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这段话出自巴金1980年9月写下了的《说真话》一文，其中有忏悔，有痛苦，有无奈，有不平，有反省，在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假话、谎话之后，当他再次拿起笔，他终于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喊出了“说真话”三个字。也就是他晚年立足于说真话的《随想录》，使他最后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为他自己、也为中国文学界挽回了一点点荣誉。

　　今天，当101岁的巴金离开这个世界之际，回顾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真正的文学生涯也无非是二十年，更多的岁月被浪费、被虚掷、被掏空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巴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在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之后，他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再也没有写出象样的作品。在一个文学被政治取代的时代里，如他自己所言，他所留下的都是一些豪言壮语，他不仅失去了创作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甚至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了。这是民族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也是文学史上一段惨淡的空白。多少富有才华、创造力、正当人生壮年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命停滞了，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他们的悲剧固然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也许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什么。但是，正因为最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才让人感到揪心的、彻骨的痛啊。

　　直到晚年，回首1946年完成的《寒夜》，巴金还经无比骄傲地说，“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否定了。”作家本来就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巴金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他内心真实的声音，表示了他对黑暗制度的反抗。当越来越聪明的作家集体“失声”，面对社会丑恶视而不见，以玩弄文学为乐，以文学作进身之阶，以文学为摇钱树时，我们再也不会有《寒夜》，不会有“急流”。此时，重温巴金的“说真话”尤其具有几分悲壮感。

　　在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路上，“说真话”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它提供了一条底线，公民的底线，一个不讲真话的民族的没有出息的，也是可怜的，在蹲过牛棚、亲身体验了荒谬年代的折磨之后，巴金在古稀之年，才明白生活在谎言中是多么可怕，才开始呼吁讲真话。他说早在1837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可惜的是他的忏悔和反思都还刚刚开始，他的“讲真话”没有继续下去。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六四”之后，他对那场无情的杀戮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话，“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巴金当然远远没有做到。就一点而言，巴金提倡的“说真话”，不仅和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抵抗谎言，和捷克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和那些为了说真话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本民族志士不能相提并论，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顾准……他们说出真话的勇气，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人格力量，都是巴金所缺乏的。即使在巴金提倡“说真话”之后，也有翻译家杨宪益、剧作家吴祖光这样坚持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道义担当和凛然风骨都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巴金的文学成就，读者和学者自有各不相同的判断，对于他走过的百年人生，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天平是公正的。无论是拔高巴金的文学成就，还是夸大他在“说真话”方面的作为，将过于炫目的光环笼罩到他头上，都不是说真话的态度。我之所以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心中对这位真诚的世纪老人充满了敬意，对巴金说真话，不仅丝毫无损于巴金的形象，正是基于对他的尊重，相信他喜欢听的也是真话，而不是假话。毫无疑问，对巴金最好的悼念就是说真话，不断地说出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