,后来小学也迁走了,但校址还在。由于那里曾经是个庙宇,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来电话,说要在那里重新建庙,我觉得不妥,建庙宇虽属善事,但完全可以另择新址,这个校址不能动了,应该留着它,并对它进行一些修缮的工作,然后挂起牌子,写上“王庆坨中学旧址”,它是一段儿历史的血泪见证。(全文完)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hinamz.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