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近年来思想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国进入市场化社会和资本社会所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越来越密集，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效率，以至于长时间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被政府悬置起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而且，中国的官方高层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较为合理与稳定的策略，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演变与政权颠覆危机（如1989年事件）。这样看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之中，即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模糊化、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社会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情况。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态已经日益向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和演变，然而中国主流的政治家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间社会则愈来愈倾向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西方化演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民间与官方关于实质社会形态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往往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识模式之中，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形态并非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即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而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化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专制化与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即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然而，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家吴思曾对“权贵资本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和分析，吴思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官家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我认为吴思的解释和定义是合理的。

何谓“权贵资本主义”？从名词概念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为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贵族、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国家经济政策或通过投机行为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大企业主和大商人，人一“富”则“贵”，“贵”则有“权”。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国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今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仍然比较模糊。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至于提“权贵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而提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准确。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中国的社会形态特征，我特地引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权贵资本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从词义学上说，也是个复合型名词。“权贵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权贵”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的出现却又打破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所以提出“权贵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为了同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相区别，我这里特别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而非纯粹的政治形态或经济形态，在这里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第二、我们首先不要被先验的陈旧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所左右，即要抛开那种单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的陈见。这是一种文革式的粗暴判断，也是一种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不必紧紧纠缠。所以，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带有先验的政治伦理预设；第三、“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业资本的局面。以此两点观之，中国既未在政治形态上进入资本主义层面，也未在经济层面形成成熟的商业资本，而仅仅是权力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合谋，其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集权政治。

为什么说中国在政治形态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预设：一是以宪法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思想；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先导的政治伦理的形成；三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然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没有充分实现。宪政思想在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100余年的发育与生长，然而却并没有扎下根基，中国主流政治层面的宪政意识相当缺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的宪法政治的局面，没有形成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权力运作模式。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发轫并传播，但当执政党取得绝对性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并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日益盛行，但仍然基本上停留于学术层面和民间意识形态层面，而没有进入到官方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多党竞争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政党制度层面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什么必须是多党制而非一党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绝对控制地位，而资本主义执政党则由占绝对商业资本控制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政党所充当，这就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政党体制是一种寡头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家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形态却是以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为政治伦理基奠的。从这种程度上，中国既未出现资本家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也未出现多党竞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而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从经济形态和经济伦理角度说，中国虽然出现了市场经济，虽然出现了商业资本，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化，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带有着太多的政治权力色彩，这并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即使是经过再漫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哪国都一样，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自由化的高调，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这恰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因为，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有资产私人化，而实际上却使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在中国经济要不要自由化、市场化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看来，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的路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不实现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绝对没有前途和出路；但是中国的问题即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失去政治航向，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层面的改革，那么，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但是，中国目前却仅仅进行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却没有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的经济改革必然会是瞥脚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作为依托的自由化必然是半自由化或伪自由化。所以，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是一些人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有“权贵社会主义”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实际上中国是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与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名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真正的社会形态。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体系建构的问题，而是马克思的学术体系在后来具体的现实社会发展中遭遇了变异。社会主义在学理上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背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在发展中遭遇了变异。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贵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不是中国社会所应该主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是权贵阶层控制着中国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资源，不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贵社会主义”则是由官僚阶层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则毫无社会话语权。“权贵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权贵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一种专制集权主义。在社会形态上，中国既不需要“权贵资本主义”，也不需要“权贵社会主义”。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产生；防止“权贵社会主义”，是为了防止专制集权主义在中国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