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曾经积极支持苏联政权的法国作家纪德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纪德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款待、精心安排参观项目而成为其吹鼓手，也没有迫于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压力而保持沉默。相反，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嗅到了那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弥漫的血腥味，纪德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国，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受压抑、更胆怯（受恐吓）、更附庸化。”纪德对苏联的尖锐批评，立即被淹没在当时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唾沫之中。然而，纪德所揭示的还只是斯大林帝国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希特勒帝国仅仅肆虐了十多年，随着二战的结束，纳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那么斯大林帝国则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在斯大林死后，其思想体系及其制度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因此，斯大林的罪恶甚于希特勒的罪恶。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一场不亚于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政治迫害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仅仅是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本人的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可怕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尽管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两位作者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读者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的变迁以及晚年斯大林的心态有了崭新的认识。因此，这本书“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一）历史视野之外的苏联反犹运动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百岁老人、有“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维森塔尔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却将漫长的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维森塔尔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他颁发勋章时所言：“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也是同样的事业，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决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幽深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战无不胜的“杀手锏”。《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反犹政策——这是一场历史视野之外的、规模巨大的反犹运动。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革命领袖中便有托洛茨基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沙文主义历史传统中对犹太人的蔑视和排斥。在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又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并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肆无忌惮地重弹其反犹老调，继承起希特勒未竟的事业来。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真理报》发表社论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他们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三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管、公务员和商人被无情地传讯，失去了职位，并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瓦格纳的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了。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了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了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做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要重新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纪律，使已逐渐消失了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并且策动与西方的战争。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了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的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死神迅速降临，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把他们看作是“死囚”了。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于那些在监狱中冤死的犹太医生，对斯大林来说根本就只是一批囚徒的番号罢了，他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愧疚。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虽然未能全面实施，但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剥夺了尊严和生命。这些罪行并未像纳粹的罪行那样彰显在光天化日之下。维森塔尔曾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二）流氓是“恺撒王国”真正的主人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斯大林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换言之，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一种粗俗的催眠方式巩固其绝对权力，而类似于“医生阴谋”的案件正是其用来实现催眠效果的绝妙材料。

斯大林的长期当权以及为所欲为、不受制约地作恶表明，流氓才是“恺撒王国”真正的主人。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洞悉了俄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专制主义精神传统，他用“恺撒王国”这个概念来定义此种传统。斯大林是这样一种“下流人”：他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当他中风之后摔倒在别墅冰冷的地板上时，他最后一刻拥有的意识，一定是上帝对他的嘲弄——正是他亲手制造的“医生阴谋”案件，使得克里姆林宫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状态，甚至使得最高领袖本人也丧失了最佳的疗救时机。斯大林是权力运作的大师，权力也将斯大林异化了，正如布伦特和诺莫夫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的残暴不单纯是妄想狂和头脑发热的结果，它是一种混合物，将残忍与谨慎，妄想与精明，孤立的野蛮行为与对于人的本性的极为现实冷静的把握糅合在一起。这使得斯大林这个人对于它的追随者和它的敌人来说都是同样危险的，又是同样的令人着迷。他的阴谋几乎具有几何性质的精确。”这种“流氓当权”的格局是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别尔嘉耶夫早就敏锐地预见到了此一悲剧，“胜利与统治地位总是意味着辩证的蜕化以及向着与曾为之而斗争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的转化。一切革命都是如此”。晚年的斯大林本应是一名呆在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这个病人却主宰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他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全国上下便一起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这就是绝对权力的可怕——“权力自己在播种恶，常常成为恶的由来。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以为此设立界限。但随后，为恶的权力的统治设立了界限的那个权力本身又成为恶的。这以循环是没有出口的。”

斯大林杀害了无数医术精湛、心地善良的犹太裔医生，更破坏了苏联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信任感。斯大林未能活到“万岁”，当他死在自己的屎尿堆中之后，赫鲁晓夫迅速开展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当然，这场运动随着赫氏的倒台很快又被中止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期才得以完成。对于这样一个“恺撒王国”的独裁者来说，我们期盼的不仅仅是其肉体的死亡，更是其意识形态的死亡。虽然今天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曾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为斯大林干杯”这样的荒唐话——也许跟其前克格勃官员的身份有关，但在我访问俄罗斯期间，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从未见过一尊斯大林的塑像，而在斯大林时代，其塑像像森林一样布满城市和村庄。人们告诉我，刽子手是不会被怀念的。这就是我对历史的信念所在。由此，英国哲学家波普乐观地断定了独裁者和独裁制度必然败亡的规律：“所有的独裁者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布流血的手段来更替政府。独裁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了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所以，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的是：杀死斯大林的正是斯大林本人，埋葬苏联帝国的正是斯大林主义。

 （三）魔鬼是怎样炼成的？

 　　掌权之后发誓要清除斯大林主义毒素的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经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将那些牺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堕落。”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的家庭中都有亲人死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因此他深知过去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布伦特和诺莫夫在本书中所引用的一份官方文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许多囚犯处于“健康几乎崩溃和心理极度压抑的状况”，这份文件还略带感情地写道：“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做人的尊严。”两位历史学家感叹说：“失去‘做人的尊严’的岂止是医生们，这个处于极度的不信任和国家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中的社会，到了文明能够忍受的极限，它破坏了全体人民的‘做人的尊严’，构成了对全球文明的威胁。”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矢志改革的动力所在，他宁愿失去权力，也要让人们真正告别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戈氏是成功者，所以他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说：“直面于亲友的目光，我一点也不感到愧疚。将俄罗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将政治犯解放出来，而且，打破了那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监狱的铁幕，这一切不正是我艰难地活着挺过来的收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地预见到了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将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国度。在《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中，两位历史学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下，其安全机构从主管到喽啰们是如何的卑劣、残暴和道德败坏，该书用无数的细节回答了后人关于“魔鬼是怎样炼成的”的疑问——制造医生冤案的命令是由斯大林亲自下达的，其实施者则是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和侦察员们；一个大流氓之下，还有成千上万的小流氓为之效劳。其中一个“戴着白手套的侍者”，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专案重案调查局局长留明。留明是斯大林体制的典型产物，他的一个同事描述他是“半开化的、愚笨的、天性上自我中心的一个骗子，他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把死的说成是活的”。留明身材矮小，秃顶，肚子微微有点凸出，斯大林虽然自己也不高，却蔑称留明为“侏儒”。留明是一个残酷的、狭隘的、粗俗的、总是心怀恶意的人，其安全部同事对他又怕又爱。留明积极地折磨和审讯由他负责的犯人，包括他的前老板阿巴库莫夫，据说留明第一次审讯这名安全部前部长时一拳打在他的嘴巴上。当有必要适应现实之际，留明就熟练地伪造供词。他持续审问那些年迈的医生，导致多人死亡。他不怕同事的谴责，因为“老大哥”欣赏他的残忍。这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农民子弟，这个曾因贪污而被免职的农村合作社图书馆的管理员，迅速地成为克格勃高官，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他懂得那个更大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自己完全是他的工具——他的行为反映了这些比他更有权势的人的行为。他的成功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他害怕他对别人作过的事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最终果然如此。”因此，留明刚刚三十八岁就火箭般地升任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却又于两年之后被逮捕并被处决。

这是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斯大林最懂得如何启用和控制小人，并将他们榨干之后消灭掉。克格勃的历届领导都被“当家的”除掉了，可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盼望着这一令人畏惧的职位。在斯大林的督促下，克格勃这台从不停止的机器开动全部马力，夜以继日地审讯那些所谓的“犯人”们，并给出领袖所期望得到的一切供词。我曾路过莫斯科那栋令人魂飞魄散的克格勃大楼——在这里，昨天的审讯者却又沦为今天的被审讯者，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留明……那些参与制造医生冤案的相关人员大都被卷入了这台巨大的绞肉机，尸骨无存。

于是，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帝国中，表面上是“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理想，事实上却是小人当道、好人遭殃、谎言遍地、良心泯灭。犯罪活动以国家的名义批量实施，魔鬼以救主的姿态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颅。这是一个邪恶的“反义社会”——报纸上的每个词语都必须置换成它的反义词。这样的生活损害了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肉体，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无论是沉默者还是反抗者。当我阅读着这血迹斑斑的书页时，暗自告诉自己——我们不能接受魔鬼的诱惑和逻辑，否则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那样：“不管标榜有多么伟大的目的，但犯罪总归是犯罪，再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目的，也不能将困苦转嫁给那些无辜的人们以求其正当性。而且，剥夺了人的幸福这个惟一的生命之意，即使成绩再辉煌的所谓‘进步’，我们也应该拒诸千里，予以唾弃。”犹太医生们的呻吟与呼喊从囚室的最深处传来，从字里行间中传来，直到今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以恐怖来实现的稳定，乃是一种超级的不稳定状态。曾经强大无比的斯大林帝国，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一九九一年那缀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落下的瞬间，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在别墅中倒下的瞬间，具有同样的戏剧性和内在的关联性。戈尔巴乔夫是惟一真诚面对苏联帝国罪恶的前苏联领导人，让我们记住他的忠告吧：“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是没有过去的，如果没有了‘记忆’也就不可能有责任感。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所生存的时代，更不可能客观地去看待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结果则是丧失了一切的记忆，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