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回忆:给“黑帮”平反

曹维录

 

到66年的秋天,学校里一片混乱,差不多一半的老师被打成黑帮,教室里的课桌胡乱摆放,不上课了,学生在校里校外到处乱跑,有些人就聚在一起聊天,还有些人写大字报和看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热情有点减了下来,造反、破四旧、斗“黑帮”的劲头也有点过了,许多学生都感到了空虚和无聊,只有少数的一些学生还到“黑帮”室找碴儿。就这时候开始全国大串连,就象是有人故意安排好的一样,学生们又找到发泄热情的地方,纷纷走出去,到全国各地玩儿去了,真正留守的不多。我在这时也组织了十多个人,步行到北京串联,在这次串联中,我们碰上了毛泽东的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串联回来,就到了年底了。工作队早就撤走了,学校变得很冷清,冬季的风吹着院子里的残枝败叶,大多数学生在外边还没有回来,老师们一般也不出屋走动,“黑帮”室的老师还被关着。

当时正赶上“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内容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的老师和学生”,我想,这正是为那些“黑帮”教师平反的机会。我找到了我的两个朋友,对他们说:“吴功勋(驻校工作队)在我们这儿没干好事,整够了老师,他自己走了,我们把他揪回来,给老师们平反。”没想到的两个朋友不敢去,他们说:“吴功勋是哪个单位的我们也不知道,再说,我们几个孩子能让他跟我们来?”我说:“反正我去定了,你们不去,我个儿人去。”就一个人去了县城。

我在县城呆了两天,居然在路上巧遇了吴功勋。我上去和他打招呼说:“吴同志!”他说:“哎,你不是王庆坨中学的吗?”我说:“是,我是来找你的,你要跟我回去。”“跟你回去?跟你去干什么?”我说:“你把那么多教师都打成黑帮,我们去给他们平反。”他站在那里想了想说:“是得去给他们平反,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两天之内去你们学校。”我说:“好,我在学校等你,还有,你写个检查,行吗?”他说:“行,我写检查。”

两天后,吴功勋来了,我们就和学校原先的文革小组在一起讨论平反的事。我的意思是“一锅儿端”,所有现在被关的一律平反。我意见受到所有人反对,成了绝对的少数,他们说,白振东是当权派,是运动的重点,不能平,右派是反右时就定性的,不能平,还有那个周永祥,说话反动透顶,也不能平。我就和他们争,我说:“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振东没定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右派是过去定的,现在他们没有新错误;周永祥是文盲,不会说话,不知道哪句反动哪句不反动。”我们争来争去,最后同意除教师们之外也给周永祥平反,其它的可以不再管制,出入随便,象以前一样。

我们还定下来:平反大会面向社会,全镇社直单位参加,我当大会主席,我的发言稿由一个政治教师为我写,并拟好平反人名单。会议的内容定为:大会主席讲话、宣布平反人名单、工作队的吴功勋作检查、受害教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代表发言等内容。为保障大会开好,我们准备在三天后召开,马上撤掉“黑帮”室。

平反大会的主席台搭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学校留守学生和教师不多,但社直各单位都有人来,还来了许多农民。大会没有给他们准备坐位,他们有的自己带了坐位,有的农民们就坐在地上,还有些人站着。人很多,场面上是有了,但会却开得很不成功。临到开会时,我才发现我的讲话稿是拟稿的老师从《活页文摘》上抄下来的政治文章。但我想,我的讲话不重要,只要不反动,好歹念念算了。老师们平了反就行,也不见得有人能听出我的讲话是抄来的。最糟糕的是后边,我们没有按事先拟定的程序进行下去。

当会开到受害教师控诉的时候,忽然张丕林跑上来,又哭又喊,不断地诉说他被廹害的过程。他拿出了血衣给大伙看,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一个个指名道姓地说都是谁打他,侮辱他,折磨他。他声泪具下地说:“我姓张的,一个人供全校吃水用水,没着谁,没惹谁,平时话都不多说,我得罪了谁了,往死里整我?我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我给谁喝的水里下毒了?我把谁家房子点着了?我跟谁有什么仇呀?!”

张丕林是运动中受害最深的,虽然这次平反中没有他,但对他我很同情,我没有拦他,让他随便说。没想到他的控诉引起了下面农民们愤怒,他们似乎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关心谁挨了打,谁打了人。人们一下子全站了起来,往主席台跟前涌,有人喊起了口号,要把当时幕后指挥打人的教师揪出来。还有人进了学校,把当时文革小组的老师都拉了出来,并排着站在主席台上,也有人上来按他们的头。这几个教师没有反抗,看样子他们要是反抗,当时也会挨打。我这时也没了主意,毕竟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没见过这世面,只能任其发展。平反会变成斗争会,但没出现打斗现象,对这点我很心安,心里宽慰自己说,反正教师们都解放了,目的总算达到了。

事后那几个老师和造反派的学生不干了,他们和我说:“你这是什么平反会,一个右派分子,上台大喊大叫,控诉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这简直就是反功倒算!你大会主席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我说:“那么多人都起来了,我管得了吗?再说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足以矫枉,大方向没有错。”他们说:“你这是站在右派立场上说话。”我说:“你们都是老师,我敬重你们,但你们不能给我扣帽子啊。”他们又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我说:“那好,我和你们说,你们把老师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没人怎么着你们,平反会你们上台站着了,我也没坐着。想想他们这段时间受了那么多罪,我们受了这么一会儿又怎么了。”

这几个教师和学生又和我说了许多,那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和那些“黑帮”比,那些人虽然平反了,但毕竟是有些问题的。而他们,找上三辈儿去都是清白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好人,怎么能放在一起比?我不善强词夺理,被他们说得答不上话来,只好硬着头皮不了了之。

这之后,我再也没和这些人上一起去,各走各路,随着运动往前走,在后来组织各种“红卫兵组织”时,我和这些人成了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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