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风靡全国的“超女”，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再次露出霸道和心虚的脸来，连平庸的快乐都不允许：据境外媒体10月7日报道：中宣部和广电总局都对“超级女声”持有争议，认为该节目的后期炒作过火，湖南卫视难以控制舆论的局面，传出“同性恋”、“评委黑幕”、“选手被包养”等非常负面的新闻，有关主管部门对湖南卫视继续操办“超级男声”的能力表示怀疑，因而毫不留情地枪毙了“超男”方案。

　　亿万人齐看“超女”的盛况，的确凸现了大陆人极度的精神空虚的一面，只能靠平庸的娱乐来填充：六四以来的大陆文化，的确是平庸娱乐和轻浮煽情泛滥成灾，而高雅品味和严肃关注的基本缺席，“我平庸，我快乐”代替了“我是流氓，我怕谁”，变成新世纪国人的时尚。

　　但在畸形的中国社会，政权、资本和精英共同操作着商业文化的消费市场，从来没有那种纯娱乐纯商业的干净，而大都是龌龊的官商结合与堕落的攀比消费，更是冷酷的后极权独裁和犬儒化的大众找乐融为一体，是春节晚会式的伪盛世、伪民俗和伪道德的狼狈为奸。它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是知识的权力化和金钱化的必然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所以，轻浮平庸的娱乐泛滥的主要祸魁，既不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利益驱动，也不是大众的素质低下和趣味庸俗所致，而首先是官权基于稳定第一的策略，全力纵容平庸的娱乐所致；其次是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

　　小康时代的大众文化狂欢是被强制的狂欢：六四后，在正义感严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释放的无奈之中，人们要么转向追求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气功，要么转向对金钱的贪婪和纵欲享乐，商业文化的泛滥也就水到渠成。在强制性的言论垄断之下，只允许歌功颂德而不准揭露批评，只允许虚幻的阳光灿烂而不许正视真实的黑暗，只允许公权力作恶而不准民间反抗邪恶，只允许伪造历史而不准记忆真实，只允许发家致富而不准保持尊严和独立，只允许向青天诉苦并等待青天的开恩而不准自己争取权利并消除困难……贯穿于整个后六四时代的小品化风格的畅销和民间笑话的走俏，泛滥于新世纪的二奶热、选美热和肉身展示，表征着恐怖政治和跛足改革所制造的民族精神的糜烂。

　　在政权的硬性恐怖和柔性收买之下，被逼入集体的说谎、失忆、驯顺、懦弱、冷酷……的人性死地，精神上的懦弱和猥亵造就了数不清的文化流氓，玩味《红楼梦》中女性角色的文人是道貌岸然的流氓，歌颂昔日大帝的文人是借古媚今的流氓，制造大众娱乐狂欢的制作人是不择手段赚钱的流氓，似乎今日的国人，也就只能用昔日跳“忠字舞”狂热来投身小康时代的大众秧歌式狂欢，用知足常乐的奴性营造着莺歌燕舞的盛世和幸福欢笑的生活；逐利竞赛和富贵攀比成为中国最激动人心的事业，没心没肺的小品化娱乐成为个人精神小康化的唯一目标。

　　但是，大陆的小品不是美国的“脱口秀”和港台的“肥肥姐”或“瓜哥”，决不会很单纯地“为娱乐而娱乐”，而是要“寓教于乐”，使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洗脑功能，一定要在浅薄、无聊、庸俗、恶心的调笑中，加入大量主旋律煽情：太平盛世、民族自尊、共同富裕、抗洪救灾、计划生育、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反腐倡廉和真善美说教……有人说，当下中国，除了“假货泛滥是真的之外”，就再找不到任何“真的”。从政绩工程到商业炒作再到学术造假，从个体作坊造假到大公司造假再到统计作假，从假食品到假药品再到假处女，文化产品当然也不例外。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导致了“伪民俗”的泛滥。比如，全国各地的“民俗村”、各类节庆日的“民俗表演”、大城市建筑上的“传统飞檐”、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江泽民示范下风靡全国的“唐装”、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发动的幼儿“读经”运动，官方操办的祭孔仪式……而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生活——从赚钱方式到消费方式，从家居用品到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与遍布全国的“伪民俗”相配合的，是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换言之，风行全国的“伪民俗”，必然要求“咱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呀！”的伪民腔。它们实际上是在帝制遗迹八达岭长城之外，现代独裁在民族灵魂的沙漠上建起了一座伪民俗的“文化长城”。它是稳定第一的官方主旋律的娱乐化。正如那首春节晚会上的《知足常乐》的歌词所言：“说来说去是知足者常乐”、“常乐的人会好好生活”、“我们要无愧于父母和祖国”、“平凡的日子大家一起过”、“幸福的明天大家一样过”，……演唱结束之后，歌星冲着台下高喊：“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心平气和、知足常乐！”。

　　强制下的大众娱乐，必然导致文化生命的死亡和审美趣味的猥亵，比如，小品《谁怕贝勒爷》中的台词：“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没有米虫、没有石头子的米饭，那就是美！”与此同时，中共纵容的小品化调笑，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甚至连央视名嘴也表现出一种无奈。比如，能够把观众说出眼泪的倪萍，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主持节目，自己已经很麻木，只是服从组织安排。也就是说，舞台上的小品式狂欢是一种硬做出来的集体仪式，组织化的色彩斑斓和鼓乐齐鸣，精心排练的挤眉弄眼和骚首弄姿，按照主旋律节拍挤出的整齐划一的笑脸和掌声，在那只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的操控下，台上的戏子们是傀儡，台下的观众也是傀儡。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被奉为绝对真理的小康时代，作为当代大陆人特有的调笑大餐，傀儡化的舞台和小品化的调笑是冷酷的：除了既得利益之外，一切都是笑谈。它调笑一切崇高价值，是改革激情遭遇重挫之后的全民无奈的舞台化和程序化，是释放社会压抑和表达精神虚无的通俗形式，是世纪末国人精神犬儒化的准确外观：由愤怒到恐惧，由恐惧到悲观，由悲观到绝望，由绝望到虚无，一旦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在重挫之后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先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继而变成价值虚无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在行动上变成精于计算、甚至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之徒。他们视理想和道义如无用的垃圾，视超越价值和正义关怀为空洞的激情，视做人的诚信和尊严为愚蠢的自掘坟墓，也就把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利益交换，把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全变成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

　　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从江朱时期到胡温时期，中共独裁对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恰恰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残酷而全面的阉割。改革以来的物质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提升，两极分化中的灵魂贫困远甚于肉体贫困。

　　2005年10月11日于北京家中