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华裔作家张戎(Jung Chang)和她的丈夫乔恩.哈里迪(Jon Halliday)推出新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Story)，三天内，八万册精装本销售一空，跃居亚马逊网非小说类排名榜榜首，成为英国畅销书第一名。世界各大媒体也纷纷采访张戎女士和报道此书出版的盛况，有媒体称：这部新的毛传“将震惊世界”。

西方出版的毛传不算少，张戎女士的毛传还能引起轰动，可见这本书确实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其中的故事之一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之所以能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一笔秘密交易：中共是苏共的政治儿子，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骨肉儿子。蒋介石意欲消灭斯大林的政治儿子，斯大林就把蒋介石的骨肉儿子扣为人质。如果蒋敢于剿灭斯大林的政治儿子，斯大林就很可能杀掉蒋的骨肉儿子。所以，蒋介石在围剿中共红军时，屡屡有意让红军在重围中得以逃脱，就是为了换取斯大林释放他的儿子——蒋家王朝的最后继承人蒋经国——当时已被扣在莫斯科当人质。

关于这段史实及其背后的交易，曾经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盛岳先生，在其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东方出版社2004年限量发行版）也曾谈到自己的观感：“后来我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把蒋经国抓在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蒋经国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情可以加以利用。”

大陆出版的《蒋经国自述》的第二部分《我在苏联的生活》（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提供了更详尽的相关史料，该书附录中的覃异之所写《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一文，也有一些相关史料。

蒋经国年轻时是非常激进的革命青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还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先后参加了四次反帝游行示威，并被推举为浦东中学的领队，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为由开除了他学籍。后来他去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进入了由他父亲掌管的黄埔军校。在军校期间，他受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三民主义的感召，支持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决定去苏联留学，遂去北平吴稚晖所办“海外补习学校”学俄语。在北平，他通过邵力子的介绍认识中共领袖李大钊，通过李的引介认识了许多苏联人。

蒋经国到北平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而抓进警察局，关了两周。获释后回到广州探亲，并加入黄埔军校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行列。1925年10月，蒋经国由广州乘船前往上海，再由上海启程前往苏联，旅途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1月底才抵达莫斯科。

1925－1927年期间，蒋经国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仍不改激进革命青年的政治倾向。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日，蒋经国参加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集会，会议被激愤的气氛所笼罩，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通过了一项决议：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蒋介石。电报的落款是“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党员”。

在此次谴责蒋介石的会议上，蒋经国的发言最为醒目。据盛岳先生回忆：“在电报通过以前，很多学生，包括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们在内，都发表了演说，他们走上讲坛严厉批判上海的四一二政变。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同学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1927年4月16日，苏共第二大报《消息报》报道了此次会议，特别提到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反蒋示威，还引述蒋经国在留苏的中国青年会议上的表态：“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

1927年4月24日，汉口的《人民论坛》报在第一版发表蒋经国谴责其父蒋介石的公开声明。声明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尽管蒋经国的公开表态，大有根绝父子之情的激烈，但“四一二政变”导致国共决裂和蒋经国站在斯大林被批判的托洛斯基一边，苏共和中共都不信任蒋经国。1927年，蒋经国从中山大学毕业，想与一群同学一起回国，但苏共没有批准。从此，蒋经国与国内完全隔绝。他说，“从前虽然每封信都被检查，我仍然可以和亲友通信，现在我就连写一封信都不能了。”“我热切的希望回国，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我的政治活动却受到中共严密监视。”“中共发现了我给父亲写的两封信后，更大为紧张。事实上，从1928年6月至8月，我隔一两天就给父亲写信。每封信我私下阅读两三遍就毁掉了，但那两封仍留在我身边的信，被我一位同学拿去交给共产国际。……两封信写的不外是我的思乡之情及对过去的荒唐行为的自责。……但中共代表团的向忠发却以之为借口，要求苏联政府逮捕我。”

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党内整肃运动，蒋经国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浙江帮”的首领，“还说该团体是在我父亲指示下组成，并由他提供经费。”

1930年－1932年，蒋经国先到莫斯科狄拿马电器厂当学徒工，后又因与王明的冲突而被派到莫斯科郊区石可夫村当农民，再后来又于1933年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艾尔它煤矿当矿工，与那些被放逐到此的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一起下矿井，过了九个月“饥寒交迫”的日子。1933年十月底，他被调到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

从1934年8月至11月期间，苏联内政部突然对蒋经国进行严密监视，每天都有两人跟踪他。蒋经国对此的感受是：“我几乎连一刻的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我像个囚犯一样。在三个月里面，我除了工厂和宿舍外，什么地方都不敢去，更不用说找朋友了。当时我随时都可能被捕，特别是晚上。”

对蒋经国的监控于1934年12月结束，苏共内政部乌拉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把蒋经国叫到办公室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你不愿意回国。

蒋经国拒绝这样做。

1935年1月，共产国际把蒋经国召到莫斯科，此次出面接待他的是苏共的宠儿王明。王明对他说：“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你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

蒋经国因能给家人写信而高兴地答应了，但王明拿出的却是已经写好的信让蒋经国署名。两人就信的内容发生冲突，蒋经国拒绝署名。双方往复辩论了三天，仍然僵持不下。第四天，中共派来蒋经国的一个朋友前来谈话，他对蒋经国说：“假如你接受信稿，将来还可以有机会返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捏造罪名。”无奈，蒋经国在压力下只能屈从，在加上一段他自己话后，同意署名。

得到蒋经国的署名后，苏共内政部部长和王明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骗局。苏共内政部部长看了王明代写的信稿后，命令王明将其毁掉，并同意蒋经国重写一封亲笔信。蒋经国当然高兴，很快写完。在信中，他只讲自己在苏联的生活，而不敢提自己急于回国的心情。但蒋经国后来才发现，王明代写的信根本没毁，而是已经寄回国内。他知道后说：“这对我有如晴天霹雳。我因此忧愤成疾，在医院住了十三天。”

1936年1月，蒋经国又在苏共威逼下，写了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发表于《真理报》上，美国《纽约时报》曾于1936年4月29日刊载了公开信的摘要。但“西安事变”逼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蒋介石主动抗日的决心，斯大林才最终同意放行蒋经国。覃异之也说：“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同意。”

1936年12月12日，国内发生“西安事变”，蒋经国得知后父亲被软禁后，焦急万分，专门跑到莫斯科邮寄写给父母的信，还同时写信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马上回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知他可以很快回国，条件是要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保证回国后不与中共作对，也不能替托派说话。蒋经国按照中共的要求做了，但并没有被放行，反而他的行动受到进一步限制。他们免去了他的副厂长职务、取消了他的共产党候补党员资格，不让他参加会议，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他只好再次回到乌拉山区，只靠妻子一人的收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坚决要求放他回国。一周后有了回音，叫他去莫斯科，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你意下如何？

苏共的放行及其对他的友好态度，甚至让他感到突兀。王明也主动来看他，态度之客气，“前后真有天壤之别。”蒋经国离开莫斯科时，苏联副外长亲自送行，还嘱咐他一定要“问候蒋总司令及贵国外交部长。”

蒋经国感叹到：“1937年3月25日，我携眷离开莫斯科，结束了十二年的噩梦。在这十二年中，我本人沦为人质……”

也就是说，蒋经国在苏联呆了十二年（1925－1937），好日子只有前两年，因为1925年－1927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其余十年，蒋经国在苏联过着受监视、被流放的“人质生活”，因为1927年－1936年是国共分裂、蒋介石不断围剿中共的十年；西安事变后，蒋经国终于结束了人质生活，因为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围剿中共、国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2005年11月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